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聆听古音 |
正文 | 聆听古音 1 一大早,我们便从敦煌前往嘉峪关。车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奔驰着,越往东,越向南,越来越多的绿意,便令人更为激动。农场,绿洲,城镇,从车窗和眼前飘然而过,田地里繁盛的收获景象,让我们忘记了,所有走过的荒凉。 到了嘉峪关,已是中午。城市中,绿茵茵,清翠秀丽,整齐划一的绿化树,让我们目不暇接。 那些树,枝条下坠的样子,让我看着象是柳树,也情愿它是柳树。柳树,可能是大江南北,最为普及的树种。江南的垂柳,也许是最能触动情怀的,但如果在这个地方,遥远的西部,也能见到柳树的话,那将是多么别致的一种风景。 柳树,尤其是垂柳,是古诗词中,最常见到的尤物。以至于用柳命名词牌——“章台柳”:“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是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章台柳”的词牌来源,有个典故。唐天宝年间,韩翃妻柳氏因逢安史之乱,剪发毁形,避祸于法灵寺。肃宗收复长安后,韩翃遣人携金并写了这首“章台柳”找寻,柳氏知后,呜咽感怀,便以“杨柳枝”回赠:“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后两人历尽磨难,终得破镜重圆。 其实,韩翃对柳树,还有句足可冠居唐诗之首的名句:“春城何处不飞花”。如果从章台柳还不能识得韩翃,只要此句一出,你对韩翃,便不再陌生。 诗词与文章,是盛装感情的瓶子。如果韩翃对柳氏没有殷殷情意,绝对写不出这样的名句。 柳,是古诗词的一色颜料,没了它,再好的画工和画笔,绘出的风景,总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无柳,古诗词便少了筋骨。 柳,于古诗词,却总出现在都城繁市和江南水乡的意境中。塞外与西域,几乎与柳无缘。沙柳,或许,能够称得上柳,可坚韧有余柔情不足,难以调动古人的诗词情怀。 古诗词中,唯有这一句,还能称得上是,关于西部之柳的经典名句: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对了,那玉门关究竟在哪? 王之涣这首诗叫做《凉州词》,凉州,就是今天的武威市,武威虽在嘉峪关东面,相距还远。但按地图上的标识,玉门市,在嘉峪关的西面,如今,我们都到了嘉峪关,却没见到玉门关。 “默导”见我问起,眼皮微微一扬,反问道:你问的是哪个玉门关?我咤道:什么,还有好几个玉门关? “默导”听我一问,倒提起许多精神,话语也比平常多了许多:历史上的玉门关,总共有三座,如果连荥阳玉门关也算在内的话,就是四座。 我又问:那平时常说的玉门关是指哪一个玉门关?“默导”轻笑了一下,道:严格的说,除了荥阳那座不算外,其它三座都算。 我感到有些惊奇,这时,“默导”低头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了过来:你看下这本甘肃旅游指南,就明白了。他吝啬语言的秉性,又再显露出来。我接了过来,心头隐隐不快:我自己看,还要你这导游干什么,真正的“默导”“木导”! 玉门关,始建于西汉武帝通西域设河西四郡之时。汉玉门关旧址,历来存有争议,但均认为在敦煌西北。一说认为,汉玉门关在现敦煌南湖乡唐寿昌城西北118公里,另有人认为,汉玉门关初建在敦煌之东,约在今玉门市赤金镇附近,因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而迁至敦煌西北。最近的考古发现,根据烽燧遗址出土的汉简和古驿道位置推定,玉门关应在敦煌小方盘城西11公里处,但却无相关的关城遗址佐证。 随唐时期的玉门关,因驿道改变,从敦煌西北向东迁移了240公里的“葫芦河”(即今疏勒河)畔。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又向东移了200公里,迁至了肃州(今酒泉)西的石关峡。公元前1036年,西夏占据河西走廊,玉门关便从史籍中消失了。而荥阳的玉门关,则是因古成皋北门名玉门而得名,但却是名不副实。 玉门关,实际上连杨柳也是没有的,王之涣诗中所谓的杨柳,不过是一首唤做《折杨柳》的曲子。玉门关,没有春风,没有春意,没有温暖,但毕竟有羌笛,有乐曲。吹奏,呜咽的鸣声,将哀怨、伤感与思念,传向四野,感动天地,山,不再静寂,人不再孤独。 除此之外,还有赏心悦目的美玉,与令人垂涎的财富。昆仑山与和阗之玉,经过关门,源源不断地由西向东流去,使它自建伊始,便有了“玉门”的称号。那些从关门进进出出,为玉而来为玉而去的商贾,让守关的将士见识了,因财富而带来的,奔波流离的凄苦,丰利暴发的狂喜。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阳关,再往西去,不但没有春风,也没了故人,恐怕连人都要罕遇了。 王维诗中虽有柳,但这柳在渭城,而非西部的阳关。但玉门关与阳关,却都因柳的渲染,而声名遐迩。 阳关,是与玉门关同期而建的关隘,位于敦煌西南七十公里的古董滩上,与玉门关相距七十公里,因位于玉门关之南,古人以北为阴南为阳,故名为阳关。汉时,两关有长城相连。宋以后,阳关遂废。至今只有烽燧犹存,阳关已被风沙掩没。 阳关,通往古西域的门户,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真正闻名于天下并垂名于青史,则是因为王维的这首诗。而自此后,也为中国音乐史上增添了一曲感人至深、广为传唱的艺术精品——《阳关三叠》。 《阳关三叠》又名《渭城曲》、《阳关曲》,为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是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谱写而成,所谓三叠,即除第一句诗不叠唱外,其余的三句诗都要重叠反复咏唱三次。这首曲子在唐代就非常流行,几乎到了妇孺皆知、家户喻晓的地步,并收入到《伊州大曲》作为第三段。 历史,总有些匪夷所思的巧合。《阳关三叠》与阳关,同在宋代,一个因废弃而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另一个却也很奇异突兀地失传了。到了明代弘治年间,有人又另谱成琴曲,并先后出现十几种不同的谱本。当前,最通行的谱本,是将全诗叠唱三次,歌词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遄行,遄行,长途越渡关津。