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龙生庭：妮姑湖回忆录（18）：粪污豆粕的自责 |
| 正文 | 在军垦农场的日子里，无论是军人或者是我们大学生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都会做些有悖良心的事情。当时，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样做是有悖良心的，但又不得不做。污染豆粕饼以免被饥民偷食就是一例。这件事给我所造成的内疚与自责，伴随着我几十年的时光。 我们学生九连的耕种任务是八百亩稻田。虽说，那稻田全是围湖所造，泥巴有机物的含量肯定不少。但经过多年的耕种，土地已经有些贫瘠，肥力不够；如果没有肥料撒播，那水稻禾苗也会长势喜人，也就不会丰收。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那么肥料从何而来？人粪用来种水稻当然好。家畜家禽排泄物做肥料，那当然也是上等有机肥。但相对于四万多亩稻田，那点有机肥料自然是杯水车薪。更何况，每个连队还要种菜，自力更生，保障共给。那点有机肥料，根本没有机会用在稻田里。没有有机肥料，那就用化肥吧，主意倒是不错。但那时我们国产的尿素和碳酸氢铵，产量极为有限。进口化肥吧，这也是不错的主意，但资金呢？外汇呢？从哪里来？要知道，七十年代台湾拥有七百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时候，大陆的外汇储备是多少？五十亿！国家穷呀，哪来外汇给你进口化肥。尽管日本的、加拿大的、科威特的、伊拉克的化肥价格便宜，但我们买不起用不起呀。那几万亩的水稻没有肥料不行呀。听连长说，广州军区想了一个办法,到东北去买豆粕饼，然后分配给各个部队当肥料。 豆饼和豆粕中粗蛋白质含量高达30～50%，在不需额外加入动物性蛋白的情况下，仅豆粕中所含有的氨基酸就足以平衡家禽和猪的营养，从而促进牲畜的营养吸收。因此，豆粕被广泛用于家禽和生猪的饲养中，作为饲料。既然能当饲料，当然也就可以用来做肥料。我们连队也分配领到了一批东北来的豆粕饼。然后，要各个班排把豆粕饼运到田头。每一丘稻田都挖一个大坑，然后把豆粕饼敲破，放入坑中，再灌满水。让豆粕饼吸收水分之后慢慢腐烂变为有机肥料。由于那豆粕饼结构十分紧密，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工具去粉粹它，每个豆粕饼大致打成几大块就丢进泥坑里，放水浸泡完事。其实，所有解放军连队和学生连队都是如此炮制。 就在大家等待那豆粕发酵变肥料的过程中，各个连队发现，泡在泥坑的豆粕被人偷偷捡走一部分。谁干的？解放军是不缺侦查战士，不久，就知道偷豆粕的事情是四季红农场的社员干的。而且不止一个两个人偷，而是一群一群的人偷。他们偷部队的这些做肥料的豆粕做什么，充饥！ 四季红农场所在地原是一片芦蚌遍地的傍湖荒洲。1965年，上级为了安置柘溪库区移民，才围成这个濒湖小垸。垸内地面平均高程为海拔26米，素有"洞庭湖锅底"之称。勤劳朴实的安化移民，定居四季红，开始了另辟家园的历程。在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错误思想指引下，四季红的社员尽管也是年年学大寨，但同样是食不果腹。身在鱼米之乡，却吃不饱饭，真是匪夷所思。然而，这却是真真实实的事实。当这些饥肠辘辘的社员获知解放军用豆粕饼埋在田里做肥料的时候，他们想，那豆粕是可以填肚子的呀。于是在漆黑的夜晚偷偷潜入稻田里捡拾埋在泥巴里的豆粕，用口袋或小背笼背回家，仔细冲洗之后加工食用。你偷我偷大家偷，于是部队埋在田头的豆粕被挖走了不少。虽然部队也抓住了一些偷豆粕的人，但出于对这批移民生活困难的同情，部队也没有怎么为难他们。然而这又导致更多的人来挖取豆粕。于是在部队，有的人想出了一个损招：在每个埋豆粕的泥坑里都泼上几瓢大粪。让豆粕都受到粪便的污染，而且都要在白天公开大张旗鼓的进行，尽量让附近的社员知道，部队企图以此阻止四季红的社员来偷挖豆粕。 一天，连长把我叫去，给我交代任务，要我带上四个人，找四副粪桶，然后去连里的厕所挑上大粪，把我们连里那八百亩田里凡埋有豆粕的泥坑上，都泼上两三瓢大粪。连长严肃地说，豆粕泼上粪便发酵快。至于“豆粕泼粪，阻止偷食”这一层意思，连长没有说破。我知道连长的意思。连长也是农村出来的军人，他自然了解农村农民的困苦。特别是四季红农场那些社员，为了国家的利益，抛弃了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背井离乡，来到这湖区，失去了生产生存的优势，常常缺吃少穿，生活一直十分困难。连长在平时的言谈中，常常流露出对于他们深深的同情。然而作为军人，他不得不执行上级领导的指示：污染豆粕，避免偷食。但或许是处于良心的责备，连长把布值的任务说得十分委婉。我们是心照不宣。于是，这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违心地挑着大粪，泼遍了所有的豆粕坑。自此，四季红的社员是否还继续偷食那些豆粕，我们不想知道，不愿知道。但我们给豆粕泼粪的真实意图，成了我心头的一块恶性肿瘤，折磨了我几十年，我不能后悔，因为我是执行连长的生产任务，但我自责，因为我还有良心。 2015年8月我从长沙开车经益阳、沅江，重返南湾湖军垦农场。同行的还有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经过打听，我们终于找到了愚公渠上的愚公闸。只是我们当年建设住宿的茅庐已经荡然无存，毕竟时光已经流逝了四十七年。倒是原址的附近建了不少新的民居。我向一位老年村民询问了一些有关南湾湖军垦农场的事情。他说，现在部队都走了，只留下十来个人做管理。部队几万亩稻田都出租给各地的人耕种经营，或种稻谷，或种些花苗，或种植莲藕，或养育龙虾和各种鱼类。每亩稻田一年的租金是800元。以四万亩计算，部队一年也有3200万元的收入。旱涝保收，而且用不着像当年我们那么辛苦。村民听我说是当年在部队锻炼的大学生，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喝茶吃西瓜。闲谈中他说自己就是四季红的人。并说我们在部队锻炼那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曾去部队田里偷过豆粕回来吃。听到这位村民的话，我的心里犹如被狠狠地插了一刀，当年泼粪污染豆粕避免被四季红的社员偷吃的往事又在我脑海中闪现。面对面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四季红村民，我没有勇气坦言自己也曾经泼粪污染豆粕，以免被偷食的往事。我觉得，当年泼粪污染豆粕的事虽然做得龌龊和下作，我们只是一位执行者，道义上的责任不该让我们学生来承担，但我仍然深深地感到愧疚和不安。再往下思索，那些村民为何会过着食不果腹忍饥挨饿的生活？为何要靠偷窃部队用来做肥料的豆粕充饥？为何会由良民变为小偷而且人数这么多？难道是村民们的错吗？是我们大学生的错吗？是这里军人的错吗？似乎都不是。那是谁的错呢？说知道吗？不敢！说完全不知道嘛？不甘！临走时，村名告诉我，现在，他的一家在经营着一个培育花苗的公司，种了几十亩的苗木，收入可观，生活是今非昔比。我那自谴自责的心才稍稍有些释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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