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高高的栗木门楼 |
| 正文 | 高高的栗木门楼 潦寒 每一个村落的形成与演变，都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 ——题记 历史的最大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一种文明被视为当然。它的获胜不是确定无疑的。如果你出了很糟的牌，犯了足够多的错误，角落中的黑暗年代便总是在等着你。 ——保罗·约翰逊 1 我的祖先哪里来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上的老鸹窝 这首传唱了五百余年的歌谣，在历史的夹缝中，在缺牙少齿的老年人晶莹的泪光中，饱含着历史变迁的无限沧桑与背井离乡的无限苍凉。当我翻开还弥漫着墨香的《郾城县志》时，一串串泪珠潸然滴落…… “元末兵灾连年，赤地千里，人死殆尽。境内大多居民由山西洪洞县迁来。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户1621，人，与宋金时万户相比，减少约百分之九十。”《郾城县志》仅用寥寥数语，便把迁民的原因、背景以及当时悲壮、荒凉的情景通过有形的文字与无形的遐想鬼魅一般勾画出来。我细心研读一下才发现人口的杜撰性，，这种随意性的约数更深一步地说明了当时的荒凉，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洪武迁民与永乐迁民的悲剧所在。 据史书记载，从元世祖四年（1263年）至民国廿九年——三十六年有灾，其中一次连续七年洪水不下。从元世祖十九年（1278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共出现蝗灾十一次、地震十次，这是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郾城有明确记载的天灾。而人祸更是比洪水肆意，比地震暴虐，比瘟疫凶猛。元末的战争使中原大地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无人烟。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为了巩固政权，医治元末以来的战争创伤，迅速发展生产，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侍郎刘九皋等人的建议，做出了向中原大规模移民的战略决策。《明实录》记载的洪武四年（1371年）河南人口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到人。山西人口最稠的地方是地处交通要道的洪洞县。洪洞县的大槐树植于汉代，明时大槐树身粗数围，荫遮数亩，树上筑满了老鸹窝，乃是方圆数百里独一无二的槐树。迁民只有从洪洞县开始向外迁了。 俗话说故土难离，为了当时迁民的顺利，明政府设置了骗局。在移民的汾州府、辽州府、沁州府、洚州府、路安府、平阳府等地广贴告示，晓谕乡民，凡不愿迁移者三日内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领取免迁证，愿移民的可在家等着。于是四面八方的人汇集大槐树下，几天内竟达十几万人，老实的庄稼人还未喘过气来，便被官兵团团围住，这时才知道上当了，愿移也得移，不愿移也得移。官兵们把他们绑起来，连成长队，分别向全国一百多个府县押解。那抛妻别子、依依惜别的泪水洒满了这片土地。人们纷纷折槐为记，并以图腾的方式牢牢地记着故乡的槐树，升华成一种心灵的安慰与民谣，世世代代地传唱，经久不衰。传说在当时移民的途中，人们仍幻想重返故土，为了以后便于确认，便把小脚指甲剪为两瓣。时至今日，小脚指甲为两瓣的，多是大槐树迁民的后裔。而“解手”一说，也是源于这里。移民时由于人们的手都被绑着，要大小便就得向押解禀报：“老解，我要撒尿，请解手。”次数多了，大小便就简化成了“解手”…… 2 我的祖先也是这次移民中从山西洪洞县迁来的。当时由于陆路交通不便，水路是最为方便的，我的家乡栗门张恰在许昌至南阳的运河岸边。我的祖先是顺水而下，从许昌坐船而来的。据我爷爷的上几辈说，我祖先是在天未亮时弃船登岸的，天一片漆黑，四周雾蒙蒙的。我祖先听到有鸡鸣，并看到有灯火，用扁担挑着儿女，领着妻眷，顺着灯光寻来。亮灯的地方是现在我村村委西称为王路口的那条街。那时，我村最早的住户姓王，在王路口开家小店，以便来往的客人就餐饮马。我祖先到王家，四周到处荒草湖泊，狐兔出没，蒿草没人。