历苦辛,历苦辛,历历苦辛,宜自珍,宜自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感怀,感怀,思君十二时辰。谁相因,谁相因,谁可相因,日驰神,日驰神。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旨酒,旨酒,未饮心已先醇。载驰骃,载驰骃,何日言旋轩辚,能酌几多巡!千巡有尽,寸衷难泯,无穷伤感。尺素申,尺素申,尺素频申,如相亲,如相亲。从今一别,两地相思入梦频,闻雁来宾。” 从西部回来后,我找来了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奏的《阳关三叠》细细赏听。惜别、伤感、苦盼之情,充盈于曲中,情真意切,听来不免令人生出对友人或恋人的思念之情,真有歌罢泪溅的韵味。 玉门关与阳关,之所以在古人眼里,那么的牵肠挂肚,依我看来,是因为,自此,往西,便已走出中土,进入异国他乡,故土已渐行渐远,依稀模糊,只有梦里相忆,曲中寄思。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早在敦煌时,便已与玉门关、阳关错过相逢,等到嘉峪关时,我们已远离玉门关、阳关,心中惆怅之余,唯有对玉门关、阳关神慕一番后的空自遗憾。 “默导”似乎看出我的失望,语带抚慰的道:玉门关和阳关,都是些废墟了,没什么看头,倒是嘉峪关还值得一看,吃了午饭,我就带你们去。 从嘉峪关市区往西走了五公里左右,一座气宇轩昂的古城池,便跃然在我眼前。 我是知道它的,我对它早是神交已久。 知道它,是因为万里长城。 很小的时候,从教科书中就知道,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嘉峪关,是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它的终点。 “默导”纠正道:只是明长城的最西端和终点,在去敦煌路上,有好多汉长城的遗址,汉长城,可能西止玉门关和阳关,甚至止于更西的古楼兰。 又是玉门关和阳关。它不仅仅是地理疆域的分界,还是情感的分水岭,更是民族文化的醒目标识。它既是起点,又是终点,所有的喧嚷与静寂,繁华与荒凉,家国与异邦,征戌与安定,相聚与别离,欢笑与伤感,风沙与馨绿,迷茫与希望,游牧与农耕,汉化与胡夷,对峙与融合,排斥与渗透,既源于此,又终于斯。 我错过了与玉门关和阳关的相逢,却没有错过,对它所厚重承载着的一切,亘古的尊崇与瞻望。 玉门关、阳关,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梦里去想象吧,嘉峪关,我来了! 2 我一向认为,当今,只要有城墙的地方,就一定能够成为古迹。城市的现代化,几乎已经将古迹绝迹。枪炮声、轰鸣声,足已将金戈铁马湮没,重武器、大型机械完全可以将壁垒森严的城池忽略不计,轻而易举地将它夷为平地。 更何况,展现在我面前,我将踏足的是,一座完完整整、没有丁点儿残垣断壁的古城池,怎不令我这个初次触摸古代战争遗物的人怦然心动、赞叹不绝呢? 方形,是这个国度所不能或缺的历史文化元素和基调。方正的汉字,方形的棋盘,方形的城池,方形的城砖,方形的兵阵,方形的祭坛,方形的官印,哪怕就是忠臣的脸谱,也要弄个四方国字脸——那种方正刚毅的形象。 想想也是,书法、弈棋与用兵,说简单了,也就是在这方形的框架内做文章、耍心机、弄计谋。字写得好不好,成不成章法,都可以用那米字形的方楷格去校一校,棋下得高不高,都可以归结为那方格路数上的算计与较量,行军打仗的胜与负,其实也就是在那些方城方阵之间的攻守得失。 方形的古城,那些千军万马,不过就是方格中的字体,方盘中棋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样的大事,完全可以微缩成这方寸之间的风际风云,只是,字写不好,可以涂擦干净后再写;棋出了昏招,可以悔棋推倒重来;但用兵的一着不慎,只有血流成河、万骨成枯,那断断是不能翻悔推倒重来的。 如今,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城池,历史,只留下了一个方正的格子,那些格中的字与子,都已消失殆尽。 我,还能找到那些锈迹斑斑、沉沙的折戟,还能将它们自将磨洗认前朝吗? 站在嘉峪关城楼上,我仿佛听到,一阵幽深哀怨的古琴声,从远古之际传来,充盈耳边心间,让我的感情伤恸不已: 古今征战几人回? 恍惚间,我看到城头上坐着一位面如冠玉、髯须飘洒、羽扇纶巾的智者,镇静自若、浑若无人地在抚弹着一张古琴,城头下旌旗万簇、大兵压境,却都在这琴声中静伫聆听。一座空城,唯有这琴声慑人心魄。我知道了,屏退这雄兵百万的,并不是诸葛先生的故布疑阵而令敌彷徨,也不是司马仲达的生性多疑而踌躇不前,而是这琴声。“古今征战几人回?”,那些被冲锋陷阵弄红了眼的将士,闻声而呜咽在喉,思念起亲人,吝惜起生命,在这弹指即破的关前,打住了脚步。 “古今征战几人回?”,可究竟能有几人,参悟得透?汉武帝穷兵黩武,在开创了大汉王朝的空前繁盛之际,也造就了汉室自此之后走向没落。就连这诸葛孔明,为了完成北定中原的夙愿,不思休养生息,六出祁山,弄得国力枯竭,直接导致了蜀汉政权的訇然倒塌。 就算能够参透,战与和,岂是一厢情愿就能求得? 外城、内城、瓮城、柔远门、光化门、将军府、文昌阁、点将台、罗城、箭楼、角楼、敌楼、演武厅、校场……我们在导游的引领下,尽情地领略着历史留下的记忆。 抚摸那一块块城砖,这是一个城市的文字,读懂它,便能敲叩开一道紧锁着仓桑演变的大门;登临那一级级城阶,这是一个城市的音符,奏响它,便能弹唱出一曲尘掩千年的乐章;仰视那一座座建筑,这是一个城市的雕塑,瞻仰它,便能参悟出蕴含其中的变迁;远眺那一丘丘黄沙,这是一个城市的衬映,感受它,便能体味出卷埋入土的辛酸。 在嘉峪关古城,我听到了铿锵的金属之音。 金属,是冷兵器时代争锋较量的一个重要强弱指征。哪怕到了今天,钢铁的拥有量,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国力象征。 金属的重要,以至于用它来划分历史: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金属的硬韧与锋利,几乎可以倚此优劣程度来分出胜负。持有“锋披天下”的兵器,成了秦国平定六国所仰仗的一件法宝。正是深知金属的利害,一统天下之后,始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销锋镝,铸金人以十二”,他置信不疑,只要让反对者不能掌握金属,便可天下太平,基业永固,千秋万代。 可是,凡事都有例外。始皇帝所信仰的金属威力无敌神话,在他死后不到二年,便被几个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泥腿子给打破了。