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必要的反对 |
| 正文 | ??赤贫的精神??上世纪九○年代之后，因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成熟和广泛普及，信息传播速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带有恶搞和痞子气息的新词新语持续出现，传统的语法结构被不断打破，引起了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高度关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讲，词语的生产是社会总体文化生产的重要表征，若以此理论来推断，中国文化复苏的伟大时刻指日可待。这一具有正面意义的理论贡献，并非我一厢情愿式的恶意杜撰，而是来自于各级文化部门的普遍共识。在这一泥沙俱下式的词语创造运动中，“脑残”一词的出现格外显眼，它因对世纪初精神病象的成功描绘而得到广大网民的普遍认同。饶有趣味的是，“脑残”一词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自我反省，反而成了一根凶恶无比的狼牙大棒，被各路“英豪”不断征用，成为掩饰自我病症的生铁盾牌。这一词语的被滥用，至少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世纪初的中国人，至少是多数中国网民，早已失去了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和耐心，粗暴的话语讨伐是他们唯一的武器。??这一切绝非空穴来风。从上世纪九○年代始，与互联网技术一起成熟并被广泛批发使用的，即所谓后现代主义话语。与传统的带有“崇高”美学特征的启蒙话语相比，后现代主义话语表现出罕见的嬉皮风格和迅猛的反叛姿态，放下包袱一身轻松。在理论的原生地，这一粗浅而不负责任的话语毒瘤，早已得到了无情的铲除和必要的清扫。然而颇为荒诞的是，在上世纪九○年代的中国，这一话语毒瘤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抵制，反而被当作香花美草持续引进，一些占得先机的后主们为自己终于站到了世界理论的前沿而洋洋得意。但如果我们对此稍加考察，便会发现，这一大规模的话语引进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发生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启蒙话语在极权主义的强力打压下，终于不得不有所限制，而一些更为聪明的年轻学人，瞅准时机改弦更张，话语的叛变由此得以成功推进。经过近二十年的迅猛发展后，后主们的面庞逐渐清晰，所谓文化安全的伟大使命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我们这时才发现，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终于露出了其孱弱的绵羊本相，被专制强权所征用，心甘情愿地充当帮忙与帮闲。??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后现代话语嬉皮的表象之后，是阴沉的前现代专制，借尸还魂大可不必，那是娘胎里带来的。长得越大，这一特征越为明显，一个荒诞的事实于此得以彰显：在“解放思想”三十年之后的中国，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重新掌控一切，个体话语隐而不显、胎死腹中。在社会领域，专制统治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即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崩溃和坏死，各类矛盾不断堆积、一触即发。一切都由政府掌控，看似稳妥保险，实则危机无穷。最近一段时间经媒体曝光，引起讨伐声一片的三鹿奶粉事件，是政府监控失效的最佳例证。缺少了社会监督这一维度，相关企业良知泯灭，权钱交易成为当然的法则。政府要捞钱，企业需上贡，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切都好商量：图财害命丧心病狂的勾当由此得以“免检”。在艺术领域，张艺谋执导的奥运会开幕式，被赞为“极权主义美学杰作”（陶东风语），堪称国家叙事的最高样板。从文化角度讲，同样呈现出一片夸张、怪诞的风景：在国家主义话语的掌控下，僵化的文化窝头持续占领市场，填充着人们饥饿的肠胃。而这样的文化进餐，无异于饮鸩止渴，它不仅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营养，反而严重损害了我们的消化系统，从此之后，任何有营养的东西你都难以下咽；娱乐致死成为新意识形态，老套的愚民政策悄然复苏。所谓黄赌毒之类的把戏，政府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理由是人们群众需要安慰和娱乐。而关乎每一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政治经济问题，则只能由“劳心者”为我们操劳。我们可以说，世纪初的中国人民，在被剥夺了物质的同时，又被剥夺了精神，他们只能在这种赤贫的状态中，持续进行艰苦的谋生活动，并将此作为最高的人生追求。??