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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老汪叔
正文

老汪叔,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小时候住的地方叫落落(lalao),意为被人落(丢)下的村落。小地名又叫“砍头”。地处修河南岸,是一片开阔的高地。虽然耕地众多;但四周多处是坟地。易旱怕涝,饮用水都是在池塘里采用的。只有七八户人家。住在这里的都是新迁户。目的是远处的生产队来这里耕种,有个方便歇脚的地方。我家是在上世纪的1961年底迁来的。离本队的村庄,就有五六里。但凡有新来的住户,彼此不仅很快认识,而且会像亲戚一样的密切起来。老汪叔比我家后来。

大约是上世纪的1963年底。初来的老汪叔,高挑的个子,清瘦的脸庞,轮廓分明。身上总有一股特别的精神。说话有时露“啊~啊”的腔调,穿着干部服,这分明说他不是农村出身。一家三口,没有女的,好似“一双筷子夹根骨头”,都是光棍。初到异地无亲无盼。他自称是干部出身;父亲种地,七十多岁;来的小孩叫汪延真,只有七八岁。小孩没有乳名,我们觉得新鲜。因为我们孩子之间只互叫乳名。我兄弟三个。延真比我小一岁。很快,汪延真和我们兄弟之间就成为了朋友。生活平静而愉快。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就降临在老汪叔一家人的头上。

原来造反派查出了他曾是湖北公安厅工作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逃亡”到现在的住地,父亲又是地主成分。因此,老汪叔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坏分子。 从此,他就关进了公社的猪棚里。因为身份特殊,关在一起的多数是干部。公社一有什么运动,他是当然的批斗对象。批斗很残酷,五花大绑,下跪、戴高帽子。老汪叔是全公社的重点对象。因而受的苦难比一般人更多。

运动的苦难还常常降临在汪延真头上。家里七十多岁的爷爷,无力照看他。本地又没有任何亲戚。老汪叔离家少则十天半个月,甚至一冬都在外改造,丧失自由。汪延真常被托付给母亲照看。

特别是 六八年国庆,父亲病故后,文革运动更加激烈了。这时母亲简直把汪延真当做我家兄弟的一员。从此我们更密切了。常在一起上学。放学后我们在一起放牛。放牛时,我们在一起游戏。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少年不知愁苦味,快乐的时间还是多。

“三查对象”老汪叔,每次回到家,空荡荡的,家里没有女人。母亲这时以女人的情分相待他。他常以父辈的情怀回报我们。他教导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对待社会。文革时期,老师和家长,绝不会因为读书而拷打孩子。唯老汪叔对延真是超越时代的父亲。汪延真经常因为读书而挨打,罚跪。我们见了都诚惶诚恐。

老汪叔的学问确实是很大。他给我们讲延安。他192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14岁的时候就背叛了家庭,奔赴延安大学去求学。孩子起名为“延真”,就是纪念当年到延安追求真理的含义。文革时期那么恐怖,我们却能在他那里看到“武汉市百万雄师武斗的快报”。他还珍藏有《毛主席在七千人会议上的讲话》。我们才知道毛主席也会有错误,刘少奇也不是那么坏,林彪除了战功,可能是奸臣。鉴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他虽然没敢给我们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类的国学,但他给我们讲解毛主席的《矛盾论》,讲辩证法。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事物的两面性。看问题,要一分为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人要有意志,有一股精神。当然,为了怕我们孩子说漏嘴,每句话的前面,他都带有合乎时代的革命名词。尽管他是“三查对象”,“黑五类”,我宁愿相信他是一位英雄。

他还真是一位英雄。 老汪叔不懂农业,干不了农活。但他利用当地的条件,很快学会了伺养蜜蜂。那时农村带学问搞经营的,的确不多见。老汪叔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桶桶的蜜蜂,在他家的周围蔓延开来,外行人不知其中的奥妙。蜂蜜却成了一家人重要的生活来源。每到割蜜时,他就叫上我们这些孩子,去尝鲜。在这里,我知道了蜂群里有蜂王、工蜂的分工。“八字舞”是蜜蜂的信息语言。他带我一道去河背朱家塅,学习别人割蜜的经验。回来不久,他竟然造出了摇蜜机。因而改善了饲养蜜蜂的生长条件,蜜产量成倍的增长。即使造反派来了,也被这些小精灵给“忽悠”了,一直没有当做资本主义割掉。他还会种植药材。生地、白术、芍药,就在生产队的药地里认识的。生地可以制成熟地。在我们眼里老汪叔是无所不能。

眼下的老汪叔,英雄落难了。他被关在公社的养猪场,身受囫囵。养猪场建在离公社不远的机耕道旁,路旁有棵大枫树。低矮的养猪场里,关的“牛鬼蛇神”都是老干部。母亲常常叫我偷偷的去看望他,并暗暗的送菜和换洗衣服。那时政治气候别样,如被发现,是要受牵连的。偏西的太阳正好映在他的脸庞,余晖下,我见到他洋溢出了笑容。接过东西后,他用手在我的头上摸了摸,肩上拍拍。每次去过,他常很骄傲地把我介绍给他关在一起的同伙。去的次数多了,那些老革命也有夸我几句的。在这里,我认识了公社的黎秘书。每次离开时,我们不敢公开告别。养猪场路旁的大枫树,常默默的替代我们的身影。那个时代,这种交往增加了我们之间的情愫。

人生岁月里,尽管与老汪叔有缘;我们兄弟尚小,不懂大人之间的爱意,始终未允许母亲接纳老汪叔。为了顾及与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柘林水库迁建时,老汪叔悄悄的搬离了我们。从此,我们两家也就没有了往来。但每次不论是见面,还是与人交谈,说到老汪叔的称呼,一辈子并没有改变。

一九七二年春,我被武宁共大推荐上九江教育学校读书。成为全县 文革后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大队干部见了眼红,借故我家庭历史问题,不肯开户口迁移证明,企图阻止我上学。老汪叔就直接带我到公社。当年与老汪叔关在猪棚的黎秘书,认出了我,称赞我有出息。二话没说,他就把户口迁移开给了我。八三年春,我已是船滩镇的副主任了。因我分管乡办企业这一块,个别人因自身的利益,即将与我发生肢体冲突之际,刚恢复工作的老汪叔,正好碰见。一时性急的他,突然拔出佩戴的手枪,朝天开了两枪,震懵了在场的每个人。这枪声是对世人宣布:老牛护犊子。这种关爱深深地熔铸在我的感动中。

2013年4月13日下午5时左右,儿媳聂继云,在电话里问我说,老汪公过身了。我一阵恍然。厚重的夕阳,将余晖铺撒在街道旁的樟树上,却抹不平我心中的缺憾。“老汪叔”,给我的精神财富,影响了我的一辈子。对他的称呼,足足的叫了半个世纪。可以肯定地说,长辈中,除了父亲,就数老汪叔了。虽然你比父亲存世更长,但我还是没来得及送上你的最后一程。“人生屡如此,何以肆愉悦”。年近花甲的我,随着年龄的增大,回过头来看,完美的情感中,像“苹果”一样,永远的缺那么一小口。这一口是对今天九十岁老母锥心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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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0:3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