收尽天下兵器熔毁之,却如同他苦心营造用来防御外夷入侵的万里长城,没有起到丁点的作用。 “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古人警言,震人发聩。 仁者无敌。金庸《鸳鸯刀》中,两刀合刻着的这句话——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最为简单直白,可许多帝王将相却屡屡在此犯了糊涂。再强大的国家机器,再不可一世的军事力量,如果不施仁政,宽以待民,弄得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就算是一群懦弱之众以豆腐为刀,也能将你掀翻在地。这就是俗话说的,凡事不能逆天而行,逼急了兔子也能咬死人。 身在嘉峪关,我收声敛气,静静地去聆听,从远古深处传来的声音。 我听到了,“叮叮铛铛”刀剑戈戟发出的铁器撞击声,“梆梆咻咻”挽弓射箭发出的弦弹矢飞声,“唏唏唰唰”铠甲片摩擦发出的碎响,“滴滴托托”钉着铁掌的马蹄敲打地砖石阶的声响,队伍集结的急促脚步声,哪怕是震天的呐喊声、击鼓鸣锣声、号角声、风沙吹卷军旗声,都夹着浓浓的金属之音,甚至于城头上将士思乡的哀曲、营房中猜行酒令的喧嚣、空谈女色发出的淫语邪笑……都被金属声所包围。 这本就不属于温柔乡里的音调,与任何的温存浪漫绝缘,它只属于男儿,豪放是它的背景基调,婉约只能用来衬托悲壮的美感。它每一天都在遭遇着生死,平常得都能将眼泪淡漠。 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征戌,却又让亲情远离。所有的伤感,似乎总走不出这方方的围城。 想不到,这军情声声催急的嘉峪关,还有戏台,更没想到,居然还有一座关帝庙。 由于在边陲长大的缘故,我对戏台没有太深的印象,初中时读鲁迅的《社戏》,也读不出太多的味来。倒是我的祖籍地,母亲出生的地方,附近不远的地方,有个戏台,在破四旧时便已荒废。儿童时节随母亲回家探亲,偶尔路过会爬到高出头顶的台子上玩耍一番,戏台曾经有过的繁盛,只能靠猜测想象。 嘉峪关的这座戏台,比儿时见到的那座,要大上二三倍,可能是兵士太多,又是平时主要的娱乐场所,建得大些,才能满足需求。戏台前后都可站人观瞧,戏台两旁的大立柱上,书着一幅大大的对联。 看着这座戏台,不禁油然想起,少年时期常见不鲜的电影场院。最简陋的放映形式,就是立两根杆子,扯起张黑框白色的银幕,大人抬张板凳,小孩一屁股坐在银幕前的地上,仰起个头来专注地看得津津有味,脖子酸痛也不觉累。人满为患时,也可在银幕背后观看,只不过影像是左右相反的。 电影是我们那个年代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宣传手段。国家社会世态、伦理道德褒贬、人生观、价值观等等,主要来源渠道就是电影。我想,戏台就是古代的电影,将士们在看戏得到娱乐享受的同时,宣传也理所当然地深入骨髓了,仿佛岳母刻在岳飞背上“精忠报国”四字,无法抹灭了,哪怕遭奸臣陷害,刑讯屈打之时,捋衣裸背,光彩四射,足令奸佞色变形秽。 细思之下,也就不奇怪。关羽是武圣,也就是战神,塑身立庙在此,无非是让将士们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为国家,为社稷,赴汤蹈火,再所不辞。而关羽又是忠义的化身,一生追随刘备兄长,矢志不移,忠贞事主,心无二志。让将士们象关羽一样,对君王要永怀忠心,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当然,华容道、捉放曹,这样的剧情,绝对不允许再上演了。 戏台与关帝庙,主要还是想把将士们的精神,牢牢地禁锢在帝皇君王的城池里。 为国捐躯,守得一方疆土,朕的江山与皇位就能永固。嘉峪关里,无聊寂寞,思亲想家,那不打紧,多看看戏吧,多去瞻仰关帝爷吧。 去西部前不久,我便与一位我称为谢姐的人一道工作,双方共事了六年,合作得还算可以。前不久,她突然对我说:“你可能没注意吧?那回单位里去西北,我俩还在嘉峪关那合过影的。我也是偶翻照片,找到那张相片才想起的。” 我是记得的。那一天,在嘉峪关,游到关西城门,见有几个专门提供古装铠甲为游客照相的商贩,便有人赶上前去,问好价格,披盔束甲,在关前留影。平时只在古装戏中见过古代武将的模样,见此,怎甘落后,便找了一套盔甲披上,在那块“天下雄关”的碑前,仗剑而立,摄影商正要按动快门之时,谢姐突然说道:“等一等,我来跟你合影一张。” 她放下手提包,走了过来。同事们在旁凑趣道:“好啊,你俩这一照,就是英难美女了。”谢姐“呵呵”一笑,也凑合着大伙的逗趣,落落大方地把头微微向我这边斜靠,说道:“有我这美女陪这将军,守关一定神勇。”我也乐陶陶地将身子往她那边微斜,摄影商恰到好处地为我们留下了合影。 等拿到相片,更是看得笑出眼泪花来。我身体本就显胖,常以“肥胖之徒,简称叛徒”与人调侃,自我解嘲。这哪是英难美女的合影?我一个胖子披盔束甲,旁倚美女,分明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沉醉在美女温柔乡里弄得弃关投降、贪生怕死的怯懦叛将形象,这张相片完全可以成为,追究城池失守责任,最强有力的证据。 谢姐和我说起合影事情时,不免有些动情地道:“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嘉峪关前照了一张合影,工作上又合作了六年之久。”我也被她所感染,说道:“还有更为机缘巧合的事情呢。我三弟随我母亲姓,你们不但同姓,名字是同个字辈,也只走着一字,而这一字却只有一捺之别。”谢姐分外惊喜道:“哦,这么巧啊。那算来,我们还有同宗之源了。”我接道:“是啊。算起来,你还是我的同门族姐呢。” 人生,有许多机缘巧合的事情,或者说,人生有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将它想成机缘巧合铸就的一场相遇。有了这些机缘巧合,人生便多了许多跌宕起伏的感动与记忆。哪怕是平淡如水的同事情谊,也能让你想起,顿时眼眶湿润,心中腾然升起不枉此生的慨叹。 3 在嘉峪关西城楼,往西望去,黄沙茫茫。 我知道,在“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年代里,可能要出了阳关和玉门关,才走入了荒芜与凄凉。但到了明朝,到了嘉峪关建起之后,出了嘉峪关,如同秦汉唐宋时期出了阳关和玉门关,便走入了一个苍茫而悲情的天地。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城池,一些邦国,已被风沙和黄土掩埋和吞没而了无痕迹,或成了白骨,或成了古卷,或成了废墟。