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父亲曾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
正文 | 父亲曾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韦元龙 五十年代,我父亲韦正华先生曾经在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读书三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四年。毕业时,全体毕业生受到第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的亲切接见,同时还合影留念,那张珍贵的的照片至今任然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他在大学工作的时候,是担任政治理论教员。 父亲留校后,就回贵州安龙老家把我母亲接到北京。据母亲回忆,当时她在家卖了一些粮食,换成粮票,村里又多给了50斤,然后坐货车(那时候没有客车)绕晴隆24道拐,到安顺乘火车到北京。母亲说,那时候坐的是硬座,整整坐了10天才到达北京,脚背都肿了。现在有特快,一天半时间就到,整整缩短了7倍。如果通了高铁,那就更快了!毕竟60年了,漫长的60年;毕竟已经60年,60年弹指一挥间! 当时母亲的户口还没有迁到北京,没有工作,只能帮一个服装厂做外包活路,帮他们锁钮眼,一个一分钱。一天做到黑就是锁好40个,那几个月,只有一天锁得50个。 “一天4毛钱够生活吗?”我问。 “不够,只能补贴一点家用。”母亲回忆说,“那几年恰好遇上全国饿饭,生活很艰难。你父亲去找学校解决我的户口问题,学校说解决不了。后来你父亲就去找学校说,既然解决不了户口,就请调回贵州工作。当时学校安排到贵阳,你父亲又说,贵阳离家太远,还是回老家吧!于是就回到安龙县委宣传部上班。” 1965年春天的一个早上,我就出生在十里荷花池畔的安龙县委党校。 然后就遇到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不想参加如何派别,就躲到老家龙山。为了谋生,就扛着扁担,横跨龙头大山,到贞丰县挽澜乡窑上村挑坛子,换点血汗钱。 有一个买坛子的老板一眼认出父亲,很诧异地问:“你是不是安龙县委宣传部的韦干事啊?” 我父亲很淡定的撒了个谎:“不是啊,人有同像,货有同样,你可能认错人啦,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怎么会来挑坛子呢!” 文革过后,父亲到安龙县洒区公所上班。当时搞黑板报,党办主任是小学文化,弄得满头大汗还写不了几个字,我父亲看不下去,上去帮忙,三下两下,就把一块黑板报弄好了。于是党办有什么文字活路就喊我父亲,被人们戏称为:“党办第二秘书。”后来父亲到普坪区委当秘书,后来当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1984年撤区并乡建镇工作开始,父亲调任安龙县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 1997年,刚退休几年的父亲,因脖子患舌管囊肿,在安龙县人民医院动手术,被两个庸医造成一级医疗责任事故,不幸踏荷西去。那时正是盛夏,荷花盛开,荷花的艳丽充满我的周遭,荷花的芬芳冲塌我的双眼。父亲的灵柩安放在安龙烈士陵园,那郁郁葱葱是松柏好似他多年对共产党无限忠诚的信念。 60年后,我和妻子儿女来到北京,除了瞻仰京城的博大精深和凛然的威严,更多是对父亲不尽的哀思和无穷的惦念。 父亲坎坷一生,有过辉煌,有过黯淡,但却不贪不贿,一生清廉,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过世时,我清理他的遗物,在他经常穿的那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里,搜出一把人民币,数一数,仅仅几十元!这点钱我留下了,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山装焚烧了,让它随时随地陪伴在父亲的身边。 如今,父亲长眠于地下,我们奔劳于天地间。 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你是否还在继续追寻共产主义信念? 今天的我,无牵无挂,携着家眷,游离在国家政坛的边缘。 也许心痛,痛彻党派的泪眼;也许无谓,谓及国家的明天。 我知道,我的事业不仅仅在中国,我的梦幻在世界的峰巅! 2014.7.28.17:00手记于T150贵阳至北京西特快列车 2014.8.17.11:11誊抄于贵阳红豆杉寓所 (北京手记之二:父亲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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