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经历的六六，六七，六八年 |
| 正文 | 日志原文：http：//blog。sohu。com/people/！eWV6aGlxaXU5MjdAc29odS5jb20=/。html 近来看了许多部涉及“文革”的影视剧，当然也有红卫兵，也有“打砸抢”，也有“红海洋”，但与真实的情景相去甚远。这期间我在市图书馆也借阅了许多“文革”的书籍，不同程度的都隐匿了许多历史真相，当然影视创作与书籍作家因种种原因不得不避讳些，但长此以往就难免以讹传讹。希望我真实的记录能起些“管中窥豹”或“一叶知秋”的作用。 六五年秋我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学龄前儿童没有学前班，前几个月学习的内容数学是认识阿拉伯数字，语文是能把字写得横平竖直，但教材却是挺丰富的，教学气氛也极佳，老师合蔼可亲比父母强多了，课余还有航模书法刺绣等兴趣班。我是第一批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那天我兴奋异常，心里有太多的憧憬。因此六六年“文革”开始让我们写批判文章时，每个人都错字白字连篇，开批判会跟着举手喊口号，看尊敬的女老师被揪斗被打被剃阴阳头被关进一间用纸糊得麯黑的教室里，至于那些造反派怎么羞辱她们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后才知道仅仅因为她爱烫头爱穿高跟鞋，其它的老师或父亲是资本家，或是国民党的军官。 六六年夏秋至六七年冬全国大中小学停课，也是全国最乱最疯狂的时期，被打死人最多毁文物最多的就是这个时期。因为不上学我们得以满社会疯玩，当然因为小父母绝不允许我们去武斗现场，这期间每隔数十天有毛泽东最新指示时会有同学相告去学校参加庆祝游行，锣鼓与鞭炮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几乎彻夜不息。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如今的天津站附近，他说每天沿海河上班时几乎都能看到跳河自杀者，最多的一天看到打捞上十几具尸体。我不敢离家太远，但房前院后或相距不远的胡同里，每每有上吊自杀者都是最积极的参观者。在街上看见挂着牌子戴着高帽游街的队伍上前吐口唾沫打上二拳也是肯定的。胡同里的大字报贴满墙，没地方就用绳子拉横幅，我们在其下捉迷藏，仅管隔几天就有人揭去卖费纸，但新的大字报一夜又铺天盖地。我们这些孩子还经常拿着粉笔，把胡同一人来高的所有墙砖上都写上毛主席万岁，而有的孩子又不知觉的在墙上划道玩，因此类似反动标语的事件常出，引得公安常峰拥而至，彻夜排查。一次查出一个八岁小女孩，其父又是右派，几天后其母自杀。至于红卫兵抄家，我们也都是第一时间到，在烧毁字画的大火前，在砸坏瓷器的乒乓声响中，在批头散发站在高凳上示众的资本家面前，我们兴奋异常。父亲哥哥姐姐都在单位学校参加运动，只记得都戴着红袖标，都为获得一枚新的毛主席像章而激动不已，至于他们分属什么派，有过什么辩论就没一点印象，母亲把家里所有的书都烧了，从老家带来天津的所有瓷器也全摔碎了。大串连时姐姐和二个哥哥去了韶山井岗山并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检阅，回到家要父亲和资本家的大舅爷断绝关系，否则就和父母断绝关系。而大舅爷是父亲来天津的投靠者，我家当时居住的就是父亲学徒时的门面房，而二叔一家及奶奶当时还居住在大舅爷在城里的小院里。我去看奶奶时曾亲眼见汗流夹背的舅爷舅奶站在高凳上被开斗争会。我印象中舅爷舅奶特慈蔼，尤其是舅奶知道我家孩子多吃不好，总让我多吃肉，但她常把肉总说成“漏”。 河北大街西侧就是红桥区委大院，北侧我家胡同口还有一个区委院，所以文革期间我家门口最热闹，各种批判会辩论会都在这开，每次游行的起始点也在此，文革期间这里还一直是各类组织的中枢指挥部。那时每家都五六个孩子，学校不上课，广播里都是大批判和样板戏也毫无吸引力，哥哥姐姐们又都去“革命”了，我们一个胡同有几十个同龄的孩子，除去吃饭回家每天都在这两个区委大院疯玩。好在那些造反派保皇派甚至后来的军宣队工宣队对我们这些孩子都网开一面，我们甚至可以旁听他们审走资派，部署运动武斗的过程，但对所有内容早浑然无知了。我们时常给他们买早点买洗蔌用品，换来我们可以进关走资派的房间，玩武器库房里的梭标大刀，在样板戏的道具室里戴上真的钢盔装日本鬼子，甚至在军宣队的寝室睡午觉，有一个特务连的连长甚至教了我们这十几个孩子好几天摔跤。 六六年七八月间，先是广播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堂自绝于人民，继而市长李雪峰形似骷髅般的大面具又出现在东北城角的电线杆上，而天津文革期间有名的“火烧政师”和“炮轰609”我不曾亲见，只是听说死伤了许多人。