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乡村风景之一 |
| 正文 | 又是一个清明节 宁县二中张永锋（） 四月四日，是又一个清明节。 清明节是个亲情都无法灼热的日子，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让人释然的日子。去年清明节，伯父为我们的先祖焚烧了他的祭奠和思念之后干净利落超然无牵挂的扬长而去了，今年的清明节本来就多了一份悲凉，却正好是个星期六，本是个难得逍遥的周末。清晨六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夜里凌晨一点钟，母亲发病，家里人没有惊动我，我一路奔波，心急如焚地穿行回家，屋子里狼藉一片，到处是母亲的衣物，新的，旧的，脏的，净的，地上还有她的呕吐物，泛黄的一团。母亲气息奄奄，意识间歇性昏迷，言语失真，左半身偏瘫，肢体无力，毫无知觉，一家人神情悲戚，面如土色，他们一方面担心把人送往医院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回到家，见不到儿子最后一面，尤其担心母亲操劳了一生最后却不能够在家里寿终正寝，魂归野外。梦中，我去外地拉煤，车头坏了，煤被人强行拉走，我声嘶力竭连连惊呼，无人助我一臂之力，现实中的景象比梦境更让人窒息。 父亲说，娃回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的吗？母亲睁开双眼，气息微弱，说了几句话，这些话让我这一生都不能够心安理得活下去：你……你……房子买得手头很紧张，你哥还要供孩子，上学，你弟还没有修地方，你们不要胡折腾了，让我走吧！后来又一次昏迷了，送往医院途中，连续呕吐，然后就靠在我肩头昏睡……看着插着氧气的母亲接受了各种常规非常规的检查：抽血化验、B超、心电图、脑颅CT，上午十点钟，医生告诉了结果：急性脑梗塞，放弃治疗的结果可想而知，治疗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依靠拐杖生活，也有可能半身不遂，生活不能够自理。医生客观公正地把家属对病情的知情权还给我们了，还说这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头顶已经没有了太阳，心里只剩下默默的祈祷。 后来的日子，我们在医院轮流看护，年近半百的兄长，弟弟，侄子……大半时间是他们几个人护理，我有毕业班学生的牵挂，只好在周末车马劳顿，这也许又是一笔感情上的债务。把药研碎了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看护着她输液，接屎接尿，母亲在她的儿子面前很不情愿，又无法自理，愧疚悔恨，大多是埋怨：为什么让她这般难堪？让儿女受罪，自己遭受活罪，折腾得亲戚都无法安稳，她叮嘱我们，她心满意足了，让我们要还人家的这笔人情债。父亲一趟一趟的往医院跑，还说清明节那天，我们拉走母亲后，他去坟上烧纸，接到在外地打工的弟弟的电话，不留神差点被火烧了衣服，他这一生欠了母亲的，他即使把饭做好喂都行，只是希望母亲能好起来……不知道谁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们只是把眼泪揉碎吞进嘴里，我们三个七尺男儿扛不起年老羸弱的母亲的健康，她的愿望不奢侈，只希望再为我们照看几年门户，为我们瘦弱的父亲，和她伴了一生嘴淘了一辈子气的丈夫作几顿便饭，纳几双布鞋，她说，如果她走了，我们要给父亲换洗衣服。她想出去坐在场院里的核桃树下乘凉，看着庄稼拔节、成熟，她说秋天了，她还想剥玉米，摘豆角，那只母猪怀了小猪，怕父亲照料不好，又怕父亲拴不好鸡舍的小门，担心无人喂养那条黑狗，更怕远行的儿女回到家冰锅冷早，怕孙子孙女摔了跤……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责任还是情结，母亲到老了都不能够自理了，心头还有这么多放不下的牵连？我也不知道老天有眼还是无珠，为何让病魔偏缠住年老力衰的母亲，我们这么强壮的人疾病为何不眷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偷不抢，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的诚实人格滚打摸爬，上苍为何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灾难？ 后来的日子，我们眼睁睁得看着人家下床，出去转几圈又回来，母亲肢体无力，无法挪动一步，头都不想或者不能抬起来，左手左腿没有要动的迹象，她说，娃娃，人生来怎么这般软弱，连自己的行囊都顾不住，还谈什么颜面？人站着能够行走，能够做想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想去什么地方就到啥地方，想说话的时候说说话……可是现在，她的罪遭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说都七十了，活多少算够呢？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生活的体悟喟叹，我们做儿女的出了无力回天的懦弱，除了尽心尽力的伺候，我们能够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和承诺呢？或许，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劫数，面对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的晚景，只靠现代医学的先进设备和精湛技术，靠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生命奇观呢？我只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有一片灿烂的夕阳红，只希望天下的儿女都孝顺体贴，都能够使老人吃好、穿好、平安、健康，并能够和颜悦色的尽好自己的职责！ 母亲，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挪动一步，能够坐在核桃树下看着玉米和小麦成长，看着子孙做自己的事情。她像一块煤一样，一生给了别人光和热，到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的时候很轻很轻，我们能够回馈给她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明年的清明节，我又将遭遇怎样的噩梦？或许，现实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如此。 2009年4月 父亲印象 宁县二中张永锋（） 前几日，国庆节放假回老家看望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老屋的坡口，哪一间土木结构的小房子坍塌了。眼前一堆废墟，柴草、砖头、椽棒檩条、土块，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我蹲在那地方整理老半天，心烦意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想做。 这已经是父亲亲手搭建起又倒塌的第三间房屋。因天下连阴雨或者地震，苹果园里的房子，烤烟楼已经散架倒塌了，第四处就是他和我母亲住的那一间，一角已经向外倾斜了，用几根木椽顶着，取得一个平衡，还勉强支撑在那里，最终还难免倒地的宿命，大概是这间房屋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屋子里老父亲和他的老伴我的兄弟们的老娘还苟延着自己的晚年，换句话说，这间老屋好像要安顿一对老夫老妻日薄西山的晚景。 父亲，幼年时因为是他的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抚养弟妹，赡养老人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他的瘦弱的肩膀上。要从我们这个地方挑两个老上年人用的木柜子去陕西的长武卖了，换回一些柴产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东西，一来一往步行需要四五天，路上风餐露宿是可想而知的了，还去定边贩卖过盐，去八家咀修过水库，给生产队里喂过牲口，放过羊，当过保管。他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没有进过学校门，靠读书看报听广播认识了几百个字，墙壁，成了他的记事本，歪歪扭扭的记载着一些电话号码，欠东家多少玉米，欠西家多少斤西瓜，值几个钱。老父亲为人厚道，性情温和坦率，做事情靠得住。心灵手巧，学了一些手艺，编席、配钥匙、修自行车、箍窑洞、盖简易的房子。可这一切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面貌，我们兄弟多，劳力少，年年要吃回销粮，穿得破破烂烂，人常说我们几个像精赤的一窝麻雀，可怜兮兮怎么长大成人。 后来，我们相继大了，上了学，哥哥上完了高中，我读了中专，只是弟弟中途辍学了。那几年，家里的开销更大。父亲承包了生产队的一个果园子，开荒、修枝、施肥，忙忙碌碌的，一年很少有几天消停的日子。 父亲戴一顶破草帽，拿一把镰刀，扛一把头，拿一个手电筒，养一只黑狗，常年四季穿行在那个园子里。每年白露以后，要摘苹果，他一个人从树上往下摘，我们几个从山沟里往上挑，连续十几天，身心疲备劳累。为了减轻负担，背着父亲偷偷得扔几个，父亲又一各一个的捡回来。还要用自行车运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和顾客讨价还价，争争吵吵的事情司空见惯了。冬天扫落了一地的树叶，如果能够摘到一个遗失的果子，是很兴奋的一件事。这五年承包果园是父亲一生中一个大手笔，因为我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还买了双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四轮拖拉机，我们也相继成家立业了。应该说父亲能够安度晚年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父亲七十一岁的时候，他七十岁的老伴因脑梗塞偏瘫了，我们虽然尽心尽力，可是回天无力，老母亲还是卧床了，父亲要伺候汤药，推着轮椅让母亲上厕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七十二岁的时候，八十四斤的体重，一米六不到的个头，因为胆囊充满性结石切除了胆囊，我们伺候了一月多。老父亲说，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要上大学，要买房子，钱也不好挣，我们要打工，要上班，他一个人种地、做饭，勉强度日还可以，他就在那间破屋子里和有病的老妻打发着晚年的时光。 最近，天雨连绵，他还有几亩玉米豆子没有收，我的假期很短，不知道天什么时候晴了，他能顺利度过这个劳心伤神的繁忙的收割的季节。