可一条路,却随着历史的演进,反而越来越清晰、明朗和通畅了。 还是与柳有关,或者说姑且算得上与柳沾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张骞,这位使者,大汉王朝的外交家,基于一个政治联手对抗匈奴的起意,想通过出使大月氏,联合含辱受欺的大月氏,两面夹击,打败匈奴。但是,应该说,到他死时,这个初衷也未得偿。他历经二十三年,曾先后二次出使,二次被匈奴俘获,并曾在匈奴娶妻生子,却因故未能说动大月氏。作为最初的计划与联络目的,张骞是失败至极的,他没有栽活与大月氏共抗匈奴之花,可却成就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旅行家而标秉千秋;他没有完成外交使命,可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外交家。 自张骞始,中土知道了西域,知道了中亚与身毒(天竺也即印度),知道了西出阳关虽无故人,却有许多语言、服饰、相貌、习俗、行事、生活与中原截然不同的城与邦,中国人知道了,往西去,还有更广阔的天。 张骞无意插下的,如同橄榄枝般的柳,却在蛮荒之地,发芽抽枝,处处泛出盎然的绿意。 我至今弄不明白,为什么大汉朝竟然出了这样二位如此风流人物?张骞,在匈奴十数载,甚至到了娶妻生子的地步,居然秉持汉节、不为所动;还有另一位,“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穷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心惊胆碎,拱服汉德威”的苏武。 可到了今天,望眼尽是,削尖了脑袋纷纷外迁,为了改变国籍而泯灭、辱没国格的人。 或许,历史越悠久,圣贤的教化离我们越悠远,文化越深遂,品格的引领离我们越来越深不见底。 自张骞始,一条路,开始走入了历史。丝绸之路,有如其名地用丝绸作为纽带,联系着胡汉,横贯着中西。自张骞始,这条路,走来了更多的人,带来了更多的商货,更多的文化,也带来了更多的征伐,与拓土扩疆。 风沙,怎么也卷不尽向西或向东的足迹。 可有名字、真正的中国旅行家,却并不多见。除张骞外,似乎却只有玄奘、丘处机。如果可以滥竽充数,连女人和沾了边的都算上,也只有王昭君、文成公主、徐霞客,可他们或向北、或进藏,或因和亲,或为地理考察,并没真正到过西域。如果把向东入海而去的也计入,有徐福、鉴真、郑和。 更多的却是,来自胡域和西方的旅行家,达摩、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赫文斯定、斯坦因……,达摩带来佛经,成为了少林寺的始祖,《马可波罗游记》最终引诱了西方航海的疯狂冲动,利玛窦带来了基督教,汤若望带来了望远镜与洋枪——近代战争极为有用之物,赫文斯定与斯坦因先后都找到了楼兰和罗布泊,哎,那个斯坦因,不说他罢。 如果把没有到过中国的也算上,那更让我们大跌眼镜、大为光火,达伽马、库克船长、德雷克、麦哲伦、哥伦布,他们将世界地图全部展开,插上各自国家的旗帜。同时,还使得,西方的渗透和影响,在当今世界,占尽了风光和主流。 可能,万里长城,让我们油然升起虚无主义的堡垒保护与安全感,画地为牢以我为尊众皆为夷的优越感,它所圈起的圈子,让我们闭塞了视野,禁锢了思想,自我陶醉地当起了被自己所笑倒的夜郎国。 张骞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得不提且必须大书特书,上面所说到的,都是传统的陈词滥调了。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总觉得那些理由还不够强烈。直到一天,当我用手指在古西汉地图上重步他的足迹之时,苦苦探究寻找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张骞,是世界上对接古代文明的第一人。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废话么?这不就是横贯中西吗?等你听我如数家珍地把张骞到过的城邦地域一一道尽,就不会怀疑我是在故弄玄虚。 不管对究竟是有四大还是五代古代文明,当今史学界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我觉得,基本可以折衷地分为古埃及与巴比伦文明(或称尼罗河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或称爱琴海文明)、古印度文明(或称印度河文明)、古中国文明(或称黄河文明)。 先说大汉朝的宿敌匈奴吧。张骞二次被俘,在匈奴生活长达十数年。 匈奴,这个游牧民族,据现代科学的人骨DNA分析,是古北亚人与印欧人种的混合体。想来,远古时期,一小部欧洲人放着牛羊,往东走来,不知不觉放得远了,在蒙古这一带,与当地的土著游牧民族媾和,形成一个部落,并遂渐强大。 匈奴的强大,到达了这样的程度,从春秋战国至晋朝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匈奴,中国历史就是残缺不全的。我可以这样武断地乱下个结论,“匈”与“凶”,在汉字的沿承上一定有必然联系,或者,这个民族太凶猛,而把与其类似的行径,称为凶;或者这个民族本不叫匈奴,因其太凶猛而称之为匈奴。 张骞在敌国匈奴为囚,耳熏目染,亲身感受了这个流淌着古代欧洲血液的民族的奔放与骠悍,他竭力地熟悉这个民族的文化,以使有一天能为己所用,为大汉所用。匈奴也在与张骞、苏武、霍去病、卫青、王昭君及整个大汉王朝的忽战忽和中,切身地感受了华夏民族或者说黄河文明的博大精深与坚韧不屈。 最后,匈奴的强大,到达了这样一种最鼎盛的地步。 匈奴在与汉的无数争锋中,逐渐一蹶不振,分裂成南、北二部。这北匈奴,看看在东边捞不到便宜,又放着牛羊向西边的家乡——欧洲回去。由于游牧民族不爱书书写写,没留下必要的字迹,历史在这里产生了争议。 我宁愿相信,北匈奴就是匈人。公元400年后,中国正在十六国南北朝地闹着分裂之时,带着中华文化影响向西而去的匈人,产生了一个名叫阿提拉的英雄人物,在欧亚结合部建立了一个奥克塔王朝,我们称它为匈奴帝国。这是西侵的亚洲人,第一次给欧洲人造成极度的恐慌,它比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团还早600年。欧洲人被匈人折磨得苦不堪言,惊悚地称其为“上帝之鞭”,是他们做了错事,上帝以匈人为鞭来惩罚他们。阿提拉打败了曾攻入罗马城席卷一空的哥特人,逼得他们跑入西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西罗马帝国不想因此惹火烧身,被阿提拉打得只有纳贡黄金求和。