卑微的温柔??似乎从来都只有一个世界，坚持着它的冷酷和荒寒。我无法想象，在那些遥远的荒无人烟的时代，世界呈现出怎样冰冷的面相。当然也无法想象，人类何时诞生，以及其所经历的从单细胞动物到高等动物的漫长历史。人类学考古资料证明，在人类刚刚诞生的时代，人们经受着巨大的苦役，营养极为匮乏，因此寿命很短。但就是在这种与自然的尖锐决裂中，人类逐步摆脱了物质压迫的悲惨命运。虽然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彻底摆脱过。人类摆脱物质奴役的表征之一，即开始了他们悲苦的吟唱，或者是勾画一些简单的线条。有关艺术的起源问题，鲁迅坚决不同意所谓的游戏说，他指出：原始人在他们悲苦的劳作中，根本不可能进行有闲暇进行从事任何意义上的游戏活动。但我们即使是不假设任何可能有意义的前提，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艺术诞生了。而且，艺术并非从来就有——没有任何东西是从来就有的，即使是人类的某些物质器官，也是其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逐渐生成的。抛开某个具体的学说不谈，我认为，艺术的起源本身，至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如何艰苦的环境下，人类总有一种摆脱现实奴役而进入自由之境的形上之思。人类这种追寻意义的强烈脾性，有时甚至达到了堪称顽劣的地步，这在某些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身上有明显的反映。??论证了上述基本前提之后，再来检审现实，不免令人绝望——或许从来便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有太过热切的期待和追求，而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时空中，这都是不允许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抑制内心的强烈冲动，任饱满的形上之思汩汩流淌。或许会有干枯的一天，或因现实或因自身，但谢天谢地不是现在——在我们展开有效言说的开端，便埋下了廉价的乐观主义基调，这几乎不可救药。出于一种论述的方便，在意义的追寻方面，我依然选择将诗人之思作为自己的主要观察点。我曾在一篇短文中为当代诗人的悲惨命运进行辩护，毫无疑问，在那篇文章中，对诗人这一群体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我不久之后就发现，在某些诗人的身上，沾染了诸多类似于政治家的无耻染料，表演是他们基本的行为策略和话语方式。为沽名钓誉而不择手段，亦并非罕见。尽管如此，哪怕像数学工作者建构模型一样，我仍然坚持相信：在时代的巨大喧哗声背后，真正的诗人在无边的暗夜中彻夜难眠，进行着他们无休止的意义探索。??诗人们的现实境况：他们敏感的皮肤、嘴唇与每一根毛细血管，都渴望寻找一个卑微的寄托。因为现实世界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突兀而生硬的陌生存在，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渴望追寻。而这种绵长、坚韧如丝的追寻，对纬经分明的现实造成了一种侵犯——这种追寻过程本身所显示出的优良品质，反衬出他人灵魂的粗鄙和无助。（一位诗人朋友说，曾有某刊物想发表他的诗作，但他出于世俗的考量——怕别人说自己不务正业，拒绝了别人的好意。）于是，在嫉妒心的驱使下，某些现实权利的拥有者，必定要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对此加以追究，甚至通过扶植劣质样板的方式，对这种形而上学的持续探寻进行无情的摧毁。天堂迷梦，从来都是幻觉，聪明人早已抽身而退：以夸张的表演为世界抹黑，将一切意义连根斩断。而愤怒，只能是愚蠢的表达，赤裸的灵魂伤痕累累血流不止。??而另一种意义上的清剿，甚至可以说是阉割，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是我们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不少人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在我看来，学院派的最大功劳和能耐，即扮演一个辛勤的园丁角色，除了按照既定的模式进行永无休止的剪切运动之外，他们别无所长。而且更为荒谬的是，那些手握屠刀的技师们，不仅不为自己贫弱的创造能力感到羞耻，反而蔑视群雄自高自大。他们与僵化的学术体制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从所谓的学科建设角度讲，任何形式的精神探寻都被视为虚妄，花岗岩般的坚硬才是唯一的真理。坚守或放弃，已无关紧要。这个伟大而富足的世界，早不需要心肝。荷尔德林曾如是写道：在神圣的暗夜里，他走遍大地。伟大的诗人，总是有着以个我之魂承担黑夜之重的悲悯情怀——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如此卑微。??为语言守丧??罗兰·巴特在《批评与真实》一书中写到了这样的事实，“地理学家巴诺（Baron）说：‘巴布亚人的语言很贫乏，每一个部族有自己的语言，但它的语汇不断地在消减，因为凡是有人死去，他们便减去几个词作为守丧的标记。’