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三访彼得堡 |
| 正文 | 圣彼得堡是我曾经两度留学的地方，第一次是1988—1989年，在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当时叫列宁格勒师范学院）；第二次是1999—2000年，在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对那里，我是地熟、人熟，很有点“第二故乡”的感觉。这次借出席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与我国复旦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纪念郑振铎诞辰110周年——远东文学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之便再度来访，其实更多的意义是陪老伴走一趟，让她开开眼，更理解我为什么会常常表露出那么重的“俄罗斯情结”。 我们这趟出行除了按照我校惯例，学校负担国内旅费（从天津到北京机场，用不了几个钱）之外，其余花销全由我个人负担。我的俄国朋友、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外事副主任阿列克赛·罗季奥诺夫发来正式邀请函，我广东老家当老板的侄子赞助了三千欧元，到北京俄罗斯使馆办好了签证，通过北京的朋友定到海南航空公司的打折机票，我们夫妇二人就兴冲冲地上路了。 有前两次到俄罗斯的经验，行前我多次给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到俄罗斯的老伴打“精神预防针”。我引述我们在中学时代学过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告诉她俄罗斯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充满了二重性的国度，正像它的国徽上那左顾右盼的双头鹰一样。告诉她我曾经经历过的，既想“狂吻俄罗斯”，又不时慨叹“俄罗斯，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内心感受。告诉她到俄罗斯来，“耐心”、“忍受”，不急不燥，是多么重要的心理素质。果然，刚到圣彼得堡普尔科沃国际机场，就印证了我的预言。 我们是在北京时间6月22日凌晨2点飞离北京国际机场，于莫斯科时间当天早晨6点半左右到达圣彼得堡。（从北京到彼得堡飞行约8个半小时，莫斯科时间与北京时间相差5小时，但俄罗斯在夏季实行夏季时，时钟拨快一小时，所以从钟表上看差4小时）刚下过一夜雨，从舷窗望去，天灰蒙蒙的，地湿漉漉的，机舱外温度只有摄氏14度，和出发时已是仲夏气候的北京形成鲜明的对比。 圣彼得堡，有3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城，俄罗斯的文化首都，正值迷人的白夜期间，四海游人如织，八方宾客汇聚，其航空港该是多么繁忙？但来到这里一看，首先是它的入关大厅出乎意料地小，大概相当于我国一个县级城市的小型机场。同机而来的海南航空公司波音737客机上的一百多名旅客，就把它挤得满满腾腾。再有就是它入关通道的少和工作节奏的缓慢。别看大厅里闹哄哄地挤满了人，但俄国边防官员依然不急不忙，供外国旅客通关的通道只开两条，并且每一位旅客过关都要慢慢腾腾地查验半天，似乎一定要显示出一个世界大国国门的森严。第三，就是它对外国客人的毫不客气、毫不照顾。以前两次我在俄罗斯留学时就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俄国人真不拿外国人当外人！”入关大厅里放置的入境卡，让旅客自取，上面只有英俄两种文字，没有任何人为你提供咨询和服务。仿佛在告诉你：“你不懂英文和俄文，就不要到我们这儿来！”旅客中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经常出国的官员和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自然不怕，但对于文化不高的普通游客，可就难上加难了。我前两次都是公派出国，有组织，有使馆官员接机，好像那时也没有这种入境卡，所以也闹不清是怎么回事。一开始我还想直接去排队，还是同机的一位中国学生告诉我要拿卡填写。当时大厅里乱乱哄哄，仅有的几个填写台边又挤满了人，我坐在墙角一个条凳上用膝盖抵着书包填写，匆匆忙忙，眼镜又在行李里没法拿，一上来就填错了两张。还常犯英俄文字母混用的错误，不得不涂几个黑疙瘩。 经过一番涂涂改改，总算把我和太太两个人的入境卡填好了，再去排队等候边防检查，直到面容冷峻的边防军官喀嚓一声在我们的护照上打上入境印鉴，才算进入了巍巍俄罗斯的国门。看看手表，已经是当地时间8点多钟了。 拿到行李，走出到达大厅出口，我按照中国人到车站、机场接客人的惯例，急切地在出口旁围观的人群中搜寻来接我的人。本来，早在我离开中国之前好几天，我就与罗季奥诺夫通过电话和E-mail，他请一个朋友来接我。并且约好了那个人手拿写着我俄文名字的纸片，站在出口处等我。但我在接机人群中看了半天，手拿纸片的人是不少，但就是没有我的名字。这下坏了，我找谁去呢？无奈中，我想求来接同机到达的、也是来彼得堡出席另一个国际会议的国内一批科学家的俄国接待小姐帮忙，用她的手机给阿辽沙（罗季奥诺夫的爱称）打个电话。但实在没想到的是，不仅那位俄国小姐支支吾吾不肯答应，而且她所接的那几个中国同胞也帮她说话，说：“她是个学生，你别费她的钱了！”我不禁想到当年我在俄国留学时，不用说外国人，就是俄国本国人找我借电话卡打个本地电话，我也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根本就没有几个钱！更可气的是，刚才大家一起排队时，那伙中国人中间的一位，说他的手机办了国际漫游，他的太太是陪同来开会的，不懂俄语，还一个劲地打听我们的住处，想让我太太陪她逛街。现在看着我在那里干着急，居然躲到一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说过的话：“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无奈、无奈，最使我怨愤的不是俄国小姐的冷漠，而更多的是同样身处异国的同胞们的无情。我真真理解了当年一位多年居住在彼得堡的老华侨对我说过的话：“我们从来不请中国人到家里来吃饭。”为什么我们许多同胞对外国人是那样彬彬有礼，热情有加，而对自己的同胞，却冷若冰霜，避之惟恐不及呢？ 还好，还好，就在我走投无路之际，突然看到在机场候机厅一排排坐着候机的旅客中间，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悠闲地翘着二郎腿，大腿上放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的正是鄙人大名。原来他老兄摆的是“守株待兔”之计，等我自己上钩呢。这就是俄国人的“大国风度”，倒驴不倒架子，只有你求他，没有他求你。无论何时何地，总得先把自己安顿好了，不能让自己吃亏受累！我哭笑不得地走到他跟前，自报家门。他倒也简单，也不查看护照、也不验明正身，大大咧咧地和我握了握手，就领我们上了他的汽车，就像是接自己姥姥家来的亲戚。还是应了我那句老话：“俄国人从不拿外国人当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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