452年,阿提拉在沙隆战败后一年,又再卷土重来,兵临罗马城。罗马人看看这些比哥特人还凶悍的匈人,只好请出里奥一世教皇出城,以上帝的名义让鞭子回去。 阿提拉回去后,不久去世,匈奴帝国随即分崩离析。十多年后,他的儿子想重振父亲雄风,再度攻打罗马,战败而亡。自此后,匈奴与匈人便在历史上沉寂起来。直到近代,又再活泼起来。匈人与他族建起了奥匈帝国——也就是当今德国的一个时期,至今,匈牙利人仍将自己奉为匈人的后裔。 张骞让匈奴感受汉文化,并让他们将黄河文明的感染带去冲击爱琴文明或称欧洲文明。 张骞第二个到过的邦国是大宛。 大宛,这个盛产《射雕英雄传》郭靖坐骑汗血宝马的地方,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锡尔河上中游,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古老的大宛居民是塞种人。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东侵时,在大宛之畔建过城堡,后来又有欧洲人在此按希腊方式建过城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 大宛,是张骞最直接体味爱琴文明的地方,也是爱琴文明的触角最先接触黄河文明的地方。张骞让汉武帝知道了,大宛,这个地方有葡萄、美酒。但最令汉武帝动心和馋涎的是,全身流淌着如血样红的汗、日行金里的汗血宝马——我有些怀疑,吕布、关羽那匹赤兔马就是汗血宝马。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为马而发动的战争开始了,一直持续到西晋,当然以汉武时期最为激烈。反正大宛打输了就送贡马,打赢了就保住宝马不至流失。这种战争,其实是东、西方军事力量的比拼,得到欧洲真传的大宛,与正宗的亚洲传人大汉帝国的较量,总是处于下锋,基本属于一打就臣服,一走就称王的状态。 当然,这也包括匈奴,只不过匈奴勉强还能和汉室打个平手,只是耗不过农耕文明持久的后备补给,最后被弄得筋疲力尽,改道西去。 张骞从大宛出来,往西而去,到了康居。 康居,位于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这个地方,已离里海不远,基本到了欧亚接合部。康居人擅长经商,他们以商人的步履四处奔忙,一定将张骞和汉室带来的东西销往了中东和欧洲。 张骞再没有往西而去,而是急转南下,到了大夏。 大夏,又称为“吐火罗”,本身就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朝中“巴克特里亚”的汉译音,巴克特里亚其实就是雅利安人的攻乡。 雅利安人,说起来定会吓倒你,纳粹德国希特勒所自认的最优秀的主宰种族,它是史前居住在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个种族,属高加索人种也即金发碧眼的白色人种,语言为印欧语系。无论从波斯语译还是梵文语语,雅利安都有“有信仰的高尚之人”的含义。因此,雅利安人和印欧语系被视为正宗纯正的欧洲品牌。希特勒一直对同样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非纯种雅利安人进行排挤罹害。二战,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纳粹所自认的世界上最优秀、最纯粹的主宰民族与非雅利安人种之间的较量。 大夏,虽位于今天的阿富汗附近,但雅利安人的影响却是全欧洲性的,甚至是全世界性的。 公元前二、三千年,雅利安人向西来到地中海,成为希腊人、拉丁人、日尔曼人,诞生爱琴海文明;公元前二千前,雅利安人向南进入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文明汇合,并成为波斯人的先民。公元前一千年,雅利安人再向东南进发,成为梵语支系,与早期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印度河文明)融合。 大夏的土著居民,源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东欧大草原的塞种人(斯基泰人)。我不知道,塞种人是不是古雅利安人的一支,与前南联盟、现塞尔维亚的塞族人有没有同宗血源关系。但在公元前九世纪,塞种人已有数支沿着黑海、地中海最远到了法国和西班牙。 古雅利安人遍地开花,远古的迁徙,促成了主要的古代文明,但在张骞到达之前,这些古文明却是自成体系,互不交融的。张骞到达了爱琴文明、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一支根系——大夏,将黄河文明传音至彼。那时候的大夏,邦民说着印欧古语,用希腊字母书写,有经商的精明,却不善战。张骞把大夏所感受的文化带回了中土。至今,用上海方言读“大夏”,都能听出“吐火罗”的韵味。 张骞到了大夏,也到了他外交的目的地——大月氏。 说起大月氏人,也是雅利安人的分支,那支进入两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改称为古提人,曾占领巴比伦后又被苏美尔人驱逐得销声匿迹。据考证,古提人曾东迁翻过葱岭来到柴达木盆地,并一度进入河西走廊敦煌一带。汉初,月氏人被匈奴灭国,一支进入青海湟水地带的羌族吐蕃族领地,定居下来称为小月氏。月氏主力只能西逃。 张骞出使之时,大月氏已逃至大夏之境,并将大夏人西遂,与之东西为邻。大月氏占据大夏之地,游牧民族,家国的概念本身就很模糊,富饶的土地,肥美的牧草,更让他们对匈奴已生不出家仇国恨,而且,他们离大汉朝已越来越远了,远火解不了近急,倘若联汉引得匈奴愤恨西侵,根本无法倚靠汉室解困——哪怕用上围魏救赵的老套路也不能让匈奴眨下眼皮。这直接导致了张骞的外交失败。张骞在大月氏磨破嘴皮地游说了一年多,毫无效果,只能鸣金收兵,打道回府。 但此行,他的收获还不至于此。他知道了,大夏之西,还有安息(波斯)、条支(大食),月支往南还有乌孙、身毒(印度)。 他对身毒的了解,诱发了二个事件的发生:茶马古道的开辟和玄奘西行。 他在大夏时,看到有人在卖丝绸、邛竹杖和蜀锦,感到惊讶万分,汉室到大夏中间隔着匈奴、大宛诸邦,战火绵延,他都是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多途才来到的,可以想象,根本没有商人能从这条路贩运商货,更何况是南距汉都长安二千多里的蜀中特产。一问,大夏商人告诉他,这是从身毒国买来的。 他百思不得其解,身毒国究竟是从哪得来的蜀货。最后,他推断,蜀中到身毒,应该有条近路。 于是,回到长安后,他立马请求汉武帝遣使向西南寻路。