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龙生庭：妮姑湖回忆录（16）：“臭老九”发飙 |
| 正文 | 本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大学生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大学读了几年书，有了一点知识，到了军垦农场，居然成了“臭老九”。 那时学生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和排长们，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高中毕业的连首长那就属于凤毛麟角的文化人了。大多是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文化知识的局限和差异，使他们和大学生们在一些问题的认知和处理上往往会产生一些分歧。在无法说服大学生的时候，这些军人会指着大学生脱口甩出一句“你们这些臭老九！”“臭知识分子，摆什么臭架子！”骂人者是负责教育被再教育者的，被再教育者在再教育者的教育辱骂声中，只好忍气吞声，默不作声。暗自叹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 知识分子被称“老九”和“臭老九”，其出处，在我们这伟大的国度那可谓是源远流长，文化底蕴那是相当丰厚。 首先是，在我国古代，读书人有个名称，叫做：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叫做“知识分子”。那么，“儒”何以称为老九？这要追溯到十三世纪的元帝国时期。中国虽然是一个等级制社会，但历朝历代的政府并没有象印度那样明文划定公民的社会等次。由政府出面用文件形式界定帝国公民社会等次则是元帝国的独创。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依据和蒙古人亲疏关系的远近及当亡国奴的"资历"，把帝国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中亚细亚人);第三等是"汉人"，即金帝国所属的中国人;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帝国所属的中国人。上述的等级划分是粗线条的，随后，元政府又依职业的性质，把帝国臣民更细致地划分为十级:一、官(政府官员);二、吏(不能擢升为官员的政府雇员);三、僧(佛教僧侣);四、道(道教道士);五、医(医生);六、工(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七、匠(低级手工技术人员);八、娼(妓女);九、儒(知识分子);十、丐(乞丐)。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四类分子的说法 。这可是见诸于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字到口头的官方词语。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后，全国划了五十五万的右派，由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四类分子就增加了一位小兄弟——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全都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到了文革开始后，又将"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这时五类分子又多了三位难兄难弟。依次排列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坏分子的家族成员由四位增加到了八位。文化大革命中期，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位。并通过舆论工具大肆丑化、鄙视、攻击、迫害知识分子。于是，“臭老九”就成为其它部分阶层人士对知识分子的蔑称、谑称。因此，“臭老九”的发明权不属于不属于军人，只是他们在频繁地使用罢了。 在元代，政府虽然把“儒”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只是认为知识分子的地位还不如妓女，只是比乞讨度日的叫花子高了一个等级。但似乎并没有把他们作为管制打压、改造、专政的对象。可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的作用不仅没有得到肯定和认可，反而把他们视为人民革命和社会的对立面。从身心上加以打压摧残。这就让许多大学生愤愤不平。在军垦农场听到自己被斥为“臭老九”时，难免要和指斥者辩论几句。但那结果，只能招来更多的训斥。强权即政治。这不是讲理的时代，军垦农场也不是大学生们讲道理的地方。在军人训斥的面前，大学生们大多选择了沉默。 然而，“臭老九”也有怒发冲冠，发飙反抗的时候。有一天，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和解放军战士爆发了一场冲突。在南湾湖军垦农场几乎酿成了一次学潮。 我们连队150多个大学生，加上连长、指导员四个排长和一个司务长，不足160人。150多个大学生，要留出一个班去种蔬菜、喂猪、养鸭、养鹅，还要分流出一个炊事班负责安排生活。剩下130个人，要耕种八百亩稻田，平均每个大学生要负责种植六亩多水稻。那任务要让一个熟知农田耕种的老农民来完成恐怕也不会轻松。至于那些解放军连队，虽说是正规的野战军编制，但在军垦农场的任务，可以说80%的时间就是种田、养猪、修大堤。他们一个连的编制人数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还要抽调人员参加地方支持左派造反的任务，实际留在连队的战士也就100来号人。可他们的种田任务甚至比我们学生连队的还要多。人均耕作面积大约是八、九亩。战士们的心里负担和身体负担可想而知。我们和战士们相比，我们虽然也在种田，但我们每月可以有43元的工资可领，但战士们那时能领到的津贴，每月也就5、6元人民币。本来我们这些大学生，对战士们的情况是了解的，也多少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心。