前天，他打电话说，家里菜很多，他想给我带些。父亲用一根木椽平衡了他那即将坍塌的老屋，我们用什么来平衡他们的晚年呢？家里的那一堆废墟可能短时期内能够清理，我心中的这一堆烦乱如麻的废墟呢？ 2011-10-15 人到中年 宁县二中张永锋（） 跨进中年这道门槛的时候，我一段时间有些迷惘和困惑，不知道是有人忽然剥夺了我享受幸福的权利，还是我没有在预约的有关幸福的那张支票上签名，导致这张支票被人透支或者撕碎了，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而我却没有从心理上做好应对的准备。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功绩，有什么成就，又哪里来那么多的思虑与困惑？ 遥想初上教坛，雄心勃勃，以孔子自诩也想一生弟子三千，得意者七十二人，可是一晃二十多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也不是说，孩子们考不上大学也就无所作为，但是他们被社会选拔的机会也确实不多。其他学生大多上了个普通本科或专科，现在各个行业的都有，而我能够记得姓名也就那么几十个学生，其他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觉得好像欠了他们的债务一样。人的一生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也自我宽慰，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普通的职业，组建一个小家庭，过幸福的日子也就不错了，毕竟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很有限的，只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和努力。这好比从官窑烧制出来的一件陶器，或许是一家普通人家里的器皿甚至官宦之家的夜壶，而涂上一层釉，诗人写一首诗，画家作一幅画，摄影师拍摄一张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做广告，或许是这件瓷器身价倍增冠冕堂皇地进入富贵人家的客厅或者博物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一件陶器或瓷器。因此，一个人无论有多么显赫的地位、出众的才华，还是要本本分分的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尤其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责任还要比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在一个单位，或许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几十分之一，而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子女有几个呢？对妻子或丈夫而言可能你能够被别人取代，但是对于子女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爸爸妈妈是独一无二的，这样说并不是倡导我们都蹲在家庭里不出来工作或者逃避自己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而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以生存或者工作的名义，逃避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给自己一个惊醒或者并不温馨的提醒。 去年的清明节那天，七十岁的老母亲罹患脑梗塞，左半身偏袒，行动不便，甚至连自己的水火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有时候大小便失禁，我给洗裤子上的污物，多次差一点就呕吐，庆幸的是没有被母亲看到，否则对她来说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在那么艰难的困境中养育了我们三个。缺吃少穿，偷过生产队的苜蓿、南瓜，给老生产队长说过好话，甚至偷偷的掉过多少次眼泪，可是她都挺过来了。现在，她老了，病了，不会走路了，和那些老姊妹见不到面了，随着白昼黑夜的交替，把她的日子一分两半，一半交给轮椅，一半交给土炕，她的世界只有头顶的那一方天空和失眠的夜晚带给她没有边际的黑暗。我在家的日子很有限，有时间，拉她一边撑着一个拐杖，一边靠着我的身子学走路，步子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不耐烦的时候还要要训斥，她看着我，然后央求说，实在走不动了，歇一歇，我心情好的时候就点头答应了，有时候也一根筋，认为她走的时间太短，路程不远，锻炼没有效果，就又不听她的话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幼稚的可笑，她已经把什么都交给我们了，生存的指望和权力，做人的仅有的那一点尊严，因为健康，尤其是健全的大脑实在是一个人的尊严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没有这条底线，说什么都是白搭。可是，这个时候，我总是有各种各样充分的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的理由，诸如带了毕业班，孩子要上学，我有几万元的债务要还，我能够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有多少时间给她侍奉汤药，陪她聊天，给她一些安慰。她到反过来说，孩子，我病了这一年，你没有少跑路，钱也花了不少，早知是这样，不如让我走了的好，免得拖累了你们，你大的身体瘦了，你也有了不少白头发，你刚到那所学校，不要耽误娃娃的课程，不要骑摩托车回家了，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我怎么活呢？ 我该怎么说呢？或许是上天要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还是要惩罚我们呢？ 妻子也挺着过，很少跟她进过商场，买过衣服。祸不单行，今年父亲说他上腹部疼痛，我自以为是地说是胃疼，后来经过B超检查，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结石，需要做手术，我给父亲说，腹腔镜手术，不需要开刀，只需要打几个洞，切除胆囊，掏出石头就行了，可是三月二十日的那个下午，医生找我签字，我的手颤抖着写不出自己的名字，风险很大，各种风险都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有一种风险发生不是致命就是致残，最小的是腹膜炎……七十二岁的父亲，九十二斤的体重，要在腹部切开十几公分的切口摘除胆囊，我是他四十岁的儿子。我是教师，写字是专业，更何况我写自己的名字的次数确实不少了：给学生写操行评语要签名，批假条要签名，写计划总结要签名，填写各种各样的履历表要签名，在家里，跟孩子的老师交流、孩子的家庭作业上要签名，通知书的家长意见栏目要签名，可是，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病情已知，同意手术，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几个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有份量了，太重了。父亲进了手术室，从七点钟开始，我在手术室门前转圈、抽烟、百无聊赖，时间那么长，那么慢，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微妙，那么重要，将近九点钟，父亲的身上插了胃管、一次性导流管、导尿管、氧气瓶，大大小小的五根管子像蜘蛛网一样笼罩了他的头部。庆幸的是，凌晨两点钟，父亲醒过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主刀大夫那一番话很机智，也很幽默——做手术你没有风险吗？可是任何一件事，大小都有风险，事情我们照样做，比如喝一口开水都有喝进气管呛死的可能，我们还要喝水吗，走路有可能崴了脚脖子，我们照样走路，这是小手术，睡一觉醒来，缺少了一个器官——胆囊吗，换来的可能是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健康……好在父亲现在恢复的较好，母亲还在。我没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从去年的清明节过后，我开始很烦，有时候想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一番话确实是肺腑之言。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现在想来，他们的词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写的。不过，回过头来看，老人还在，妻子虽不漂亮但贤惠，书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内容不一的奖状，书柜里有孩子的荣誉证书，有别人赠送的没有来得及装裱的书画。这应该就是我生活中的一点亮色吧，窗外，阳光灿烂，这应该是我的心里的一缕阳光吧。 毕淑敏在她的散文《黄连粉菜团子》中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当下的幸福给自己。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幸福感。幸福并不是爬到了山顶那一刻，而是贯穿在攀登的全过程。不要给幸福开一张渺茫的支票，而且不肯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的幸福支票，就是一个黄连粉做的菜团子，你始终无法抵达香甜的核心，就算真的吃到了内核，才发现原来那内核无论多么香甜，在苦不堪言的大寒之药浸泡下，早已经失去了原味。或许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早已失去了幸福，还在埋怨我们和幸福无缘，这或许就是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 2010年11月15日 永远的回音 张永锋 已经年逾不惑，转眼间，离开山里的那所中学十年多了。想当初，女儿还小，没有上幼儿园，妻子身怀六甲，要离开自己生活、工作了七八年的地方。好多亲朋好友都说，你怎么老是喜欢折腾，一点都不安分守己？老实说，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我心里也有一些不舍与不安，可是为了躲避那些纷扰的人和事，也为了不让领导以调动的名义折腾自己，还不如自己折腾一下子，为漂泊的心灵寻找一份安闲僻静的地方，还可能找到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把自己吊死呢？ 