公元122年,四路使者分别向青海南部、西藏东部、云南进发,最远的到达了乘象而战的古滇国,但都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而返回。 古滇国的君主,知道了往北还有个汉朝。于是,马帮驼着茶叶北上。茶马古道,始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由北而上,经大理、迪庆而至西藏、青海,或由西昌、攀枝花而至成都,再北上西安,进入中原地区。 为了寻找身毒,张骞又有心栽花而无心插柳,却成就了另一条贸易通道——茶马古道。 张骞未了的心愿,又成就了玄奘西行。为了寻找张骞所说的身毒(天竺),玄奘只身一人历尽艰险来到了天竺,取经而回。当然,此时的唐朝,早已将天竺的佛经传诵了五六百年,但所流传的佛经,都是些水货,玄奘是将正版原产的佛经带回到了东土。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只到了乌孙。乌孙是月氏的仇宿,匈奴的盟友。乌孙本与月氏同在南疆、祁连山敦煌一线游牧,乌孙王被月氏所杀,匈奴收养了乌孙王子并为其复仇,驱遂了月氏。乌孙自此后便流转到帕米尔高原、伊犁河一线逐渐坐大。张骞此行的目的,是劝说乌孙弃匈奴友汉室。犹如服了一味中药,张骞的乌孙之行,起初看似殊无效果,却在他逝后数十年中,收到了神效,乌孙终于远匈奴而亲汉室,与汉朝成了亲家。 乌孙之行,让张骞意外地知道,在丝绸之路之前,还有一条玉石之路,和阗和昆仑山的美玉,经此再到之后建起的阳关、玉门关,流入中土。这也算是他的有心栽花无意插柳。 古代中国,有四大贸易通道,有三条和张骞能够扯上关系: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另一条由海上而去的陶瓷之路,与他无关,因为那时舟楫还不具备出海远航的技术。但这已足够,让张骞在历史上难以磨灭。 站在嘉峪关前,我思念在这古道中征战的将士、远去的商贾、不朽的张骞,以及他们独守空帏的家人。 一支幽深的古曲,从遥远的空旷中传了过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4 从嘉峪关出来,我们到了悬壁长城。望着那从险峻的山脊蜿蜒而去的长城,我知道,顺着长城而行,遥远的东边,那一头,是八达岭、山海关。 可我的思绪,却朝着相反的方向,仍然往那西边,沿着那条丝绸之路,而去。 在悬壁长城下的小商摊上,我买了一只褐黄色的骆驼。我希望,自己永远做位行者,骑着与手中这只一般模样的骆驼,在那浩瀚的沙海中,不知疲倦的航行。 那一日,在吐鲁番,还没去葡萄沟之前,那位导游小姐领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高昌古城。导游小姐说,它还有一座姐妹城——交河故城,离此十多公里。说起来,交河故城的名气更能要更大些,交河故城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筑城市,也是我国保存二千年最为完整的都市遗迹,因河水绕城分流而下,故名交河。但依我们导游看,高昌古城比交河故城建筑得更气度非凡,如果你不信,就听我引用一位考古学家的话来佐证吧:“如果想知道盛唐时的长安城是什么样,就来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时长安远在西域的翻版”。由于旅程安排关系,交河故城没在日程之中,就不去了,就算去了,和高昌古城一般,看了一处,另一处就没什么看头了。 我们下了车,走了百来米的土路,走入了一座倍感仓桑的古城。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象在哪见过古城。对了,这不是云南元谋土城么?真像!只不过,那是自然生成的景观,这是人类能工巧匠的杰作而被风沙自然侵蚀后的遗迹。 在沙土垒起的城陌街巷中穿行,往昔的繁华历历在目,而今,除了游人还能给它带来些喧嚣与热闹,它便沉寂在岁月的流逝之中。 残垣断壁,有时更能牵起对那个时代的追思与猜测,因为残缺,可以天马行空地去断想历史。 看到那座高高的建筑了吗?那是讲经塔,传说当年玄奘西行,来到高昌,与高昌王相谈相欢而相见恨晚,最后结为异姓兄弟。高昌王留玄奘在塔中布道讲经七天,高昌子民蜂拥而至,络绎不绝,一时传为佳话。 怎么《西游记》里,没有高昌国?导游小姐忍不住“卟哧”笑出声来:我本来是卖个关子,果不其然,就有人按捺不住了。高昌国就是车师国。车师国,《西游记》有吧?我正准备摇头,突然灵光一现,车师国莫非就是车迟国?导游小姐既没肯定也没否定:是不是,由你们自己去揣度吧。 “师”与“迟”本来就近乎谐音,译音造成的字异极为平常,按照西行的路线和故事章节顺序,车迟国应当就是这里。更何况,玄奘在塔中讲经,与书中筑坛与妖师斗法,何其相似也! 高昌古城,建于公元一世纪,废弃于十三世纪的战乱,持续一千多年。尽管它已呈衰败之象,毕竟今天还能一睹到它当年的风姿。 可在西域,在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上,更多的是,被掩没了的城邦和地名,甚至于有些地名,只出现在史籍中,它究竟在哪,今天,只能凭记载和考古在地图上大致划个圈圈。 我知道,往吐鲁番往东百余里,至今还有个地方,叫做鄯善。而从高昌古城往南三百公里,有个地方叫做楼兰,与其说是遗迹,不如说一片狼藉,它经沉睡了千年,发现与发掘,让它重现天日。 打开地理书,它会告诉你,博斯腾湖,是新疆第一大湖。但是,如果,历史再往前退上几百年,地理书的这种记载,就是错误的。罗布泊,是新疆第一大湖。 楼兰古国,曾经屹立在这罗布泊湖畔。 楼兰,一度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在诗词里,还能见到它的痕迹。 王昌龄慷慨激昂:“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孟郊怒发冲冠:“拟脍楼兰肉,蓄怒时未扬”,李白意气风发:“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杜甫壮志未酬:“属国当何晚,楼兰斩未还”,文天祥豪情满怀:“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陈毅闻胜则喜:“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在所有的诗句里,楼兰其实等同于敌寇。难怪汉武帝初征楼兰,有意无意或是特意地挑选了一位名叫赵破虏的将军,反正图个好的彩头,总是好事。 我倒觉得,楼兰,从始至终,都给我一种可怜凄惨的感觉。这个小国,在强大的汉室与匈奴之间,只能夹缝里求生存。