朱自清先生谈新诗

——读《新诗杂话》

朱自清以散文为我们所称道，尤其是那篇《背影》。然而散文的盛名多少掩盖了朱自清其它方面的才华，譬如他的诗论。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言，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新诗杂话》是一册薄薄的小书，三联书店1984年据作家书屋1947年版排印的。《新诗杂话》成书于1944年，其中最早的两篇“新诗的进步”、“解诗”写于1936年，其它的文章都是1943年写成的，全书收文15篇及附录一篇。在序中，朱自清谈到写作此书的渊源，得益于厉歌天先生和李广田先生的引导。李广田是知道的，但厉歌天却非常陌生，后来查资料，才知道厉歌天当时担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与叶圣陶联合主编《笔阵》。他毕业于中央航空学校飞行专业。毕业后曾任飞行教官，与入侵的日寇先后升空6次作战曾获抗战勋章。著有专著《怎样学飞》，主编《牧野文存》、《历代笑话选》，《两种脚印》（小说），《克拉玛依颂》（诗歌）。

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的开篇首先肯定新诗的进步，“新诗是在进步着的。许多人看着作新诗读新诗的人不如十几年前多，而书店老板也不欢迎新诗集，因而就悲观起来，说新诗不行了，前面没有路。路是有的，但得慢慢儿开辟，只靠一二十年工夫便想开辟出到诗国的康庄新道，未免太急性儿。”针对某些“非诗”的议论，朱自清说到：“何不将诗的定义放宽些，将两类兼容并包，放弃了正统意念，省了些无效果的争执呢？”兼容并包是一个关键词，从来文艺上的论争，就是缺乏兼容并包的大度，作鸡虫之争。朱自清从五四走来，眼界大是宽阔，气象高远，绝非那种睚呲必报的绍兴师爷之徒可比。

作为诗论家，最见功力的还要看他的“解诗”之旅。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先生做得非常成功，他对新诗史上一系列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细读与分析。尽管诗歌标明的是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生存状态并不总是处在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之中，但细致的解读依然必不可少，毕竟诗歌需要面向读者，而不仅仅只是面向自身。一位伟大的诗人，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对心灵和精神的倚重，一是对观察和体验的领会。朱自清深知此种道理，指出“诗的境界就是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

朱自清先生才气逼人，他的旧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旧体好诗，譬如他的旧诗集子《敝帚集》、《犹贤博弈斋诗钞》。不过他把心血都倾注在新诗的发展之上，对各种诗歌理论和创作流派都密切关注。早在20年代，他就为白采的《羸疾者的爱》和潘谟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集《湖畔》写过评论。，细致分析了他们的风格特点。《新诗杂话》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新诗创作起了指导和推动的作用，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新诗理论建设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新诗理论之核心，按北大学者王瑶先生的话就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

英国评论家布尔顿在《诗歌解剖》里曾谈到“诗歌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般的文学意义讲，理性形式可以说就是内容。”朱自清先生对诗的形式也极为重视，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诗的形式”，他说：“20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他特别推崇诗人徐志摩和闻一多，认为：“徐志摩试验各种外国诗体，他的才气足以驾驭这些形式，所以成绩斐然，而‘无韵体’的运用更能达到自然的地步。闻一多则是第一个使人注意商籁体诗歌的人。”法国批评家布封（1707—1788）说过：“高明的写作，意味着高明的感觉，高明的思考和高明的表达。”朱自清先生或可当此。

有人曾经戏言，现在的评论就像是屠夫。朱自清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个切实而细致的沉思者，他只在炉边灯下思索着他的欣赏的解说与谨慎的希望，他在沿着一个清新的诗人与散文家的组织着经验的实际体会织成他的文章，比起那些不能虔诚地读诗，甚至读不懂真诗的“批评家”们的横行武断，这些论文展开了一种宽阔的风度，一种自然亲切的风貌（九叶诗人唐湜语）。

理想的文学评论应当起源于快感，每一次阅读的精神过程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本文欢悦。《新诗杂话》接近这种理想的境界，不以大词吓人，不以深奥的理论术语轰炸人。有人说，最伟大的诗歌应该是那种最富于强烈的感情，同时又具有坚实的内在逻辑结构的作品。好的评论同样如此，须是理性与情感的完美融合。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1944年），朱自清先生在《新诗杂话》里写下来了这样的篇章“抗战与诗”、“诗与建国”、“爱国诗”，以平淡自然的文字论说新诗，以情感的体温触摸新诗，让我们后来人读到以后，有一种月光如水的亲切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