论年龄，大学生们起码在23岁以上，因为，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四年或五年的大学，大学毕业时我们大学生起码也是23岁或24岁以上的人了，而许多战士十八岁当义务兵，就算有了两年军龄，也才20岁。所以，我们在心目中把解放军战士当做小弟弟看待。然而，各个连队的耕种任务都很繁重。本位主义的思想还是让大学生和解放军战士发生了一些小的矛盾和冲突。那原因是为了争水灌田养田。 世界上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引起的战争还真不。1982年以色列曾以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为由，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控制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80%以上的水资源；叙以之间争论不休的戈兰高地问题也由水资源引起，因为戈兰高地的水资源十分丰富，数条河流注入太巴列湖，而以色列40%的用水取自太巴列湖；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也因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归属问题长期发生争执，因为这两条历史性河流是三国的经济命脉。而今，在大学生和解放军小战士之间也因为各自连队的稻田水爆发了一点小冲突。 我们连队安排有一位管水员，他是清华大学原子物理系毕业的大学生。清华大学学制为五年，因此他的年龄估计在25岁上下。北方人，身材高大，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他的任务是负责调节连队八百亩田的水量，多了要放掉，少了要罐水。犁田插秧没有水不行。与我们学生连队的耕作区相邻的是解放军三连的耕作区。稻田的水源均来自一条共同的小渠道。解放军连队也安排了一位小战士做管水员。两个不同连队的管水员每人一把指甲锹，在各自连队的耕作区日夜巡视。这里堵点泥巴保水，那里开个小口子引水。因为，就要插秧了，没有水或者水位不够，那田就犁不成，耙不成，秧也就栽不成；要是栽不成秧，荒了稻田，那可是很难担当的错误。两个管水员的心理负担都很重。偏偏这时，有好多天没有下雨，水源短缺，两个管水员都玩起了小动作。小战士走了，大学生就把对方的水口堵上，让水流向自己的耕作区；大学生走了，小战士看准机会把大学生管理的水口堵了，让水流向自己管理的耕作区。开始是暗斗。终于有一天两位管水员终于为抢水在渠道边争执起来。协商不成，互相指责对方。小战士脱口说了一句：“你这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学生很生气，说，“你再说一句!”那小战士也不示弱，立马又一句：“骂你臭老九，怎么啦！”大学生怒不可遏，丢下指甲锹，跑过去抱着小战士狠狠地甩进稻田里。那小战士个子矮小，不是大学生的对手，只好在泥水里骂骂咧咧。大学生管理员也不管他，径直走了。晚上，两个管水员各自向连首长汇报诉苦告状。大学生回到宿舍，给大家愤愤不平的诉苦，说连个嘴上无毛的小战士都敢骂我们是“臭老九”，什么世道。大家也都议论纷纷表示不满。那怨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结果此事被团部领导知道了，指示要两个连队首长各自带着自己的当事人，狠狠地“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结果双方也就握手言和。还互相约定，彼此协同一起做好两个连队稻田的管水工作。真是不打不相识。 然而，把我们大学生说成是“臭老九”，依然还有很有市场。直到有一天，才彻底扭转了 部队干部的认识与做法。 那是在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事。九大召开之后，广州军区政委、政治部主任任思忠来到6940部队传达宣传九大的精神。我们团所有的解放军连队和所有的学生连队数千人统统坐在团部操场上，静听任思忠政委讲话。临到 讲话结束之前，任政委微笑着，用他那四川普通话说，“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学生和解放军各自满怀希望，想听听那好消息是什么，和自己有没有关系。接着，任思忠政委继续说，“我们广州军区趁在北京参 加九大的机会，到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那里汇报工作。其中也讲到在部队锻炼的大学生的问题。听了我们的汇报，林副统帅指示说,大学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坐在下面，借助高音喇叭，听得清清楚楚，没等任思忠政委说下去，我们所有的学生突然都鼓起掌来，那掌声十分的热烈。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而几乎 所有的解放军连队没有一个人鼓掌。等掌声停歇任政委继续说“林副主席说，大学生也是刘邓路线的受害者，不能把 他们说成是臭知识分子……”听到这里，大学生们几乎全体立刻起立，拼命鼓掌。平时显得忧郁寡欢的脸上立刻挂满 了灿烂的笑容。等掌声再次停歇之后，任政委又拖着声音严肃地说：“今后，我们解放军，不许再骂大学生是臭老九。谁骂大学生是臭老九谁负责！”听到这里，大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队伍里又爆发了热烈的掌声，那经久不息。而我们的连队首长和其他军人们的反应似乎有些迟钝，显得有些尴尬。两者显示出了明显的差异。这差异是出 自政治的差异，还是文化的差异，还是理解的差异，或许都有吧。从此，在军垦农场的日子里，解放军里不再有人把 我们称为“臭老”。倒是大学生们之间偶尔会带着调侃的语气说对方是“臭老九”。不过这是说的是反话了。 后来尽管林彪和毛泽东分道扬镳，葬身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被定为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但任思忠政委所传达的林彪的那几句话，在当时、在现在、在今后，无论你怎么看都没有错吧。历史就是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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