他想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 可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角逐与军事较量,岂能容你一个小国在两大势力之间玩弄模棱两可、态度暧昧的把戏? 汉朝与匈奴,这两个死敌,对楼兰小国说的都是同一句话:楼兰,你必须表明立场,要么依匈,要么附汉,二者只能选其一,不能全选,“和稀泥”! 选择题,总有勾错答案的时候。结果,赵破虏来了。楼兰,对于汉朝来说,不过是锋利刀口上的一块豆腐,连招架能力都没有。大军兵临城下时,楼兰求饶了,给大汉送去个王子为质,表明态度。兵退之后,不免又犯愁起来:如果匈奴来问罪,怎么办,这也是惹不起的主,还得给匈奴送去个王子为质。总算求得个圆满了。 可还没等笑出声来,麻烦又来了,匈奴非要在楼兰境内驻军,这敢反对吗?不反对就是背汉,立马就招来汉军二次登门兴师问罪,没办法,楼兰王只能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出城谢罪,好说歹说,才求得原宥。 楼兰王在这种“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的处境中,活得很累,很郁闷,短命那是自然的事。 楼兰王一死,按理应由在长安为质的王子继位。这位王子深刻地体味到父亲的辛酸,名为王实与傀儡无异,还不如在长安城做个平民舒服。任汉使怎么劝,就是要留在长安,打死也不回去继位。只得另在楼兰立个王子为王。 长安的楼兰王子果然有先见之明,当楼兰王都难逃郁积气死的定数,新继位的王子没几天,因想念父亲便去陪他作伴去了。 匈奴乘隙将自己培养的王子送回楼兰。哪还得了,汉兵沿途层层堵截,也没能制止。这王子深受匈奴教化,毫不犹豫地在选题上勾上匈奴,这反倒使他多活了好几年。 可他的立场鲜明,总让汉室不快。最为着恼的是,他还在白龙堆这个咽喉之处扼断汉使西向的路。于是,汉朝派出平乐监介子傅作为刺客,刺杀了楼兰王。 想来想去,只有让那位长安的王子回去做王。可他硬是不去,这回肯定是威逼了,不回去,就在长安问斩,王子只得应命。他同意了,什么都好办,送了个美女给他完婚。这位王子,当初为了不回楼兰,连自己受过宫刑不能传宗接代的理由都用上了,这回被逼着回去,见有美女相赠,爽快地答应了。至于真受过宫刑还是假辞,受过宫刑后领着美女回去会如何生活,那是宫廷秘史,不是我辈关心的事了。 当然,他还是有些战战兢兢,非要汉室给他加派个增强近卫军保护,才肯回国。这点小事,焉能不同意? 自此后,不知什么原因,楼兰国倒也图得几年安宁。 从这里,我倒相信,他宫刑是真的。在两大政治势力之间,只有没鸡鸡了,才能求得安稳。 楼兰从此改国名鄯善,把都城迁到今天若羌县附近的扜泥城。因此,楼兰和鄯善,在古代,其实是同一国。 这还不算什么,楼兰,还可怜凄惨到,它是怎么消失的,神秘得无人知道。想想也是,象他那么弱小,天天胆战心惊地混迹江湖,消失是种必然。 最多的猜测是,楼兰的消失,是缘于气候的恶劣,干旱缺水,供给的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飘移。一句话,严重脱水,使楼兰古城无法生存下来。 最为沉重的是,楼兰曾颁布过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法律。我为此感到,无语凝噎。 楼兰的可怜凄惨,还在于,这座消失了的“沙漠中的庞贝”中国古城,不是中国人首先发现发掘,让它重见天日的,而是赫文斯定等一干外国人。这不仅仅是可怜,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是故,我说,中国近现代缺乏张骞、玄奘那样的旅行家和探险家。难道,要如楼兰王那样活得没鸡鸡,日子才过得安稳? 此言一出,我的脸上,立刻被人狠狠地掴了一个耳光,吓得我慌忙把“近现代”的“现”字擦去。 沙漠,好多东西都是变幻的,比如风沙,甚至包括湖泊。 罗布泊,源自蒙古语“罗布淖尔”,意为多水汇入之湖。最早见于古籍《山海经》中,称之为“幼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黄河之源。据记载,罗布泊水面最大面积曾经达到5350平方公里,现有人根据考古推测,罗布泊最大时面积曾达到两万平方公里。 曾有人认为,罗布泊,始终处在漂移状态之中,总在北纬39°-41°之间徘徊。但罗布泊湖面面积因气候变迁忽大忽小,并在历史上一度干涸,却是不争的事实。1921年,罗布泊因塔里木河改道有水注入,水面达2000-3000平方公里,1972年,罗布泊缩小为450平方公里的水域,并彻底干涸。罗布泊的神秘与恐怖,却是无人持有异议的。 罗布泊干涸之后,据美国宇宙卫星摄影资料显示,罗布泊湖盆酷似一只硕大的人耳,耳轮、耳孔、耳垂轮廓明显,清晰如真。 这只人耳,又象是个漩涡,将许多涉足者卷得无影无踪,留下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怪事和谜团,这也使它有了另个名号——亚洲“魔鬼三角区”。 自赫文斯定之后,罗布泊吸引着无数考古学家、旅行家和探险者。这其中,就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这就是我慌忙删去“现”字的原因。 罗布泊的凶险,让他们中间不泛死难者。彭加木和余纯顺就是其中的二位。 1980年6月17日——那一年,我刚刚满10周岁,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请注意,只能用“失踪”来结语彭加木,因为他音讯杳无后,国家出动了飞机、军队、警犬进行地毯式搜寻,却一无所获,27年之后,找到一具疑似彭加木的干尸,但经一波三折的DNA鉴定,却不是彭加木。 又是一个6月,余纯顺来了,却永远的去了。这回倒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死时,头部朝向他的家乡上海,他遇难的地点,与彭加木初始走失的地点,相距160公里,遇难的时间,与彭加木走失的时间,相隔16周年。 余纯顺本是个想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自学考上大学后却无人赏识、不被人所用,而妻子又与他离了婚。这个经历,足于使他看淡人世间虚浮如幻的一切,选择旅行和探险,放情于山水之间。 徒步走过罗布泊,遇难,纯属意外,哪怕余纯顺本人,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局。他在出行前,已经为自己,想好了胜利感言的腹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是徒步走遍西藏的第一人,登临过珠峰。