雇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把仅有的那几件家当如电视、洗衣机、锅灶、铺盖、衣服之类的东西全部拉上，一路上，辗转县城、翻过湘乐，也看见了湘乐川的宋塔，山路弯弯，上坡下洼，山路的拐弯很猛，坡度也不小，着实让人担惊受怕。石子路面尘土飞扬，我风尘仆仆地去寻梦，一路上也听人说，那里的人也比较刁蛮，心里有一丝儿隐隐的不安和忧虑，但是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那里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才到学校，没有地方住，那位老教师宋老师让我住他的房子。过了几天，分了房子，还解决了我的一部分搬家的费用，确实让我感动。人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刁蛮，很朴实，也厚道。只要你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本本分分的做人，谁都会认同你，喜欢与你打交道，这是我在那所学校里体验到得最朴实最原始也受用终生的人生哲学。我的那一帮同事、哥们儿就是这样的一帮人。那几年假期我很少回家，学生、同事都很热心，在他们家里吃饭、拿青菜、吃杏成了家常便饭。门口姓段的那个老太婆，老人家一手好珠算，算账干净利落。开了一家餐馆，对我们很照顾，逢人嘘寒问暖，三天两头给我们端鸡汤，说常喝鸡汤对坐月子的人有好处。我儿子弥月时，就在学校的教师灶上操办，大家很热心，买菜的，做饭的都很尽力。现在想来，大家古道热肠，在一起其乐融融，确实是个温馨的大家庭。那一年正月初七，我一个人孤零零在学校里，后来校长几次三番叫我去他们家过节，推辞再三可是盛情难却。我的邻居已经故去的孙老师一家人至今想来还让人感念。 孙老师，听说是河北人，举家迁到这个地方，他的父亲还懂俄语，做过翻译，当过教育局长，只是那时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我未曾谋面。老人家谢世后不能落叶归根，很是惨淡凄凉，不过学校里开了追悼会，那一刻，哀乐低回，没有人不潸然泪下，唏嘘感叹。死亡是对人最大的教育，那时候，我们才亲身体味了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死后能葬在家乡的一方热土上确实是灵魂的皈依。不能一生漂泊，死后还是孤魂野鬼。后来他的儿子也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一位老师写的悼词中说：孙老师无愧于他的工作，无愧于他朴实无华的人格。管灶的时候，即使肩挑手提，都能够保证及时供水；看门的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提一把椅子坐在校门口，登记出入的陌生人。有时候，干脆拿一块砖头坐在上面，不管数九寒天，北风凛冽，还是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总是不离岗，不离位。我在孙老师隔壁住，他的母亲说，孩子生前最后的那一个晚上，来给她床下续了煤，压得很严实，还给她磕头说，要多保重身体。那一夜凌晨三点多，老太太用手拍着房子的隔墙，喊我，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吐了一大摊血，有的干脆是一块一块的，老人家患白内障，双目失明，用手摸到床头黏糊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撒谎说，是吃饭时的洋芋没有消化，老人家说昨天中午没有吃洋芋呀？我和另外一个年轻的老师翻过学校的大门买了一回药，与事无补，早晨六点多钟搬到医院，九点左右就撒手人寰了。后来几天，老人家隔几天就掩面哭泣、呻吟，声音不是很大，她说，在学校里她不能放声痛哭，以免影响他人休息，其实，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的苦楚谁能够不就理解呢？ 在一所一千多人的学校里，孙老师的这些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折射出的人格力量让我们每个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折服和敬佩的。如今，他已经长眠于地下，死者已逝矣，生者还须活，甚至还应该活得有滋有味，有分量。我的那位朋友和我情同手足，亦友亦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才子，一个为人师者的典范和楷模。 对待同事，他是坦诚的，豪爽的；对待学生，他是无私的，更是无畏的。当初，师范毕业，他钻山了并无怨无悔，一头扎进去就是十几年，先小学，后初中。面对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的稚子，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教。孩子们对他也是亲近的，愿意将心中的那一点儿郁闷和烦恼一股脑儿倾诉给他，干得也很不错。一次主题征文活动，他辅导的学生有十几个人获奖。这或许是上苍眷顾了一个语文教师对事业的挚爱与钟情，也或许是他原来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了殷红的花朵。那些孩子生病的时间，他跑前跑后，垫钱买药，找大夫给输液体，陪护，让孩子的心理得到了安慰。、然而人们给他的是什么呢？不是赞许，而是误解、敌视甚至七嘴八舌的非议和复杂异样的目光。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退缩，依然如故地做着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该做的事情。任何时候都坦然一笑，无所事事。当时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怯懦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了缄默。今天想来，这不是对那些人的一种纵容吗？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给他一些道义或者友情地支持呢？他心中珍藏了一份时间和岁月风化、淘洗的弥足珍贵的师生情谊。他对爱的追求也是至真至纯的，至今，我还保留了他的两首爱情十四行，录其二如下： 我发现了许多悲哀的事实 正如倒毙在风尘中蜜蜂 死亡绝非吮取花蜜之后 每当想到这些 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那悲哀的结局如正午黄土路的尽头 又背对的是你无法抗拒的 爱情的祝福与安慰 让我怎样坦然的面对 死亡与邪恶之涯的诱惑 而不把你的手紧紧的贴在在心上 像那不被世人所看重的“诗人” 把生命、希望和爱 全捧给最可爱的情人 纵观诗中终跳跃的是一颗冰冷而滚烫的诗心。言其“冰冷”是对爱情追求的无法释怀与前途命运的渺茫与黯淡；言其“滚烫”是对人生与爱情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即使黄土路的尽头是情人瘦小孱弱的背影，还想把生命、希望和爱捧给最可爱的情人。这就是一个至情至爱的人对生命与爱的期许与剖白。所幸的是他生命里执手偕老的另一半是温婉的亭亭玉立的西子，子女也乖巧、伶俐。这是上帝那一瞬间睁开了一只眼睛，用善良的手掌对仁者的抚摸与回报。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一只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山里的鸣蝉，但那些山里的人和事却沉淀在我的心里，被岁月风化的如同一颗晶莹透亮的琥珀。 2011年4月 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张永锋 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祥林嫂问了“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让我很窘迫的问题：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如果“我”说有灵魂这个东西，祥林嫂在地狱中势必要被两个死鬼男人锯开，每人一半；如果“我”说没有灵魂，那么祥林嫂不能和她的阿毛还有那两个男人团聚。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像祥林嫂这样的弱者而言，对灵魂很依赖又十分惧怕。其实任何一个灵魂都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那一天，我的老师先慈谢世，我和一位同学开着他的车子前去吊唁，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说，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还有人对神神鬼鬼的事情顶礼膜拜。他说，有一年，他的伯父八月三十作古，因为伯父一生在外面工作，家里没有修地方，人死后总不能暴尸于室外，何况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最后，本家商议的结果是停放在他的弟弟，也就是我同学的叔父家里。举行祭奠仪式，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可是，两个月之后，他的叔父也安然归西，生前没有任何要面临死亡的征兆。后来他的婶娘疑心与两个月前的事情有关，就去求神打卦，结果那神说：生有时分，死有地点，这人的寿数到了大限，与别的任何事情无关，死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不要疑神疑鬼。后来他的婶娘还是不甘心但没有公开寻衅滋事，两家人的关系却不如以前那么融洽了。我很感慨地说，即使有神灵，这个神是个善神。 无独有偶，十几年前，我们村庄的一个孩子忽然间有点轻度的精神错乱，他的父亲还是个乡村赤脚医生，但那个时候精神病还不是很普遍，还没有来得及给彻底查看，吃了一点药，病情时轻时重。孩子他妈妈就去问神求卦，那个算卦的人唧唧哝哝算了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家后面，邻居家栽了一棵树，把你家房屋上的挑檐给扛得歪斜了，所以人老几辈老大都有病。孩子他妈回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房屋后面，再坐下来盘算了一下仅两代人的情况，很巧合，这个人说的都对。于是两家为一棵碗口一般粗的榆树闹了矛盾，一家要打倒，一家说不成材料的树砍伐了可惜。