从草的长势来看，我的祖先认定这片土地也定肥沃，便在此定居下来，一代一代延续下来…… “当我读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然而我被这条规律惊呆了。”汤因比的话在我的笔记中显得异常醒目，大千世界，日月运行，总是有天道可循。或许人类的生死繁衍、吉凶福祸，也总有一个潜在的规律。我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说不清楚，我村最早的王路口的王家人怎么消失了？姓胡的人家在我村繁衍了几代？一个叫殷氏沟的地方是什么来历？我寻找了好长时间的家谱也未曾找到，而各种石碑的记载，除张家祠堂门楼匾牌上写着乙亥光绪年间为最早的记载外，都是一些世代口传的种种带着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真正能记在本上、印在书上说得清清楚楚的，便是后来荒年进我们村唯一的一家外姓——王家…… 我们村姓张的百余年间保持纯姓，男子没有一个外姓的，并约定俗成外姓男子不得入赘我们村。一代代口传家谱“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顺敬承道，依礼振家邦”。从村东到村西每家每户按家谱的辈分，见到姓张的该怎样称谓就怎样称谓，丝毫不乱，且同村男女不得嫁娶。 清初，黄河两岸闹饥荒，黄河北岸的情况比南岸的情况糟糕。草吃完了，树皮也吃完了，最后只得向黄河南岸逃荒要饭。 这一天大雪封河，四处白茫茫一眼望不到边。黄河北沿一位王姓青年面黄肌瘦地挑着一个挑子，前后筐里坐着儿女，又饥又寒的孩子坐在筐里不住地小声哭泣。王姓青年站在河岸不住徘徊，已经等一天了，雪仍不停地下，雪封住了河面，根本看不出哪儿冰厚、哪儿冰薄，万一掉进了冰窟里，本想逃荒活命，却落个冻死的下场。再等下去两个儿女不冻死也得饿死，黄河北岸是没有一条活路了，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他长吁短叹、心急如焚时，突然发现河面上有一行女人的脚印，一行清晰的光脚印一直走到河的对岸。王姓青年不哭了，他想到别人能从河面上过我怎么不能，与其在黄河北岸等死，还不如试一试，便顺着脚印从黄河北河面小心翼翼地向河南岸走来。终于走了过来。等到他到黄河的南岸，一看那双清晰的女人光脚印不见了。这是谁的脚印呢？王姓青年在雪地上跪下拜了拜，除老母奶奶是光脚，其余的女神都不是光脚。于是，王姓青年记住了这行救命的女人光脚印，便一路向郾城走来。 王姓青年从郾城走到栗门张，由于逃荒，想找一个地方落脚。恰好栗门张有一个乡官张录，看到王姓青年挑着儿女，处境凄惨，便收留了他们，让其在自家菜园里种地。王姓青年的祖祖辈辈算是在栗门张扎下了根。从此，栗门张纯了几代的张氏姓中，便有了唯一的外姓——王姓。说起张录，更是在村里口碑相传，一生善举，最有名的也是那首打油诗： 我是张录，张录是我。 别人读书我偷懒， 掏钱捐个大乡官。 张录之所以说掏钱捐个大乡官，是由于黄河决口，全省都挑柳条砸黄河口时，张录由于家里富有，挑了一挑银元，被封为乡官，称捐乡官。我对张录的行为很钦佩，尽管这个乡官不是考的，在国难当头时，他比那些考的更显示出人的品位、情操。 王姓青年在张录的菜地里种了几年菜，张录便又给他们几亩地，盖几间房，于是便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王姓青年临终时，便把过黄河的情形向儿孙们说了，并嘱咐他们的救命恩人是“老母奶奶”。从此，王姓世世代代供奉老母奶奶，直到现在。 关于这段传说，我问过村里的许多人，他们所说的大致相同，无非是王姓青年在河北岸的时间，在张录家种菜的时间有些出入，过黄河的细节被人们描述得活灵活现。每到春节，王姓一家再次供奉老母奶奶的神像时，更为这段传说增添了几分神圣与真实，让人不得不信…… 3 我们的村子是什么时间开始叫栗门张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的祖先用一根扁担的家业，在王路口王家的屋檐下定居之后，便安居乐业，开荒种地，生儿育女，张氏一族一天天昌盛起来。直到第几代，谁也说不清楚，张氏一门五个儿子同时考中秀才，为了纪念这份荣耀，人们便给这五个秀才建了五人走马门楼。直到公元1999年世纪之末，最后的一座门楼被村人扒掉修葺重建时，发现门楼上的木料全部都是栗木，而栗门张，更与栗木有着很大的联系。 从哪一代起，栗门张的人会做木工活，我爷爷的爷爷也说不清楚。村里最早、做得最好的一个木匠，他做的家具不但结实耐看，做的土耧更是一绝，下粒均匀，入土适当，不深不浅，正好适合种子发芽。这个木匠为栗门张赢得了极为不错的名声。栗门张不仅仅有被誉为传统手艺的土耧，还有一种过目不忘的建筑才能。 