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项英之死之四 |
| 正文 | 项英，确是个大人物，他在1928年中共六次党代会上当选为政治委员和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当初的地位比毛泽东还高。他在皖南，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 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 “二七”大罢工时期的项英，更是一位称得上彪炳千秋的英雄人物：斯大林亲赠手枪和自来水笔，赞誉他为中国唯一出身产业工人的革命领袖人物。他在工人运动中、在党中央领导岗位上、以及在苏区中央局，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有些复杂事件他的处理也比较正确。他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他对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总结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勤谨严肃，热爱干部战士与群众，在许多方面能以身作则。八省游击队的“山大王”们下得山来进入富庶的江南“花花世界”，没有他这样的领导人还很难能迅速形成正规稳定的局面。 然而皖南事变实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的发生，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综合体。就个人因素而言，项英有不可推卸的大责任。 当然，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蓄谋已久，要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的三分之二，要在国际国内、政治军事最有利的时机对新四军下毒手。他们宣称“陈粟似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整个的顽我矛盾的强化，是第一个层次。 我们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顽固派的罪行是外因，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顽固派的迁就、退让、丧失警惕则是主要的内因。当然，也还有一些次要的内因。如：新四军领导核心的政治生活不够正常，叶挺的只会打正规战；苏北新四军的攻击韩德勤部重镇曹甸，使蒋介石立意不准皖南新四军向东经苏南北渡到苏北等，事实不少。这可算是第二外层次。 项英为什么会受王明路线的影响？项英失败的原因及他的意图是否全属右倾？在1930—1940年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此伏彼起之时，项英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军部驻地云岭周围构筑了相当严密强固的防御工事，警惕性很高。他的战略意图则几乎一贯是向南发展，“远征闽浙”，到老苏区去恢复和建立南中国的大根据地。他先是想等日寇打通浙赣铁路把国民党三战区逐出该地区时乘机占领和扩大地盘；后是准备一旦发生突然事变国民党军进攻云岭军部时他依托预设工事坚守歼顽继以突围出击直趋闽浙。总是打算到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地域去建立根据地，就不是右而是“左”了。 至于项英为什么这样想这样做，原因就很复杂。有他和中央苏区多年以来的战斗联系血肉深情，有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纠葛（主要是他任中央局代理书记时对“富田事件”的处理上）和现实分歧（毛泽东叫他北移，他却主张南撤），有他率部撤到江北后必得交出军权调去延安的苦恼，还有对王明及共产国际的看法，等等。这些都触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层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第三个层次。 封建家长制一旦与军队的纪律性混淆起来，势力尤为强固。封建家长制也应该是皖南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党中央严肃指出、华中局扩大会尖锐批判了家长制之后，受家长制的毒害竟越演越烈，原因之一，就在于还是这块“土地”，还有这些意识。而家长制在本质上又是极为虚弱的。在封建家长制的控制之下，斗不过敌手，甚至杜绝不了小人的背叛。项英死于忠顺的奴才刘厚总之手。而这封建意识很浓的奴才居然还在项英头颅的枪洞上贴上送灵钱。 叶挺，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对城市暴动盲目进攻有独立的见地。他刚直勇毅，敢于提出意见，因而和当时共产国际的意见相左，以致脱党十年，深深悔恨。项英和军长叶挺在政治、思想、作风、生活各方面可谓是格格不入，作为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的项英却缺乏团结叶挺、充分发挥叶挺所长的度量。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叶挺也有自己的弱点。由于种种原因，叶挺曾被怀疑是蒋介石派来控制新四军的。嗣后，毛泽东亲自热情欢迎和赞誉，但项英对叶挺的许多不象无产阶级军队的做法始终不敢放心。叶挺3年军长，4次辞呈，2次出走，可以看出他在新四军里的处境，也反映出他跟项英的矛盾和他自己的心态，叶挺绝大部分时间是有职无权，这同样是皖南失败的重要原因。 叶挺偏逢项英、项英偏逢叶挺，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大玩笑，同时却也是领导班子组织上的很不合宜的历史僵局（新四军的干部只有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余的人连中央委员也不是；军长又只能是叶挺）。项英的小农意识使他“狭隘而不开展”，做不好叶挺的工作。我敢说，项英、叶挺二位中任何一位换成陈毅，皖南事变的结局就会很不一样了。因为，当时敢和项英当面“大吵大闹”的只有陈毅，而且“吵嘴”的结果较多地以项英的让步告终，两人的感情却始终深笃。此外，也只有“谭老板”敢顶几下了。