最后协商不成，也没有让别人调解，妇道人家一气之下说，你让我人都活不成，我能让你家那棵树长大吗？是金树银树我陪，三下五除二强行给砍倒了。这一下邻居家的人不满意了，你家男人是吃干饭的吗？为什么，一个妇道人家竟然毒财害命，然后就赌咒发誓，明里暗里的糟践人，羞辱了那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他爸爸又遭自己老父亲的一顿辱骂，一气之下结束了生命，来个一了百了。孩子的病情也严重了，父亲殁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婚了，家庭解体了，只有娘母二人相依为命，恓惶得让人不忍张望。我想当初那个神人如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要生百病，你们家什么方向上大致多少里路之外，有个神医包治百病，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或者说，村里有个人给调解一下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山大沟深的地方，或者落后愚昧的时代，科学的力量微乎其微，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倒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今天，如果人们的头脑还被封建迷信的东西占据着，以致于科学的东西没有说服力，的确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有人说，人一旦遇到事，冷静的时候，人的头脑最清醒，最理智。但我想，人要保持头脑清醒，前提是：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2012年1月1日 心灵弦歌：与一所“村学”相关的经历和往事 张永锋 那年，自己大概二十四五岁，在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叫做故乡的那个地方的一所小学任教。三年后，因为对中国的官场生态比较陌生，或者自负的说锋芒毕露才华出众的缘故。总之，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里建了五间大瓦房要成立一所三年制的小学，我被乡党委一把手亲自点将去那所学校支教一年，还说一年补助二百元，每年从中心小学选派一名教师支教，要形成一个制度。我也去和他理论，却聆听了他发自肺腑的一些谆谆教导，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只贪图享受，顾小家庭的利益，像他就是在一所小学教书时，点着煤油灯读透了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当时确实愤愤不平，今天想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绕着像人的肠道一样的崎岖小路到了那地方。原来的学校是一户人家搬迁以后留下的旧庄院。一所二三分大的院落，方向朝西北三间厦房，是三个年级的复式班教室，面朝南两间小房子，里面一间有个土炕，房顶露天，能够掉一头小牛下来，外面一件安放一张双兜课桌，一把老式的木椅，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一个本地的代课教师，下班后就回家，我独自一个人守校。一个多月后，学校搬迁到新盖的五间房里。那个村子很小，二十几户人家，主任说，我的吃住先安排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人家，每天补助十三斤小麦，还说新学校建成后准备在学校院里开辟五分地作为菜园子，让我种菜吃。因为村子里地广人稀，刚到那段时间，四十天左右，人们七零八落的散落在蟒蛇一样缠绕腾挪的山卯上、沟渠里种小麦，白天想找个人聊天都没有。我只好给孩子教唱国歌，告诉他们升国旗要严肃，不放学不能够随随便便回家，回家要站好队伍，要唱歌，那个小山村里终于飘出来孩子们的歌声。晚上，老少爷们，老太婆、年轻媳妇、小孩子集中在我住的那一家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得津津有味，议论纷纷，看到言情剧中的那些男女亲热的镜头，有的人挤眉弄眼，有的人拍手叫好，嬉闹喧哗好不热闹。结束之后，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砖块，主人骂骂咧咧收拾好久，第二天晚上依旧如故。后来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既孤苦伶仃想找一个人谈天说地，又怕人打扰。后来索性把大门关了，一个人在里面看书，有一户姓贾的大哥把他家的双卡录音机借给我，我一岁多的女儿看着里面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不哭不闹。还有人送来家里的洋芋、葱，还有腌萝卜，嚼起来脆生生的，我受到了人家格外的关照，好不惬意。多数时间，妻子一个人在街上开缝纫部照看孩子，我一个人在学校和书一起打发寂寞的时光。那一年，我参加自学考试，好几门高难度的课程都通过了，这是上苍给我的收获和恩赐。 记得学校当时在筹建中，盖了五间房，没有围墙，没有厕所。那时的小孩子很听话，每周派人轮流看护学校，好像站岗放哨一样认真。没有厕所，那主任说在后面的玉米地里，用玉米秸秆圈一个厕所，我说有男有女怎么只能是一个厕所，他说小屁孩无所谓，后来以我的意见为主。打围墙的时候，地基足有三尺宽，墙体有七尺高，她们说这样暖和结实，我顺便说，学校建成后，希望乡亲们不要把牲口赶进来，他们累了，下来抽一阵老汉烟锅子，渴了喝一大碗凉水，再接着干，很起劲。以后，就忙开了自己的事情，有的人给儿子娶媳妇，有的人出嫁女子，写对联，记礼簿，很忙。还记得我写过一家人的春联，他们把上下联贴反了，甚至把“身卧福地”和“六畜兴旺”的帖子调换了位置，彼此都取笑了一回。他们一家人不识字，我整理好顺序后让他的小儿子给弄乱了，他们说这都是不识字惹的祸。第二年的春天，雪消了，冰融化了，大地解冻了。他们各人有自己的一份事情，有的出门打工了，有的做了上门女婿。六七月份，山洼里的草醒了，绿油油的毛茸茸的。有的人赶一群羊，有的人吆喝着自己家的和邻居家捎的几头牛，在山沟里放牧。头顶上蓝天白云，脚底下牛羊幻化成红的黑的白的云彩，牛羊悠闲地吃草，有的人躲避在偏僻的角落干起了龌龊的事情。后来听说一个五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把一个十几岁的傻姑娘给糟蹋了，警车来要抓人，那女子一句话说得让警察也无能为力，她说她愿意和她的干爷爷干这事情。还听说一个女子被人强暴了，不敢给家里人说，医生没有说老实话，说孩子肚子里有肿瘤。结果五六个月后早产了。她的父亲用手提袋提上刚准备找支书理论，人说这样支书家里晦气，他就扔在牲口槽里，结果被狼狗吃得所剩无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两性关系越混乱，人生存的权利更容易被忽视，对生命的戕害对心灵的荼毒更残忍！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间，夏收时节，老百姓叫老龙口夺金钱，一家人家的兄弟媳妇懒觉睡过头了，被大伯哥和老公公揍了一顿，衣服被撕扯得像风中的旗帜咧咧飘扬，暴露出了身体中很隐秘的部位，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人劝架。暑假满了，我去拿行李，校园的菜地里，那个代课教师种了烤烟，长得很茂盛，烟叶有簸箕那么大。那小伙子感慨地说，他在这村里生活了二十年，最风光的就是学生的数学课考了全乡第四名，我给他奖励了一张没有加盖学校公章（村学没有公章）的奖状和一面红色的绸被面，再就是种了几分公用地，这让他扬眉吐气，我只好粲然一笑，未置可否。 最后，我到了另外一所学校，三年后那所学校又被撤并了，这支悠悠不尽的村学弦歌却不停得在我梦里响，让我泪水连连……现在想来，一个教师支教的意义不只是你能够给那个地方的人多少东西，而是唤起他们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和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这才是最根本的意义。（2012年1月4日） 散文创作手记： 给自己的心灵找个释放的出口 写作十几年，亦诗亦文，均无造化，尤其是散文，成器的大气的东西不多，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图个什么，只是想摆渡一下自己的灵魂，给压抑的心灵找个释放宣泄的出口，为了记录下自己在场或不在场的一些粗糙的，或者经过岁月淘洗的精致的片段、场景或者空间……换言之，把时光村落里的那些东西留存下来。有时候经过反观、审视能够赋予一些叫做思想或者意义的东西，有时只留存下来做个纪念，因为毕竟生活过，经历过，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今天看来，那些辛酸的，甜蜜的，不幸的，虚妄的真实的东西，在记忆里都是幸福的。都是值得回味的，所以，写下来并不在于告诉别人生活的内涵有多丰富，张力有多大，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只是想让他们记得，他们前面的人或者他们的同伙中有些人是那样的一种生存背景或状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并珍惜当下的幸福。 人性中有些亮光闪闪晶莹剔透的吉光片羽，诸如关于爱、善良、同情、正义等；也有些失落文明的碎片，诸如嫉妒、狭隘、自私、仇恨等；甚至有些粗糙、野蛮的原始本能的东西，诸如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戕害，对礼仪的冲撞与破坏，秩序的弱化与丧失，两性关系的悖谬与混乱等一切不符合科学、情理与逻辑的东西。我都多多少少地做了记录，一些东西可能不符合别人的审美情趣与标准。但是我想，毕竟已经存在了，无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是一种客观事实，这正如过去人的身上有虱子或跳蚤，今天人有疾病，无论你承认与否，它们都已经存在。讳疾忌医也好，坦然面对也好，是疾病就要让你的身体有损伤，健康打折扣。总而言之，有些东西面对需要勇气，但是，“只有揭开伤疤，才能引起料酒的注意。” 所以，我写的散文一些是对我身边的亲人、师友、同学留个纪念，把他们弥足珍贵的品格树立起来，让他们身上的光芒闪耀出来，是为“走进家园”中的散文，一些记录了自己的关于读书、做人的思索与体悟，对自己的子女、学生、朋友表达了一些期望和嘱托，是为“灵魂的絮语”中的散文、散文诗；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在心灵中折光与反映，如非典、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事件的记录……不过，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时间、空间都很有限，再加上自己的学养、阅历，看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方法、深度都有局限，所以，一些东西难免偏狭、片面、浅陋，这还须一段时间去重新审视和突破。 