清朝时期，我们村属于西华县管辖，每年交税纳粮都要去西华县。那年夏天，交税粮的牛车拉着张木匠进县城交粮时，张木匠发现县太爷的办公楼——县衙大堂盖得精美别致，随便在附近找了几根高粱秆，按照一定的比例尺寸把高粱秆揻一揻，仿县衙门楼弄了一个造型。回到家后，张木匠经过一番揣摩，按照秸秆的模型、外观，相仿地在我村建起了一座木门。门楼建起后，细心的人用尺子量了一下，与西华县衙门楼一寸不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西华县，惊动了县太爷。县太爷坐着轿子走了九十里路来到我们村子，看着张木匠建的木楼，赞不绝口。兴致之余，题了个匾额——栗门张。从此，栗门张便流传下来。在本县县太爷的指荐下，在村民的自豪下，在其他人的羡慕下，栗门张渐渐地叫响了，直到现在…… 历史的演变在人们的繁衍中显示着深沉无比的内涵和生命的悲怆。十六岁时，我曾为村子写了一篇三千余字的村史，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幼稚可笑。不过那时我的第一个认识是“每一个村落的形成，便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那时，我兴致勃勃地顺着儿歌一样的“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顺敬承道，依礼振家邦”寻找我们的家谱。而家谱的遗失，让人们好像失去了一定的精神见证，失去了一种心灵的依靠，失去了传奇的考证，更多的是失去了人类自身能力的反省、禅悟与一种人类繁衍文化。 在许多无法考证的前提下，思考显得无比深沉与迷茫。我站在我们老祖先坟前，不停地想，栗门张是什么时候建庄的？什么时候称为顺兴寨？什么时候分成小栗门张、鄢步沟的？在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我只能推理，失望中嬗变着自己思想认识与思想观念，嬗变着自己的奢望与激情。在那个月朗星稀之夜，我吸了数根烟后，终于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我们村分成小栗门张与鄢步沟是在万历廿九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县志记载如下： 万历廿九年 大水连续六年不下 万历四十六年 蝗虫连续三年，是年竹叶、树叶几乎被吃光 崇祯六年 十二月，李自成起义军从开封返南阳，途经郾城激战 崇祯八年 旱蝗两灾并起 崇祯十五年 五月，李自成率军攻克郾城。是年疾病流行，米价二千文 人相食，民多加入义军 崇祯十七年 正月大雪深一米 是年麦价二千文，人食树皮、草籽，纸为衣 看到县志上一行行文字，如果不思考过去，自然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作为一种文化、学问去思考，你会大吃一惊：这四十年间，人们几乎没有过一个好年。“人相食，纸为衣”这种生存的压迫，能使一切名利都显得无足轻重，能使许多灾难都相形见绌，能使一切沉重与痛苦都自慰无语。也许这就是几十年间，栗门张又经历的一次迁民。由于生存，有一部分人向西迁，分成了两个村庄：小栗门张与鄢步沟。小栗门张直接是以我们村的名字加一个小字，鄢步沟是以当地一个沟为名。一切灾难过去，历史进程不因人的变迁而停滞不前，三百年过去了，小栗门张与鄢步沟的人一样念叨“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顺敬承道，依礼振家邦”，一样的纯姓张。 在我的记忆中，祭祖是一项盛大的活动。我们村在修建祖坟时，小栗门张与鄢步沟的人都来此祭祖，证明这种传说的真实性。那时，我还是个玩童，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与这两个村庄族亲关系中引发的一些故事。由于我们村做土耧的多，好多人没去过鄢步沟与小栗门张。有到鄢步沟、小栗门张卖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找个话题便唠嗑。 “听口音是东乡人？” “嗯。” “什么村上的？” “栗门张的。” 立即有人杀鸡，有人买酒，既然回家了还客气啥，又攀亲又热情地讲起族亲了。后来我们附近村的人知道这事后，有的也到小栗门张与鄢步沟。“听口音是东乡人？”“嗯。”“什么村上的？”“栗门张的。”好酒好肉又摆上后攀亲，“什么辈的？”来人说不上来，酒与肉立刻又撤了，来人只得悻悻而去。确实很奇妙，在没有身份证的时代，家谱成了唯一的凭证。 