河北大街是和有华北工业摇篮的三条石大街同样赫赫有名的一条街，其中的“仁义和”等几个大竹货铺几于天津卫齐名妇孺皆知，武斗期间每天几乎都有不同派别的人员开着响着警铃的大卡车呼啸而至，他们头戴钢盔手拿大片刀威风凌凌把成捆的镐把竹签铁锨柳条帽一骨脑搬上车。区委院里食堂旁总有一架梯子，上去走过临街底商的屋顶，就可通过女儿墙俯看河北大街全貌。那时的河北大街不及如今的五分之一，但做为城市南北的主干道终日车流拥挤，象甲克虫般的老五路公交车总是在人群中蠕动，很少看它开快过。有好几年时间，临街的女儿墙上摆满了镪水瓶子，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扩音大喇叭，每天清晨四五点到深夜一二点不停的放东方红及语录歌，播大批判文章，或者直播批斗大会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交流大会，还有后来都风盛一时的学工人李长茂的学哲学及宝坻县小靳庄的赛诗会。我在文革期间真的没看见血腥，即便我们经常去女儿墙后的沙包工室中捉迷藏，也从没见过一个造反派往河北大街的反对派人群中扔过一个镪水瓶子。 六七年所谓的“二月逆流”之后，踢开党委全面夺权的混乱形式以不可控，也遭到了党政军各行各业全面的抵制，而全国各地的武斗也都在升级，有的地方甚至动了机枪大炮，死伤人愈来愈多，毛泽东不得不调整政策，采取了一些举措，才始形势有所抑制，在这种大环境下提出各类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仅管重回了课堂，但在我的记忆中到七六年下乡就再也没背过书包，没学过文化课。因此我曾在博客中说我们这一代人，除去认字几同于文盲，在那个人妖颠倒的社会长成人，几同于喝狼奶长大的狼孩，许多混沌观念根深缔锢。毛泽东点然了文革战火，并不时的加薪助燃，此刻以难收住车，随之而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打击“五一六”分子等一个接一个的批判运动使怨假错案的制造也达到顶峰，上百万人被牵连，数十万人含怨而死。我们开学后每天的作业都是写一篇大批判文章，批资本主义反动路线，批修正主义，批右倾翻案风再到七零年后的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周公批师道尊严，还有无时不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总结，而报纸广播戏剧无不与之环环紧扣，火药味片刻也未常淡一点，那个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消摇派，工农出身的都亢奋的象打了鸡血，成分高的“地富反坏右”连子女一家人都终日惶恐不安！人人都显示自己是最革命的。所以才有夫妻互相揭发，儿女与父母绝裂，十几岁的女红卫兵将白发苍苍的女校长活活打死的事情出现，看眼下的某些影视剧，主人公都似乎超然世外，令人啼笑皆非。 六八年五月七日，随着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发表，大批被夺权的党政军科研文化人士被送至“五七干校”学习改造，还有许多单位甚至把一些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一些民主人士开除公职剥夺城市户口遣送回原籍。那时的红桥体育场在今中环线麦德隆处，有到会者说整个体育场被遣送的车队塞得满满的，我在营门西的老红桥看到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车队，一卡车上一家人他们皆满面悲怆，车队过了一个多小时。改革开放后他们是第一批获准回城的，除去那些官复原职的干部，退赔大量查抄物资而暴富的资本家，其它的人则构成了这个城市第一批个体经营户。整个八十年代，个体户是贬义词，是最受岐视的人群。 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是大有作为的”最高指示，从而启动了长达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而在六八年冬的第一批也就是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启程赴东北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我送大哥到了如今的天津站，在那老旧的站台上，我清晰的记得站台上人挤得满满的，姐姐生怕我挤丢了，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开车的气笛一响，整个站台上的哭声震天动地，那场景非亲身经历者绝难体会，我刻骨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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