又是一个清明节 宁县二中张永锋（） 四月四日，是又一个清明节。 清明节是个亲情都无法灼热的日子，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让人释然的日子。去年清明节，伯父为我们的先祖焚烧了他的祭奠和思念之后干净利落超然无牵挂的扬长而去了，今年的清明节本来就多了一份悲凉，却正好是个星期六，本是个难得逍遥的周末。清晨六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夜里凌晨一点钟，母亲发病，家里人没有惊动我，我一路奔波，心急如焚地穿行回家，屋子里狼藉一片，到处是母亲的衣物，新的，旧的，脏的，净的，地上还有她的呕吐物，泛黄的一团。母亲气息奄奄，意识间歇性昏迷，言语失真，左半身偏瘫，肢体无力，毫无知觉，一家人神情悲戚，面如土色，他们一方面担心把人送往医院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回到家，见不到儿子最后一面，尤其担心母亲操劳了一生最后却不能够在家里寿终正寝，魂归野外。梦中，我去外地拉煤，车头坏了，煤被人强行拉走，我声嘶力竭连连惊呼，无人助我一臂之力，现实中的景象比梦境更让人窒息。 父亲说，娃回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的吗？母亲睁开双眼，气息微弱，说了几句话，这些话让我这一生都不能够心安理得活下去：你……你……房子买得手头很紧张，你哥还要供孩子，上学，你弟还没有修地方，你们不要胡折腾了，让我走吧！后来又一次昏迷了，送往医院途中，连续呕吐，然后就靠在我肩头昏睡……看着插着氧气的母亲接受了各种常规非常规的检查：抽血化验、B超、心电图、脑颅CT，上午十点钟，医生告诉了结果：急性脑梗塞，放弃治疗的结果可想而知，治疗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依靠拐杖生活，也有可能半身不遂，生活不能够自理。医生客观公正地把家属对病情的知情权还给我们了，还说这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头顶已经没有了太阳，心里只剩下默默的祈祷。 后来的日子，我们在医院轮流看护，年近半百的兄长，弟弟，侄子……大半时间是他们几个人护理，我有毕业班学生的牵挂，只好在周末车马劳顿，这也许又是一笔感情上的债务。把药研碎了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看护着她输液，接屎接尿，母亲在她的儿子面前很不情愿，又无法自理，愧疚悔恨，大多是埋怨：为什么让她这般难堪？让儿女受罪，自己遭受活罪，折腾得亲戚都无法安稳，她叮嘱我们，她心满意足了，让我们要还人家的这笔人情债。父亲一趟一趟的往医院跑，还说清明节那天，我们拉走母亲后，他去坟上烧纸，接到在外地打工的弟弟的电话，不留神差点被火烧了衣服，他这一生欠了母亲的，他即使把饭做好喂都行，只是希望母亲能好起来……不知道谁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们只是把眼泪揉碎吞进嘴里，我们三个七尺男儿扛不起年老羸弱的母亲的健康，她的愿望不奢侈，只希望再为我们照看几年门户，为我们瘦弱的父亲，和她伴了一生嘴淘了一辈子气的丈夫作几顿便饭，纳几双布鞋，她说，如果她走了，我们要给父亲换洗衣服。她想出去坐在场院里的核桃树下乘凉，看着庄稼拔节、成熟，她说秋天了，她还想剥玉米，摘豆角，那只母猪怀了小猪，怕父亲照料不好，又怕父亲拴不好鸡舍的小门，担心无人喂养那条黑狗，更怕远行的儿女回到家冰锅冷早，怕孙子孙女摔了跤……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责任还是情结，母亲到老了都不能够自理了，心头还有这么多放不下的牵连？我也不知道老天有眼还是无珠，为何让病魔偏缠住年老力衰的母亲，我们这么强壮的人疾病为何不眷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偷不抢，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的诚实人格滚打摸爬，上苍为何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灾难？ 后来的日子，我们眼睁睁得看着人家下床，出去转几圈又回来，母亲肢体无力，无法挪动一步，头都不想或者不能抬起来，左手左腿没有要动的迹象，她说，娃娃，人生来怎么这般软弱，连自己的行囊都顾不住，还谈什么颜面？人站着能够行走，能够做想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想去什么地方就到啥地方，想说话的时候说说话……可是现在，她的罪遭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说都七十了，活多少算够呢？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生活的体悟喟叹，我们做儿女的出了无力回天的懦弱，除了尽心尽力的伺候，我们能够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和承诺呢？或许，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劫数，面对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的晚景，只靠现代医学的先进设备和精湛技术，靠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生命奇观呢？我只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有一片灿烂的夕阳红，只希望天下的儿女都孝顺体贴，都能够使老人吃好、穿好、平安、健康，并能够和颜悦色的尽好自己的职责！ 母亲，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挪动一步，能够坐在核桃树下看着玉米和小麦成长，看着子孙做自己的事情。她像一块煤一样，一生给了别人光和热，到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的时候很轻很轻，我们能够回馈给她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明年的清明节，我又将遭遇怎样的噩梦？或许，现实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如此。 2009年4月 父亲印象 宁县二中张永锋（） 前几日，国庆节放假回老家看望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老屋的坡口，哪一间土木结构的小房子坍塌了。眼前一堆废墟，柴草、砖头、椽棒檩条、土块，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我蹲在那地方整理老半天，心烦意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想做。 这已经是父亲亲手搭建起又倒塌的第三间房屋。因天下连阴雨或者地震，苹果园里的房子，烤烟楼已经散架倒塌了，第四处就是他和我母亲住的那一间，一角已经向外倾斜了，用几根木椽顶着，取得一个平衡，还勉强支撑在那里，最终还难免倒地的宿命，大概是这间房屋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屋子里老父亲和他的老伴我的兄弟们的老娘还苟延着自己的晚年，换句话说，这间老屋好像要安顿一对老夫老妻日薄西山的晚景。 父亲，幼年时因为是他的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抚养弟妹，赡养老人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他的瘦弱的肩膀上。要从我们这个地方挑两个老上年人用的木柜子去陕西的长武卖了，换回一些柴产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东西，一来一往步行需要四五天，路上风餐露宿是可想而知的了，还去定边贩卖过盐，去八家咀修过水库，给生产队里喂过牲口，放过羊，当过保管。他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没有进过学校门，靠读书看报听广播认识了几百个字，墙壁，成了他的记事本，歪歪扭扭的记载着一些电话号码，欠东家多少玉米，欠西家多少斤西瓜，值几个钱。老父亲为人厚道，性情温和坦率，做事情靠得住。心灵手巧，学了一些手艺，编席、配钥匙、修自行车、箍窑洞、盖简易的房子。可这一切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面貌，我们兄弟多，劳力少，年年要吃回销粮，穿得破破烂烂，人常说我们几个像精赤的一窝麻雀，可怜兮兮怎么长大成人。 后来，我们相继大了，上了学，哥哥上完了高中，我读了中专，只是弟弟中途辍学了。那几年，家里的开销更大。父亲承包了生产队的一个果园子，开荒、修枝、施肥，忙忙碌碌的，一年很少有几天消停的日子。 父亲戴一顶破草帽，拿一把镰刀，扛一把头，拿一个手电筒，养一只黑狗，常年四季穿行在那个园子里。每年白露以后，要摘苹果，他一个人从树上往下摘，我们几个从山沟里往上挑，连续十几天，身心疲备劳累。为了减轻负担，背着父亲偷偷得扔几个，父亲又一各一个的捡回来。还要用自行车运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和顾客讨价还价，争争吵吵的事情司空见惯了。冬天扫落了一地的树叶，如果能够摘到一个遗失的果子，是很兴奋的一件事。这五年承包果园是父亲一生中一个大手笔，因为我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还买了双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四轮拖拉机，我们也相继成家立业了。应该说父亲能够安度晚年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父亲七十一岁的时候，他七十岁的老伴因脑梗塞偏瘫了，我们虽然尽心尽力，可是回天无力，老母亲还是卧床了，父亲要伺候汤药，推着轮椅让母亲上厕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七十二岁的时候，八十四斤的体重，一米六不到的个头，因为胆囊充满性结石切除了胆囊，我们伺候了一月多。老父亲说，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要上大学，要买房子，钱也不好挣，我们要打工，要上班，他一个人种地、做饭，勉强度日还可以，他就在那间破屋子里和有病的老妻打发着晚年的时光。 