4 《王胡闹闹会》这个很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戏曲，在我们村一片自豪的传说中显得既滑稽可笑又可悲可泣。它在一定的环境中一方面悲怆地显示出了生命的强悍、宝贵与生存的无奈、悲哀；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封建社会某种程度上“存在即是合理”的传统文化合理性。“只要你思考，总会有所沉淀。”这是我八年以来坚信的。而这个真实的传说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一代代地传下来，在浮躁的今天，在人们逐渐丧失了传说的兴趣时，我又用文字记载下来，也许这又是一种文化吧。 在栗门张村村南，由几个村联合举办青苗会。每年青苗时请人唱戏，以示慰神保佑丰收，而且进行麦季农具买卖。这是具体哪一年谁也说不准，而人名却清清楚楚。栗门张的老古线与老脚路到青苗会逛会，老古线有名的双臂长，两臂一张能拉六尺。他买了一根皮条，由于没有尺子，在当时都用两臂一庹，卖皮条的嫌他的庹长不卖给他，两人争吵起来。老脚路买一把镰扎在绑脚上，付过钱后去找老古线，卖镰的误以为老脚路未给钱，叫喊着老脚路偷了他的镰，恰又碰到邻村有个叫胡闹的抢街。 “抢街”这个词，本身就有浓厚的时代特点。解放前，农作物的收成非常的低，并且一个村有一半的土地集中在几个地主手中。造成严重的食物短缺。许多人没地没钱的光棍，到会上都是想找一点吃的。别人买的油条、包子之类的没吃，上去抓住就跑，别人赶着自己跑着，赶上了被人家打一顿，赶不上自己吃掉。那时人们为了吃把人格尊严放到了零的位置，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胡闹抢到一个肉包子，眼看跑不掉了，顺手扔给了老古线。老古线正与别人争吵，一看是胡闹，便顺手接住。青苗会上的人向老古线要，老古线自然不给，双方厮打起来。谁知这一打不要紧，把青苗会上的人打死了一个。这一打死不要紧，引出一起官司，也引出了一场戏。 清朝时期，人们仍是以儒为教，家族观念极为浓重。栗门张的人打死人了，不一定要找打死人的，而是直接找庄主、秀才等村里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死人家属一纸诉状告到西华县。县太爷下令到我们村让老秀才去应诉。老秀才本来惭愧，又不得不应诉，便骑着驴到西华县县太爷大堂上。县官见秀才本来是应让座，响三面铜锣迎接。这次县太爷既没有给敲锣，也没有给让座，死者一方又朝老秀才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这一吐不要紧，老秀才当即骑驴回来，没几天便死了。 “人命关天，老秀才死了更关天。”栗门张十个秀才死了一个，剩下九个一齐到西华县找县太爷，县太爷听说老秀才气死了，本来事关重大，一看九个秀才来了，急忙让座敲锣。九个秀才说啥也不听，说“我们老秀才来时骑驴来的，回去死了，你怎么用刑逼死人命，秀才也是读书人呀，焉能斯文扫地”。非要告开封府。这一闹县太爷害怕了，好说歹说方达成协议。最后除了厚葬老秀才外，还要从西华县十里一台戏、五里一道场，一直搭到老秀才的门口，一步一作揖地到栗门张赔罪。县太爷逢道场必作揖，逢戏台必叩头。直把县太爷折腾得快累死了，九位秀才才找回面子，安葬了老秀才。 后来县里唱戏的把此事编了一台戏，叫《张胡闹闹会》，本意是说县太爷知错就改、通情达理。在青苗会上演，栗门张的人看后觉得抢街的胡闹姓张有失体面，找唱戏的，唱戏的怕惹了栗门张的人，便改成王胡闹，一直唱到现在。 栗门张的秀才诉讼从此出了名，也出了祸。汝南府一个村姓张的同姓刘的打官司，请了栗门张的九位秀才，为壮声势。栗门张的秀才连同小栗门张与鄢步沟的四位秀才，十三位秀才同时到汝南府打官司。那时家谱是唯一的凭证，汝南府的张姓牵强附会与我们对上家谱后，十三位秀才上路途经上蔡城隍庙时，将城隍庙里的城隍揣在了袖筒里。到汝南府后，道台出案敲锣相迎，正要见礼，张秀才便把城隍庙里敬的城隍爷摆在道台的大堂上。城隍爷原也是姓张的老祖宗，道台一看急忙撩袍下跪，一问道台也姓张，这场官司自然是姓张的向着姓张的，张姓赢了。然而，汝南张姓在官司赢了后谢秀才时，提出把张氏家谱拿回去抄一抄。这一拿不打紧，张氏家谱从此失落汝南府，至今没有找着。 5 所有的历史都会与当代史有关，历史是不会死的，也不会仅仅只属于过去。它会影响每一个时代，影响每一个人，让时代的模式和人的行为都打上它的烙印。《郾城县志》记载栗门张村的人有两项：一个是1966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特级教师张双河，在世时留下许多智言慧语，以沧桑的历史眼光看栗门张村的变革与变化，冷嘲热讽地评判着一场场人为的丑剧与闹剧；另一个是为气象工作进驻西藏牺牲的张维望。