皖南失败，在一定程度上跟书记一长制也是有关的。 项英和叶挺都经坎坷和锤炼，到了新四军，他们各自的际遇又是如此特异和艰难，各自的性格特点和性格矛盾都发展到极至。大优点和大缺点交织，大起大落和大喜大忧交织，他们的性格发展史，使我们以更深地感受和理解皖南失败的原因，更深地体会到革命者人生道路与自我改造的艰苦。 在生活中，一个全善、一个全恶，一个全对、一个全错的现象可能是有的，但绝大多数并不是如此。大忠大智大勇与大诈大愚大怯之间，功臣与罪人之间，界线也不总是分明的。同一个人常常有正确也有错误、有美也有丑，何者是主导常随时间、地点、事件而转移，总体上何者占主导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基本面貌。 项英和叶挺，在皖南事变中都发生了“低点”的现象，而且是反常的出人意料的“低点”：领导“二七”大罢工和三年游击战争坚定持重不怕牺牲的项英，在新四军负党军政全责的项英，最不应该离队的项英，竟在全军突围不得、面临崩溃时不告而去，离队脱逃；而大节凛然、宁死不屈，绝不肯从狗洞爬出的叶挺，竟在石井坑向蒋介石发电报卑词请罪求缓，在最不应该“弯”的时候，他却似乎卑躬屈膝。项英潜行整夜未能走出重围，后又回到军部，威信尽失，他的这种行为，对当时士气当然不利，受上下的谴责势在必然。但在项英来说，他不认为自己是临阵脱逃——大起大落，在以往的游击战争史上是常事——只要领导核心在，只要不被俘，部队可以收拢，战局可以重开。 项英与党中央的电报往来，以及他和刘厚忠的关系，最能反映我党某些老干部在许多优点掩盖下的封建性一面：他们爱部队、爱群众、爱靠着战斗开辟的地区（革命根据地），却同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些都是“我的”。红色割据的深层意识中有封建割据的因素。在中国，兵权意味着其他的权力，而党政军民的全权更是一切荣辱得失的总汇。与刘厚忠以及赵令波的关系则是封建家长制的人事关系，也就是所谓“我的”人。项英之死，也正是死在这“封建割据独立王国”、“封建家长制”两条上。这应该是非常深刻的教训。然而在我们党内，这两条是否已经克服了呢？ 项英虽是产业工人出身小农意识却相当浓厚。他最舍不得受损失、丢“家当”，所有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他自己一手培养的干部，他都爱装在自己的“兜兜”里（这里当然有对党的事业和财富十分负责的一面）。甚至在突围出来住在蜜蜂洞里时，金银钞票还是大部集中地带在自己和副参谋长身上，以致露财被害。总之，凡是他害怕会遭袭击受损失的行动，他都犹豫不决，结果为陈毅所言中：“五心不定，输个干净。” 在那年那月那个大雨滂沱狂风怒吼的凌晨，刘厚总开枪打死了项英、周子昆，黄诚身中2弹，未死。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实在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而项英这么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军政高级干部，竟然被睡在身边的随从副官开枪打死，像这样的暗害事件，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也是从来未曾有过的。的确，项英与刘厚总的关系有着社会学的意义，耐人寻味！ 皖南事变，这一场历史大悲剧，既有历史的责任，更有项英和叶挺的责任！项英的浸满了自己鲜血的自传，当然没有写完，但项英至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总结。“文化大革命”中，项英被扣上“大叛徒”的帽子，被说得一无是处。1990年，项英的家乡湖北省武昌县人民要求为项英立铜像作纪念，很快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批准。1998年5月13日上午九时半，北京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纪念项英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发表了讲话，充分肯定了项英同志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接着，云岭的新四军旧址也竖起了高大的项英铜像。是的，成功的英雄用煊赫一时的功勋，留下了光荣；失败的英雄以革命事业的损失，留下了教训。光荣，是属于成功者个人的；而教训却是大家共有的财富。也许留下教训比留下光荣，具有更高的价值，光荣仅仅使人崇拜，而教训却使人清醒！ 1941年，冬日的延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请求毛泽东：“党校要个什么样的校训？”毛泽东脱口而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我们今天纪念毛泽东首先要继承和发扬的，就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说真话，露真情，求真理；对就对，错就错；胜便胜，败便败，而万不能“禹则百善，跖则十恶”，“尊者至美，卑者至丑”。新世纪新阶段，能不能始终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事业的兴衰成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壮丽事业充满挑战。正是靠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才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道路。 所以我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那个大会堂里，我们不但要大大充实项英战斗一生的资料，特别是要丰富他所领导的新四军惨遭皖南败局包括项英之死的详尽资料（在这个纪念馆里，项英的事迹介绍应该比叶挺更多更具体，方能与竖起的高大铜像相称）；而且，也应该将刘厚忠这样的败类之所以成为败类的劣迹专门开辟一个小展厅陈列出来，让世人在这个败类的身上读出点处世识人的教训和清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甚至也大胆地想过，我们在云岭可否建设成一个中国唯一的“败仗纪念馆”？！(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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