最近，天雨连绵，他还有几亩玉米豆子没有收，我的假期很短，不知道天什么时候晴了，他能顺利度过这个劳心伤神的繁忙的收割的季节。前天，他打电话说，家里菜很多，他想给我带些。父亲用一根木椽平衡了他那即将坍塌的老屋，我们用什么来平衡他们的晚年呢？家里的那一堆废墟可能短时期内能够清理，我心中的这一堆烦乱如麻的废墟呢？ 2011-10-15 人到中年 宁县二中张永锋（） 跨进中年这道门槛的时候，我一段时间有些迷惘和困惑，不知道是有人忽然剥夺了我享受幸福的权利，还是我没有在预约的有关幸福的那张支票上签名，导致这张支票被人透支或者撕碎了，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而我却没有从心理上做好应对的准备。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功绩，有什么成就，又哪里来那么多的思虑与困惑？ 遥想初上教坛，雄心勃勃，以孔子自诩也想一生弟子三千，得意者七十二人，可是一晃二十多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也不是说，孩子们考不上大学也就无所作为，但是他们被社会选拔的机会也确实不多。其他学生大多上了个普通本科或专科，现在各个行业的都有，而我能够记得姓名也就那么几十个学生，其他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觉得好像欠了他们的债务一样。人的一生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也自我宽慰，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普通的职业，组建一个小家庭，过幸福的日子也就不错了，毕竟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很有限的，只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和努力。这好比从官窑烧制出来的一件陶器，或许是一家普通人家里的器皿甚至官宦之家的夜壶，而涂上一层釉，诗人写一首诗，画家作一幅画，摄影师拍摄一张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做广告，或许是这件瓷器身价倍增冠冕堂皇地进入富贵人家的客厅或者博物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一件陶器或瓷器。因此，一个人无论有多么显赫的地位、出众的才华，还是要本本分分的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尤其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责任还要比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在一个单位，或许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几十分之一，而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子女有几个呢？对妻子或丈夫而言可能你能够被别人取代，但是对于子女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爸爸妈妈是独一无二的，这样说并不是倡导我们都蹲在家庭里不出来工作或者逃避自己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而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以生存或者工作的名义，逃避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给自己一个惊醒或者并不温馨的提醒。 去年的清明节那天，七十岁的老母亲罹患脑梗塞，左半身偏袒，行动不便，甚至连自己的水火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有时候大小便失禁，我给洗裤子上的污物，多次差一点就呕吐，庆幸的是没有被母亲看到，否则对她来说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在那么艰难的困境中养育了我们三个。缺吃少穿，偷过生产队的苜蓿、南瓜，给老生产队长说过好话，甚至偷偷的掉过多少次眼泪，可是她都挺过来了。现在，她老了，病了，不会走路了，和那些老姊妹见不到面了，随着白昼黑夜的交替，把她的日子一分两半，一半交给轮椅，一半交给土炕，她的世界只有头顶的那一方天空和失眠的夜晚带给她没有边际的黑暗。我在家的日子很有限，有时间，拉她一边撑着一个拐杖，一边靠着我的身子学走路，步子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不耐烦的时候还要要训斥，她看着我，然后央求说，实在走不动了，歇一歇，我心情好的时候就点头答应了，有时候也一根筋，认为她走的时间太短，路程不远，锻炼没有效果，就又不听她的话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幼稚的可笑，她已经把什么都交给我们了，生存的指望和权力，做人的仅有的那一点尊严，因为健康，尤其是健全的大脑实在是一个人的尊严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没有这条底线，说什么都是白搭。可是，这个时候，我总是有各种各样充分的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的理由，诸如带了毕业班，孩子要上学，我有几万元的债务要还，我能够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有多少时间给她侍奉汤药，陪她聊天，给她一些安慰。她到反过来说，孩子，我病了这一年，你没有少跑路，钱也花了不少，早知是这样，不如让我走了的好，免得拖累了你们，你大的身体瘦了，你也有了不少白头发，你刚到那所学校，不要耽误娃娃的课程，不要骑摩托车回家了，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我怎么活呢？ 我该怎么说呢？或许是上天要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还是要惩罚我们呢？ 妻子也挺着过，很少跟她进过商场，买过衣服。祸不单行，今年父亲说他上腹部疼痛，我自以为是地说是胃疼，后来经过B超检查，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结石，需要做手术，我给父亲说，腹腔镜手术，不需要开刀，只需要打几个洞，切除胆囊，掏出石头就行了，可是三月二十日的那个下午，医生找我签字，我的手颤抖着写不出自己的名字，风险很大，各种风险都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有一种风险发生不是致命就是致残，最小的是腹膜炎……七十二岁的父亲，九十二斤的体重，要在腹部切开十几公分的切口摘除胆囊，我是他四十岁的儿子。我是教师，写字是专业，更何况我写自己的名字的次数确实不少了：给学生写操行评语要签名，批假条要签名，写计划总结要签名，填写各种各样的履历表要签名，在家里，跟孩子的老师交流、孩子的家庭作业上要签名，通知书的家长意见栏目要签名，可是，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病情已知，同意手术，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几个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有份量了，太重了。父亲进了手术室，从七点钟开始，我在手术室门前转圈、抽烟、百无聊赖，时间那么长，那么慢，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微妙，那么重要，将近九点钟，父亲的身上插了胃管、一次性导流管、导尿管、氧气瓶，大大小小的五根管子像蜘蛛网一样笼罩了他的头部。庆幸的是，凌晨两点钟，父亲醒过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主刀大夫那一番话很机智，也很幽默——做手术你没有风险吗？可是任何一件事，大小都有风险，事情我们照样做，比如喝一口开水都有喝进气管呛死的可能，我们还要喝水吗，走路有可能崴了脚脖子，我们照样走路，这是小手术，睡一觉醒来，缺少了一个器官——胆囊吗，换来的可能是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健康……好在父亲现在恢复的较好，母亲还在。我没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从去年的清明节过后，我开始很烦，有时候想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一番话确实是肺腑之言。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现在想来，他们的词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写的。不过，回过头来看，老人还在，妻子虽不漂亮但贤惠，书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内容不一的奖状，书柜里有孩子的荣誉证书，有别人赠送的没有来得及装裱的书画。这应该就是我生活中的一点亮色吧，窗外，阳光灿烂，这应该是我的心里的一缕阳光吧。 毕淑敏在她的散文《黄连粉菜团子》中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当下的幸福给自己。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幸福感。幸福并不是爬到了山顶那一刻，而是贯穿在攀登的全过程。不要给幸福开一张渺茫的支票，而且不肯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的幸福支票，就是一个黄连粉做的菜团子，你始终无法抵达香甜的核心，就算真的吃到了内核，才发现原来那内核无论多么香甜，在苦不堪言的大寒之药浸泡下，早已经失去了原味。或许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早已失去了幸福，还在埋怨我们和幸福无缘，这或许就是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 2010年11月15日 永远的回音 张永锋 已经年逾不惑，转眼间，离开山里的那所中学十年多了。想当初，女儿还小，没有上幼儿园，妻子身怀六甲，要离开自己生活、工作了七八年的地方。好多亲朋好友都说，你怎么老是喜欢折腾，一点都不安分守己？