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达国桥 一个工程师的思索 |
| 正文 | 约莫大半天时间，我们考察了八公里路线，来到达国桥。 村里的男人也许在地里干农活，只剩下一些妇女儿童坐在屋廊上歇息。一个年轻的妈妈怀抱着睡熟的婴儿，敞着胸，露出两个黑溜溜的奶子，见陌生人到来，并不遮掩。寂静的小村子因我们的涉足引起一阵犬吠和躁动。午后的太阳，在天空中灼烧，将裸露的地面和石头烤得滚烫。山谷中没有一丝风，树叶挂在枝头上，一动不动，空气烦闷而燥热，让人心里直发慌。 总算走到一个有人烟的所在。 这是一个隐没在山坳中的微小村落，村里只有六、七户人家。村旁是奔流不息的金珠藏布，狭窄的江面上架起一座钢桥，名曰达国桥。后来，达国桥就衍化成一个地名。 按扎西的安排，这一站要更换民工。下午，我们不再前行。后勤人员很快结算了民工费，民工们揣着赚来的钱，高高兴兴回家去了。 这批民工来自大峡谷的旁辛乡，十几天来跟随我们，风餐露宿，在山路上折腾，背上的负荷少则七十斤，多则一百斤，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那是一帮铁打的门巴汉子，背上一个背篓，腰间一把门巴刀，常年纵横于大峡谷的深山老林。背后的竹篓里，装着他们的生活，装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装着他们对未来的期盼。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天地，他们是生活的强者，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岁月塑造了他们坚强的体魄，他们将足迹刻在喜玛拉雅山上，他们将汗水洒在雅鲁藏布江畔，只有他们才配与大山和深谷相伴，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 他们顶着烈日，走出了村子，弯曲的山路将他们连成默默的一串。翻过眼前的安杯山，沿雅鲁藏布江北上，晚上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民工们走了，留下一大堆杂乱物件，留下一个仍将流浪的群落，留下一群在树荫下东倒西歪的异乡人。 村妇和孩童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疲惫的山外来客干的哪般勾当？ 说是工程师，恐怕山里人听不真切。 现代的农民、工人、军人、文人、医生、企业家，不论富贵贫贱，都能在中国文明史上找到明显的定位。一看我们就不是农夫，不是商人，不是郎中，不是士兵。说是学者，也不象，因为自古以来学者被认为是满腹经纶，能吟诗作赋的那一类。反复思忖，觉得应该称工匠最为贴切，聊以自慰。 我不知道自己如何鬼使神差地加入了工匠这个行列的，以致于前些年老家的一位白发长者感到惊讶：修路搭桥还需要上大学？还用设计？ 长者的惊讶并不奇怪。木匠的祖师爷鲁班，修赵州桥的李春，未闻他们读了多少书，有多大学问。 实际上，在历史的变迁和演化过程中，工匠的份量几乎可以被人们忽略。诺大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人们只谈论主宰宫殿的君主和王侯，谁会想到宫殿的建筑者；提及江南三大名楼，人们会想起范仲淹、王勃和崔颢，不会有人关心是谁构思了楼阁的造型和结构。说到底，工匠只是给了建筑物一个僵硬的躯壳，但真正赋予建筑物历史活力的，是统治者、文人、画家。工匠的悲哀莫过于此。 伴随社会工业化的进程，工程师应运而生。依我看，现代社会的工程师一样摆脱不了工匠的悲哀。他们缺乏政治家的周旋能力，缺少文学家的豪放和幽默，没有音乐家和画家的气质，没有企业家的风光；他们常常不苟言笑，不太会张扬，满脑子装着空间构架和一些古怪的符号；他们表达出来的是一堆枯燥乏味的图纸和表格，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会感兴趣。每当他们的心血和汗水化作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桥梁凌空飞架之时，人们便忙碌着请首长来题字、剪彩，工程师们在哪儿？他们已将身心默默地投入到了下一个工地…… 太阳从西边的山脊线缓缓坠落，高大挺拔的山体在峡谷中投下阴影和凉意，吊脚楼顶上冒出了袅袅炊烟，队友们在村子的空地上支起了帐篷。 我信步走上达国桥，手扶着锈迹斑斑的铁栏，久久凝视着这片人们曾付出热情试图改造的原始山川，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超然世外的感觉。但我却十分欣羡余光中先生游览异域风光的那份从容，他在布拉格的魔涛河长桥上的感受如同他的文章一样清新：“桥真是奇妙的东西。它架在两岸，原为过渡而设，但是人上了桥，却不急于赶赴对岸，反而耽赏风景起来。原来是道路，却变成了看台，不但可以仰天俯水，纵览两岸，还可以看看停停，从容漫步。爱桥的人没有一个不恨其短的，最好是永远走不到头，让重吨的魁梧把你凌空托在波上，背后的岸追不到你，前面的岸也捉你不着。于是你超然世外，不为物拘，简直是以桥为鞍，骑在一匹河的背上。河乃时间之隐喻，不舍昼夜，又为逝者之别名。然而逝去的是水，不是河。自其变者而观之，河乃时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河又似乎永恒。桥上人观之不厌的，也许就是这逝而犹在、常而恒迁的生命。而桥，两头抓住逃不走的岸，中间放走抓不住的河，这件事的意义，形而上可供玄学家去苦思，形而下的不妨任诗人来歌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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