最传奇的是武术世家张宝德“力敲耙棱，双臂拔树”、“单臂震老槐”等这些有名有姓的真实故事。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进行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叔本华话让我有了审视的担心与理由。就在我再版此书的不久前，栗门张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喝药自杀了。原因是，国家每个月补助她的60元钱积攒了半年，他儿子陪着她领回来之后，没有给她。后来，她向儿子要10元钱，儿子以年纪大了不用花钱为由，不给。老太太觉得活的太没有尊严，没有希望，没有价值，喝药死了。由于现在农村施行火葬制度。儿子为了逃避火葬，当天晚上找几个人就将其母亲偷偷地埋了。这个老太太便在这个世界上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连同栗门张村三百余年的伦理纲常与道德观念。 二千多年前，曾子就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也把厚葬父母归为孝的一部分，并用礼的仪式与程序来巩固人们的道德力量与伦理观念。无独有偶。西方文化学者涂尔干在总结仪式时也这样说：“仪式首先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基本区分，这种区分被所有的文化参与者认同。”陈旧的未必都是腐朽的，比如古董，比如老酒，再比如经过几千年锤炼的传统美德与价值观念。然而，这一切，在以反封建、反礼教，提倡人性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名誉下，所剩无几。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与物质享受的同时，为灵魂，为人格，为道德留的空间不多了？大多数人也在法制观念的普及下，让道德舆论力量变得孱弱无力。每一次我回老家，都在思考，文化是靠一代一代的思想者做出巨大牺牲，一步一步地推动人类思想的进步，同时也需要远离这时代的智者进行针对时尚的批判，以先锋意识进行批判与呼吁。只要历史存在一天，我们应该允许一部分人每天对历史的进程提出文化的要求与世俗的挑衅。他们对历史状态的彻底追求，对现实的呼吁与生存者理智的选择，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这一部分人的道德要求与世俗批判才有可能左右兼顾，历史进程应该兼顾他们，才不可能把世俗化的进程推动得那样独断。 我著此文的目的也在于此，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种追忆与复述，更多的是对以后的思考与担忧。在农民一天天富起来的耀眼光环中，在科技工业日益发展的进程中，栗门张，乃至全中国的农村，出现了人们不该忽略的问题——农村成了城市垃圾文明的倾倒场，从劣质的牛仔裤到畸性的个性自由，从信仰缺失的实用主义到演变成农村人的唯利是图，不辩是非，从以前道德力量左右的宗族社会秩序到现在人们的唯利是图后的无所适从。我发现农民们在忙着挣钱的同时，也渐渐地脱离了原因的生活轨迹与伦理观念，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扭曲，甚至伦理的崩溃……再这样下去，我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梦想失落，道德破损的代价，更要命的是我们连以往的理想与激情都消失了。经验教训是人类历史的奢侈品。尤其是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不们不仅丧失了具有五千余年村落，同时也会丧失由无数经验教训才形成的农耕文明与宗族观念，这一代二代甚至是三代四代人在法制与人情之间游荡与摇摆，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来治理人们社会转型的后遗症。我不是杞人忧天，而确确实实应该警惕与重视。 对原因是非、世俗的选择等，我都不敢多说，唯一的愿望是升华到一个文化层次，引起人类的重视与警惕，不要把世俗的进程推动得那么蛮横、独断专行与难以救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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