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吃着红苕长大 |
| 正文 | 吃着红苕长大 单位里一位年长点的同事，从农村亲戚家专门带回了一蛇皮袋红苕送给我，我就隔三差五地用它煮点粥吃。今天下午有点时间，我又洗了几根红苕，配着带点糯性的大米，微火熬了两个小时，一屋子的苕香味，晚饭时我和儿子两个吃的是津津有味。 儿子自幼在县城长大，虽然没有见过红苕是怎么生长的，但并不妨碍他喜欢这种食品。只是我们在给他做红苕时，总是简单地采取煮红苕粥的方法，他没有享受到我们小时候那么花样繁多的吃法，总是有点遗憾。 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小时候正是物质生活很贫乏的时代。但那时我们这里缺糖缺饼干，唯独不缺红苕，是红苕满足我们那正在旺盛生长着的味蕾。我们把它当水果。红苕刚刚成熟还未采挖时，我们一些小伙伴经常偷偷地溜到村里的地里，刨几根，在小溪里洗去泥土，那鲜红的苕皮刺激得我们口水直流，大家都大口大口地吃着。红苕收获的季节，每天上学的时候，我们每人口袋里都要装着一根或两根红苕，有时还是烤熟的，剥开来那个香味，让你觉得那就是人间美味。红苕稍微窖藏一阵后，甜味更浓，口感更爽。我后来在吃过板栗后，突然发现我记忆中的那些窖藏过的红苕，就跟板栗的甜味和口感是一样的！大人们制作红苕的方法就更多了，红苕煮粥，红苕焖饭，清蒸红苕，等等。还有家家都必须做的，就是把红苕切成片晒干，或把红苕蒸熟后切片晒干，春节时用油炸成苕片（我们那里叫苕果），既可以拿来招待客人，又可以满足小孩子的馋嘴。我母亲年年把苕片藏起来，但藏得再隐蔽，我也会翻箱倒柜扒楼梯把它找出来，每次装一口袋，偷偷地生吃。到年底母亲准备炸苕果时，总是发现只剩下了不到一半。蔬菜缺乏时，大多数人家还将红苕切成丝，炒着当菜吃，只是它淀粉太多，一点也不下饭。我们那里还有一种把红苕做成红苕粑的吃法，我小时候还见过。大人们把洗净的红苕在一个内壁上刻有一道道齿线的陶盆（我忘记了它的名字）来回用力摩擦，红苕就变成了浆汁，然后把捣碎的红苕浆做成粑或蒸或炸，那是我记忆中最甜美的一种吃法。是啊，我们这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哪一个不是吃着吃着红苕长大的？那时的农村，哪一家不是都有一个储存红苕的地窖？ 很多的时候，红苕的诱惑力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小学时，我看过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后，对赤卫队长刘闯的那把小刀很喜欢，就是后来刘闯摔飞刀杀死叛徒黄金彪的那把小刀。男孩子都喜欢舞刀弄枪，我照着电影里的样子，利用一个午休的时间，自己在家里叮叮当当地打出了一把，觉得像极了刘闯的那一把。我揣着小刀欢天喜地地去上学，路上碰见同班的一个同学，我拿出来炫耀，同学一见也是爱不释手，好说歹说，一定要我给他，我当然是不愿意。到后来，他拿出来口袋里的两根烤苕，毫不费力地就将我心爱的小刀换了去。 我的第一次烹饪经历也和红苕有关。那还是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奶奶已经过世，爷爷和父亲在另一个乡镇的手工业联社当着手艺人，平时就是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家。母亲每天都要出工挣工分，每天的三顿饭就成了我们家的难题。那天晚上母亲要到村里打谷场上夜工，但我和弟弟两个人却饥肠辘辘要吃晚饭。母亲考虑来考虑去，决定让我和弟弟自己做一顿蒸红苕。母亲把红苕洗干净，放在锅里，加上适量的水，盖上锅盖，然后让我们开始烧火。母亲反复叮嘱我：等红苕蒸得能够用插进筷子时红苕就熟了，就把灶里的火灭了，可一定要把火灭干净了啊！我和弟弟并排坐在灶膛下，兴高采烈地往灶膛里添着柴火，还没闻到苕香味，就迫不及待地揭开锅盖，拿着筷子看看红苕熟了没有，在经过无数次地揭锅盖，锅里那个最大的红苕终于被我手里的筷子錾成两截时，我和弟弟高兴得跳了起来！ 不久前看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番薯改变历史的生命之薯》，详细介绍了番薯进入我国后给我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番薯别名很多——红薯、山芋、甘薯、地瓜、红苕、白薯……，是在明万历1593年进入我国，直接原因是当时南方沿海“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零碎、人地矛盾剧烈，而神奇的番薯似乎转为这方大地而生——它适应力极强，无论是滨海沙地还是丘陵山地都能生长。它粗生贱养，既耐旱又抗涝，灾后可以立即恢复生机；它产量极高，当时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下地也有五六千斤…”“一至成熟，终岁足食”……“在大约200年的时间里，征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文章还说明，“以番薯为代表的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大大提高了土地蓄养人口的能力，是中国明清以来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幕后推手之一”。《中国人口通史》一书更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番薯就是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继续得以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红苕这个本名叫番薯的东西，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人口再生产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不然我们到现在还做不到“人口众多”。 只是番薯或者红薯等，都是比红苕要好听的名字，为什么我们这里偏偏要叫它红苕？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红安苕”了。不错，我是红安的，我们这里就盛产红苕，我们这里产出的红苕就叫“红安苕”。据说在武汉的偏街小巷就有烤苕卖，正是用“红安苕”做招牌，生意还不错。这说明“红安苕”的质量还是很好的，“红安苕”的名声还是很响的。但“红安苕”的名字被城里人叫多了，内涵就起了变化——把“红安苕”当成了红安人的代名词，里面有了一些鄙视。现在，我们红安人自己也经常说自己是“红安苕”，里面多是自我调侃。究其原因，坏就坏在一个“苕”字，很多地方把人脑袋不开窍，为人不灵光，或者坚持原则、只知道埋头苦干叫做“苕”，张口闭口“你个苕货”。实际上这一点也不关红苕的事。红苕生命力顽强，不择地域，不择气候，插一根秧苗就能长出绿油油的一畦，给人类提供丰富的食品来源。这是“苕”吗？这是无私的奉献啊！红安地狭人稠，资源贫乏，交通不便，红安人只有靠吃苦耐劳，奋发苦干，才能过上基本的生活。战争年代，红安牺牲了十四万英雄儿女，因为红安人坚信，只有牺牲才能换来新生活。改革开放后，红安人撒遍了天南海北，五洲四海，因为他们朴素地明白一个道理，只有适应社会的变迁，只有适应不同的环境，才能创造财富，才能过上小康的日子。他们的品质与红苕何其相似！红安人不是“苕”，是坚韧，是执著。从这个角度讲，我倒不再反感把红安人叫做“红安苕”了，我想，应该将“红安苕”这个品牌注册，将“红安苕”的文化进行挖掘，让它给红安人带来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红苕是彻底地融入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再也离不开它了。 湖北省红安县公安局张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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