可这回,他没那个名叫赫文斯定的老外幸运,那个老外,饥渴得快尽断气之时,还能遇上几个当地少数民族搭救。余纯顺遇难的地方,遇罗布泊湖心土路仅50米,沿这条路再往西走3公里,就是他一周前预留好给养的接济营地!这就是他,错过生还的距离! 有人为余纯顺不值,认为他为声名所累,最终葬送了性命。 我不这样看,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旅行探险殉道者。余纯顺是勇士,真的勇士,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难道我们,要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些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用镐铲在始皇陵前使劲地刨啊刨,然而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声说道:中国的东西,外国发现!,才会肃然动容么?! 楼兰,罗布泊,我没去过,但我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涉足到那片地域。 还有个地方,我也没有去过。轮台,它在今天新疆博斯腾湖畔库尔勒市西向百余里处。这个小地名,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出名,是因为它是汉武帝忏悔的牧师和教堂。 轮台,汉武帝也没去过。公元前89年,桑弘羊上书建议在轮台戌兵以防匈奴,被一向穷兵默武的汉武帝一反常态地予以否决,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罪己诏——轮台罪已诏: “朕之不明”、“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秦皇与汉武,区别可能就在这里,而始皇帝之后,秦两年而亡,汉武帝之后,还有百多年的风光,区别可能也在这里。 古今征战几人回? 我再次听到了这支闪烁古今、震慑心魂的古曲。 这是丝竹之音,它哀婉如泣,远没有那些金属之音抑扬顿挫,但却有种柔能克刚、无法抵挡的清翠锐耳,让那些君王将相仿佛吃了散骨剂一般,柔弱无力地放下了兵符和兵器。 5 从悬壁长城归来,吃罢饭,“默导”说,等会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你们今晚就能到兰州,到那自有导游会来接,我所负责的这一段旅程,就算结束了。 他似乎看出,我们对他暗怀许多意见,又有些歉然地说道:甘肃的风景,主要靠自己默默去感受,再多的讲解也是费话。 大伙不想和他计较些费话,只顾忙着拿行李,盼望早点上车去兰州。 到了兰州,来接我们的是位女导。说实在的,我已经记不清她的容貌和语言了。只记得,大家入住宾馆之后,从高楼的窗户往外望去,兰州有那种一别数日的繁华。 兰州,在我的印象中,是地理课必须牢记的地名,我国版图的地理几何中心。记得高中时,地理老师怕我们理解不了几何中心,便如此说道:几何中心,就是说,你把中国这只大公鸡版图剪下来,随便用线提系住大公鸡轮廓边上的一个点,这点与地心的连线,必然经过兰州。我不知道,几何中心与重心有何区别,但我想,在一个可以不考虑是否均重的平面版图上,兰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地理重心。 老师还让我们必须记住,兰州是我国唯一一个四条铁路交汇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四条铁路是陇海线、包兰线、兰新线、兰青线。 我还知道,兰州是国道213线的起点,终点,就是我的家乡。 依稀记得是导游说的,兰州还是我们国家时间的基准校验点,本来国家授时中心是要建在兰州的,但考虑到兰州地震多发,改建在了陕西临潼,但仍是以兰州作为基准校验点的,时间较验是用原子钟来完成的,几百亿年误差才会相差1秒。这就是说,北京时间其实并不是纯正的北京当地时间,而是兰州时间,当北京时间整点敲响的时候,只有与兰州同经线的地方才是标准整点,这条经线东侧包括北京都要早于整点,这条经线西侧都要晚于整点。 就在汉武帝发布轮台罪己诏后的第三年(公元前86年),兰州始置县制,因在筑城时挖到金子,初称金城,又因城南有皋兰山,隋后改称兰州。 在兰州的行程只有半天,一个早上。导游领我们先登上了白塔山,一览兰州全景。白塔山,其实就是因山上有座建于明代景泰年间的白塔而闻名。在白塔下的慈恩寺,登高揽胜,凭栏远眺,兰州城尽收眼底,黄河水从山下城间穿流而过,一时间,心潮澎湃,不能一一尽书。 下了白塔山,导游领我们瞻仰了“黄河母亲”雕像。“黄河母亲”雕像是甘肃省著名雕塑家何鄂女士的作品,曾获得全国首届城市雕塑优秀奖,并被我国第一套“母亲节”纪念章图案所采用,香港、澳门回归之时,其雕塑形象都被作为国宝级素材选用。 之后,便是黄河漂流,坐在橡皮艇上顺河而下,尽情地享受母亲河泛舟的暇意。 也许是一种巧合的安排,我们如行者一般,从遥远的西域走来,最后融入黄河母亲的怀抱。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近距离接触和感受黄河。因为这是黄河上游,河水并不是很黄蚀,伸手戏水,还能感受冰峰雪水的寒冷。听说到了下游,河水已经不能称为水,只能说是泥浆。 放眼望去,波涛滚滚,我还是能品味到“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还”的那种气势。 可能,这就是黄河文明所蕴含的那种博大精深:上善如水,厚德载物,百川汇流,有容乃大;哪怕泥沙杂流,也难以阻断奔腾不息、汹涌澎湃的向东入海。 至此,便结束了我们西部之行的所有行程。 据说,兰州的机场,是除了拉萨之外离市区最远的机场,要走七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西部人改造恶劣环境的坚韧不拨:路两旁几十公里的山上,栽满了树苗,山间如网状地遍布着人工灌溉的水管,工程之浩大与艰辛,足可以想象。 飞机起飞了,从机窗上往西面望去,西部已渐行渐远渐模糊。蓦然感到:“默导”说得极是贴切,西部,确实不用详细讲解,而由我们去默默感受;西部,就象这“默导”,看似粗拙,却有着无穷无尽的内涵,足让你一生去感悟、去品味、去聆听,去痴醉如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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