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亚拉斯拉娃轶事 |
| 正文 | 我在我的空间里发了一组乌克兰国立基辅大学（КНУ）汉语教师亚拉斯拉娃·舍克拉暑假旅行的照片，不禁想写几句介绍她的话。 我是2008年6月在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召开的“远东文学问题”国际研讨会上认识这位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姑娘的。那次会议，主办方安排我做俄语发言组的会议主持人，大约因为我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论文多少都有一点发言权；同时我又会一点俄语，在到会的其他中国学者中占了一点语言优势。所以尽管我与这次同来开会的我国复旦大学的一些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们在国内的学术地位不能相比，但到了这种国际会议上，我还算出了点风头。亚拉斯拉娃就是在我主持的小组会上，做了一个题为《第一部中国诗歌文献〈诗经〉诗歌中的空间概念》的学术报告。她报告结束后，马上到午休时间了，我来不及多做点评，只能简单说了句：“感谢一位美女为我们做了一篇美好的报告。”大约这话引起了她对我的好感，拉进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从讲台上下来，她送了我一张名片，我也回赠了一张我的名片，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次年深秋，我突然收到亚拉斯拉娃发来的E-mail，说她要来中国旅行，想到天津来看我，顺便找一位研究中国唐诗的专家，咨询一些问题。我忙为她联系了我系教唐诗宋词的吴新生先生，同时问她要不要帮她定旅店、车票等等。她回答说，一切她都会自己解决。果然，过了不多几天，她到北京了，用中国的手机号码给我直接打来电话。原来是她自己在网上订了北京的一处单元房，半个月，租金700元。到北京后，她就直奔房地产中介，找到那家出租房住下了。还说，过几天她丈夫会来北京与她会合，两个人在中国玩一通再一起回国。在电话里，她说好第二天要来天津。 按照一般国人往来京津间的惯例，我估计她肯定是坐城际列车来，于是和老伴一大早就忙乎买菜做饭，想她无论如何中午11点左右能到我家了。但等来等去，总不见人来。再给她打电话，却是“无法接通”。原来她买的是北京本地通号，不能出市。这下我可没辙了。联系不上，干着急。等到午后1点半左右，一个陌生电话打来了，是她的声音，说她乘的是当时票价只有十几块钱的普通绿皮车，现在已到东站。我问她电话号怎么变了？她说，是找一个同车的中国人借的手机。我不禁慨叹：“这老外，真是太会过日子了！” 在我家匆匆吃了午饭，我带她去见吴老师，晚上就留她在我家住宿。我老伴本来就好客，见来了外国客人，更是忙前忙后，热情招待。亚拉斯拉娃对我老伴说：“您不要这样，我们喜欢自己做。”于是，我们给她安排好房间被褥，就不再管她了。她和我们聊聊天，给我们看了一些她结婚和旅行时的照片，然后漱洗、睡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方随便。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客气，主客双方反倒都很轻松。第二天一早，老伴准备了一桌子早点，想请这位外国姑娘尝尝各种天津风味小吃。但她只吃水果，而且还有限量，苹果、香蕉大约各吃了半只，只有她没见过的火龙果，主动要求吃了一整个。还说这些都是她爸爸告诉她的，要多吃水果，少吃肉。我原以为欧洲白种人都是食肉类动物，现在看来要转变观念，人家现在也讲养生，是素食者了。相比之下，我们富起来的中国人反而吃肉、蛋、油、糖过多，要不怎么出了那么多的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病人呢。 通过那次亚拉斯拉娃来我家，以及看到她寄来的旅行照片，我深深感到，欧洲年轻人的自立、自理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对比之下，我不由得为我们对自己孩子的娇惯感到由衷的忧虑。胸有大志的青年、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应该学学人家那种强壮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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