在这点上我们可能胜过巴布亚人，因为我们虔敬地保存已故作家的语言，同时也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在此，守丧的特征不是让一些已有的词死去，而是不让新词诞生。”在同一篇文章中，罗兰·巴特将法国人所谓“语言的净化”称之为“民族病态”。由此来而反观我们的语言环境，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在当代中国，“病态”的斥责远远不够，因为现实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与巴布亚人相比，我们的语境是，即使是没有死人，我们也要不时删去一些所谓的“敏感”词汇，来为某位强权者“祈祷”、“祝寿”；即使与保守的法国人相比，我们也没有任何优势，因为我们不仅“拒绝思想界的新词、新义”，对于已故作家的语言，我们也不可能“虔诚地保存”——败家子的做派正是如此：在孱弱无力的现实境遇中，将前辈的遗产踢腾干净。??追根溯源，词语的阉割史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皇权专制的社会中，词语阉割的典型例证，即所谓的“避讳”——强权侵占头脑，使个体话语胎死腹中。有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伟大汉语本身的丰富性完全可以有效地抵制这种零星的修剪。我的回答是，第一：皇帝要避讳，表面看只是改动了一两个词语，而实际的情况是，下层官僚出于逢迎或自我夸饰的需要，一大批词语由此被打入冷宫，“永世不得超生”。“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历史典故，为此论述提供了无比生动的说明。第二：词语的阉割绝不仅仅是语汇的消减，思想钳制才是统治者真正的目的。语言分析哲学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思维的主要工具，它的本体性存在标志了人与动物的界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词语的阉割不仅仅导致思想的贫乏和孱弱无力，它甚至有将人打压为动物的卑劣企图。这一野蛮行为的持续操练，终于使阉割这一恶习成为历代统治者进行专制统治的习惯性冲动，人民群众通过思想的被格式化而降格为动物的事实，在所难免。??没有人是天生的羔羊，这就决定了驯化这一古老的工作，因此不可能一劳永逸。手段是极为多样化的，最有效方式只有一条，即对身体的惩罚。强权者通过各种各样的专制手段，残酷迫害那些胆敢冒杂音的家伙，由此来达到思想规训的目的。一般而言，强权者通过对某几个或某一群人的杀戮性惩罚，不仅可以使其个体声音趋于消亡，而且可以有效防止潜在思想的生根发芽。所谓“杀鸡给猴看”的把戏，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弦歌不断、轮番上演。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事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值得重视，即肉身惩罚的隐喻功能。不理解这一问题，你就不可能懂得，为何专制政权屠杀几百个人，就可以使整个国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我们知道，再可恶的专制统治，它也不可能将全体国民屠杀殆尽，因此，肉身屠杀不可能大规模实施。但专制统治者为维持其铁幕统治，必定需要通过某个手段，使大多数“国民”臣服于己。唯一的方式，即通过选择性的肉身惩罚与屠杀，以此来告诉更多的人，看，这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下场。肉身惩罚的隐喻功能于此得以彰显。??阐明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网络时代的语言状况。应该说，网络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为语言的复活提供了契机。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民间话语得以小规模复苏，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仅凭技术手段，企图赢得思想的独立和话语的尊严，显然是不行的。现实本身具有无比强硬的说服力：一大批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为党服务的绝密武器，极大地催生了流氓学术的伟大诞生。而在他们激进的话语背后，是与专制话语合流的“雄心壮志”；在党文化制约下码字的作家们，操着单一贫乏的语言，以为这个伟大的盛世充当吹鼓手为荣……除此之外，网络舆论的钳制已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类似的事件，可谓罄竹难书。说到这里，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争取思想的自由，从语言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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