老实说，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我心里也有一些不舍与不安，可是为了躲避那些纷扰的人和事，也为了不让领导以调动的名义折腾自己，还不如自己折腾一下子，为漂泊的心灵寻找一份安闲僻静的地方，还可能找到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把自己吊死呢？ 雇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把仅有的那几件家当如电视、洗衣机、锅灶、铺盖、衣服之类的东西全部拉上，一路上，辗转县城、翻过湘乐，也看见了湘乐川的宋塔，山路弯弯，上坡下洼，山路的拐弯很猛，坡度也不小，着实让人担惊受怕。石子路面尘土飞扬，我风尘仆仆地去寻梦，一路上也听人说，那里的人也比较刁蛮，心里有一丝儿隐隐的不安和忧虑，但是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那里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才到学校，没有地方住，那位老教师宋老师让我住他的房子。过了几天，分了房子，还解决了我的一部分搬家的费用，确实让我感动。人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刁蛮，很朴实，也厚道。只要你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本本分分的做人，谁都会认同你，喜欢与你打交道，这是我在那所学校里体验到得最朴实最原始也受用终生的人生哲学。我的那一帮同事、哥们儿就是这样的一帮人。那几年假期我很少回家，学生、同事都很热心，在他们家里吃饭、拿青菜、吃杏成了家常便饭。门口姓段的那个老太婆，老人家一手好珠算，算账干净利落。开了一家餐馆，对我们很照顾，逢人嘘寒问暖，三天两头给我们端鸡汤，说常喝鸡汤对坐月子的人有好处。我儿子弥月时，就在学校的教师灶上操办，大家很热心，买菜的，做饭的都很尽力。现在想来，大家古道热肠，在一起其乐融融，确实是个温馨的大家庭。那一年正月初七，我一个人孤零零在学校里，后来校长几次三番叫我去他们家过节，推辞再三可是盛情难却。我的邻居已经故去的孙老师一家人至今想来还让人感念。 孙老师，听说是河北人，举家迁到这个地方，他的父亲还懂俄语，做过翻译，当过教育局长，只是那时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我未曾谋面。老人家谢世后不能落叶归根，很是惨淡凄凉，不过学校里开了追悼会，那一刻，哀乐低回，没有人不潸然泪下，唏嘘感叹。死亡是对人最大的教育，那时候，我们才亲身体味了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死后能葬在家乡的一方热土上确实是灵魂的皈依。不能一生漂泊，死后还是孤魂野鬼。后来他的儿子也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一位老师写的悼词中说：孙老师无愧于他的工作，无愧于他朴实无华的人格。管灶的时候，即使肩挑手提，都能够保证及时供水；看门的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提一把椅子坐在校门口，登记出入的陌生人。有时候，干脆拿一块砖头坐在上面，不管数九寒天，北风凛冽，还是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总是不离岗，不离位。我在孙老师隔壁住，他的母亲说，孩子生前最后的那一个晚上，来给她床下续了煤，压得很严实，还给她磕头说，要多保重身体。那一夜凌晨三点多，老太太用手拍着房子的隔墙，喊我，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吐了一大摊血，有的干脆是一块一块的，老人家患白内障，双目失明，用手摸到床头黏糊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撒谎说，是吃饭时的洋芋没有消化，老人家说昨天中午没有吃洋芋呀？我和另外一个年轻的老师翻过学校的大门买了一回药，与事无补，早晨六点多钟搬到医院，九点左右就撒手人寰了。后来几天，老人家隔几天就掩面哭泣、呻吟，声音不是很大，她说，在学校里她不能放声痛哭，以免影响他人休息，其实，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的苦楚谁能够不就理解呢？ 在一所一千多人的学校里，孙老师的这些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折射出的人格力量让我们每个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折服和敬佩的。如今，他已经长眠于地下，死者已逝矣，生者还须活，甚至还应该活得有滋有味，有分量。我的那位朋友和我情同手足，亦友亦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才子，一个为人师者的典范和楷模。 对待同事，他是坦诚的，豪爽的；对待学生，他是无私的，更是无畏的。当初，师范毕业，他钻山了并无怨无悔，一头扎进去就是十几年，先小学，后初中。面对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的稚子，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教。孩子们对他也是亲近的，愿意将心中的那一点儿郁闷和烦恼一股脑儿倾诉给他，干得也很不错。一次主题征文活动，他辅导的学生有十几个人获奖。这或许是上苍眷顾了一个语文教师对事业的挚爱与钟情，也或许是他原来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了殷红的花朵。那些孩子生病的时间，他跑前跑后，垫钱买药，找大夫给输液体，陪护，让孩子的心理得到了安慰。、然而人们给他的是什么呢？不是赞许，而是误解、敌视甚至七嘴八舌的非议和复杂异样的目光。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退缩，依然如故地做着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该做的事情。任何时候都坦然一笑，无所事事。当时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怯懦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了缄默。今天想来，这不是对那些人的一种纵容吗？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给他一些道义或者友情地支持呢？他心中珍藏了一份时间和岁月风化、淘洗的弥足珍贵的师生情谊。他对爱的追求也是至真至纯的，至今，我还保留了他的两首爱情十四行，录其二如下： 我发现了许多悲哀的事实 正如倒毙在风尘中蜜蜂 死亡绝非吮取花蜜之后 每当想到这些 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那悲哀的结局如正午黄土路的尽头 又背对的是你无法抗拒的 爱情的祝福与安慰 让我怎样坦然的面对 死亡与邪恶之涯的诱惑 而不把你的手紧紧的贴在在心上 像那不被世人所看重的“诗人” 把生命、希望和爱 全捧给最可爱的情人 纵观诗中终跳跃的是一颗冰冷而滚烫的诗心。言其“冰冷”是对爱情追求的无法释怀与前途命运的渺茫与黯淡；言其“滚烫”是对人生与爱情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即使黄土路的尽头是情人瘦小孱弱的背影，还想把生命、希望和爱捧给最可爱的情人。这就是一个至情至爱的人对生命与爱的期许与剖白。所幸的是他生命里执手偕老的另一半是温婉的亭亭玉立的西子，子女也乖巧、伶俐。这是上帝那一瞬间睁开了一只眼睛，用善良的手掌对仁者的抚摸与回报。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一只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山里的鸣蝉，但那些山里的人和事却沉淀在我的心里，被岁月风化的如同一颗晶莹透亮的琥珀。 2011年4月 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张永锋 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祥林嫂问了“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让我很窘迫的问题：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如果“我”说有灵魂这个东西，祥林嫂在地狱中势必要被两个死鬼男人锯开，每人一半；如果“我”说没有灵魂，那么祥林嫂不能和她的阿毛还有那两个男人团聚。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像祥林嫂这样的弱者而言，对灵魂很依赖又十分惧怕。其实任何一个灵魂都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那一天，我的老师先慈谢世，我和一位同学开着他的车子前去吊唁，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说，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还有人对神神鬼鬼的事情顶礼膜拜。他说，有一年，他的伯父八月三十作古，因为伯父一生在外面工作，家里没有修地方，人死后总不能暴尸于室外，何况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最后，本家商议的结果是停放在他的弟弟，也就是我同学的叔父家里。举行祭奠仪式，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可是，两个月之后，他的叔父也安然归西，生前没有任何要面临死亡的征兆。后来他的婶娘疑心与两个月前的事情有关，就去求神打卦，结果那神说：生有时分，死有地点，这人的寿数到了大限，与别的任何事情无关，死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不要疑神疑鬼。后来他的婶娘还是不甘心但没有公开寻衅滋事，两家人的关系却不如以前那么融洽了。我很感慨地说，即使有神灵，这个神是个善神。 无独有偶，十几年前，我们村庄的一个孩子忽然间有点轻度的精神错乱，他的父亲还是个乡村赤脚医生，但那个时候精神病还不是很普遍，还没有来得及给彻底查看，吃了一点药，病情时轻时重。孩子他妈妈就去问神求卦，那个算卦的人唧唧哝哝算了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家后面，邻居家栽了一棵树，把你家房屋上的挑檐给扛得歪斜了，所以人老几辈老大都有病。孩子他妈回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房屋后面，再坐下来盘算了一下仅两代人的情况，很巧合，这个人说的都对。于是两家为一棵碗口一般粗的榆树闹了矛盾，一家要打倒，一家说不成材料的树砍伐了可惜。最后协商不成，也没有让别人调解，妇道人家一气之下说，你让我人都活不成，我能让你家那棵树长大吗？是金树银树我陪，三下五除二强行给砍倒了。这一下邻居家的人不满意了，你家男人是吃干饭的吗？为什么，一个妇道人家竟然毒财害命，然后就赌咒发誓，明里暗里的糟践人，羞辱了那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他爸爸又遭自己老父亲的一顿辱骂，一气之下结束了生命，来个一了百了。孩子的病情也严重了，父亲殁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婚了，家庭解体了，只有娘母二人相依为命，恓惶得让人不忍张望。我想当初那个神人如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要生百病，你们家什么方向上大致多少里路之外，有个神医包治百病，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或者说，村里有个人给调解一下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山大沟深的地方，或者落后愚昧的时代，科学的力量微乎其微，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倒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今天，如果人们的头脑还被封建迷信的东西占据着，以致于科学的东西没有说服力，的确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有人说，人一旦遇到事，冷静的时候，人的头脑最清醒，最理智。但我想，人要保持头脑清醒，前提是：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2012年1月1日 心灵弦歌：与一所“村学”相关的经历和往事 张永锋 那年，自己大概二十四五岁，在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叫做故乡的那个地方的一所小学任教。三年后，因为对中国的官场生态比较陌生，或者自负的说锋芒毕露才华出众的缘故。总之，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里建了五间大瓦房要成立一所三年制的小学，我被乡党委一把手亲自点将去那所学校支教一年，还说一年补助二百元，每年从中心小学选派一名教师支教，要形成一个制度。我也去和他理论，却聆听了他发自肺腑的一些谆谆教导，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只贪图享受，顾小家庭的利益，像他就是在一所小学教书时，点着煤油灯读透了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当时确实愤愤不平，今天想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绕着像人的肠道一样的崎岖小路到了那地方。原来的学校是一户人家搬迁以后留下的旧庄院。一所二三分大的院落，方向朝西北三间厦房，是三个年级的复式班教室，面朝南两间小房子，里面一间有个土炕，房顶露天，能够掉一头小牛下来，外面一件安放一张双兜课桌，一把老式的木椅，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一个本地的代课教师，下班后就回家，我独自一个人守校。一个多月后，学校搬迁到新盖的五间房里。那个村子很小，二十几户人家，主任说，我的吃住先安排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人家，每天补助十三斤小麦，还说新学校建成后准备在学校院里开辟五分地作为菜园子，让我种菜吃。因为村子里地广人稀，刚到那段时间，四十天左右，人们七零八落的散落在蟒蛇一样缠绕腾挪的山卯上、沟渠里种小麦，白天想找个人聊天都没有。我只好给孩子教唱国歌，告诉他们升国旗要严肃，不放学不能够随随便便回家，回家要站好队伍，要唱歌，那个小山村里终于飘出来孩子们的歌声。晚上，老少爷们，老太婆、年轻媳妇、小孩子集中在我住的那一家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得津津有味，议论纷纷，看到言情剧中的那些男女亲热的镜头，有的人挤眉弄眼，有的人拍手叫好，嬉闹喧哗好不热闹。结束之后，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砖块，主人骂骂咧咧收拾好久，第二天晚上依旧如故。后来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既孤苦伶仃想找一个人谈天说地，又怕人打扰。后来索性把大门关了，一个人在里面看书，有一户姓贾的大哥把他家的双卡录音机借给我，我一岁多的女儿看着里面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不哭不闹。还有人送来家里的洋芋、葱，还有腌萝卜，嚼起来脆生生的，我受到了人家格外的关照，好不惬意。多数时间，妻子一个人在街上开缝纫部照看孩子，我一个人在学校和书一起打发寂寞的时光。那一年，我参加自学考试，好几门高难度的课程都通过了，这是上苍给我的收获和恩赐。 记得学校当时在筹建中，盖了五间房，没有围墙，没有厕所。那时的小孩子很听话，每周派人轮流看护学校，好像站岗放哨一样认真。没有厕所，那主任说在后面的玉米地里，用玉米秸秆圈一个厕所，我说有男有女怎么只能是一个厕所，他说小屁孩无所谓，后来以我的意见为主。打围墙的时候，地基足有三尺宽，墙体有七尺高，她们说这样暖和结实，我顺便说，学校建成后，希望乡亲们不要把牲口赶进来，他们累了，下来抽一阵老汉烟锅子，渴了喝一大碗凉水，再接着干，很起劲。以后，就忙开了自己的事情，有的人给儿子娶媳妇，有的人出嫁女子，写对联，记礼簿，很忙。还记得我写过一家人的春联，他们把上下联贴反了，甚至把“身卧福地”和“六畜兴旺”的帖子调换了位置，彼此都取笑了一回。他们一家人不识字，我整理好顺序后让他的小儿子给弄乱了，他们说这都是不识字惹的祸。第二年的春天，雪消了，冰融化了，大地解冻了。他们各人有自己的一份事情，有的出门打工了，有的做了上门女婿。六七月份，山洼里的草醒了，绿油油的毛茸茸的。有的人赶一群羊，有的人吆喝着自己家的和邻居家捎的几头牛，在山沟里放牧。头顶上蓝天白云，脚底下牛羊幻化成红的黑的白的云彩，牛羊悠闲地吃草，有的人躲避在偏僻的角落干起了龌龊的事情。后来听说一个五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把一个十几岁的傻姑娘给糟蹋了，警车来要抓人，那女子一句话说得让警察也无能为力，她说她愿意和她的干爷爷干这事情。还听说一个女子被人强暴了，不敢给家里人说，医生没有说老实话，说孩子肚子里有肿瘤。结果五六个月后早产了。她的父亲用手提袋提上刚准备找支书理论，人说这样支书家里晦气，他就扔在牲口槽里，结果被狼狗吃得所剩无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两性关系越混乱，人生存的权利更容易被忽视，对生命的戕害对心灵的荼毒更残忍！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间，夏收时节，老百姓叫老龙口夺金钱，一家人家的兄弟媳妇懒觉睡过头了，被大伯哥和老公公揍了一顿，衣服被撕扯得像风中的旗帜咧咧飘扬，暴露出了身体中很隐秘的部位，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人劝架。暑假满了，我去拿行李，校园的菜地里，那个代课教师种了烤烟，长得很茂盛，烟叶有簸箕那么大。那小伙子感慨地说，他在这村里生活了二十年，最风光的就是学生的数学课考了全乡第四名，我给他奖励了一张没有加盖学校公章（村学没有公章）的奖状和一面红色的绸被面，再就是种了几分公用地，这让他扬眉吐气，我只好粲然一笑，未置可否。 最后，我到了另外一所学校，三年后那所学校又被撤并了，这支悠悠不尽的村学弦歌却不停得在我梦里响，让我泪水连连……现在想来，一个教师支教的意义不只是你能够给那个地方的人多少东西，而是唤起他们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和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这才是最根本的意义。（2012年1月4日） 散文创作手记： 给自己的心灵找个释放的出口 写作十几年，亦诗亦文，均无造化，尤其是散文，成器的大气的东西不多，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图个什么，只是想摆渡一下自己的灵魂，给压抑的心灵找个释放宣泄的出口，为了记录下自己在场或不在场的一些粗糙的，或者经过岁月淘洗的精致的片段、场景或者空间……换言之，把时光村落里的那些东西留存下来。有时候经过反观、审视能够赋予一些叫做思想或者意义的东西，有时只留存下来做个纪念，因为毕竟生活过，经历过，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今天看来，那些辛酸的，甜蜜的，不幸的，虚妄的真实的东西，在记忆里都是幸福的。都是值得回味的，所以，写下来并不在于告诉别人生活的内涵有多丰富，张力有多大，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只是想让他们记得，他们前面的人或者他们的同伙中有些人是那样的一种生存背景或状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并珍惜当下的幸福。 人性中有些亮光闪闪晶莹剔透的吉光片羽，诸如关于爱、善良、同情、正义等；也有些失落文明的碎片，诸如嫉妒、狭隘、自私、仇恨等；甚至有些粗糙、野蛮的原始本能的东西，诸如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戕害，对礼仪的冲撞与破坏，秩序的弱化与丧失，两性关系的悖谬与混乱等一切不符合科学、情理与逻辑的东西。我都多多少少地做了记录，一些东西可能不符合别人的审美情趣与标准。但是我想，毕竟已经存在了，无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是一种客观事实，这正如过去人的身上有虱子或跳蚤，今天人有疾病，无论你承认与否，它们都已经存在。讳疾忌医也好，坦然面对也好，是疾病就要让你的身体有损伤，健康打折扣。总而言之，有些东西面对需要勇气，但是，“只有揭开伤疤，才能引起料酒的注意。” 所以，我写的散文一些是对我身边的亲人、师友、同学留个纪念，把他们弥足珍贵的品格树立起来，让他们身上的光芒闪耀出来，是为“走进家园”中的散文，一些记录了自己的关于读书、做人的思索与体悟，对自己的子女、学生、朋友表达了一些期望和嘱托，是为“灵魂的絮语”中的散文、散文诗；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在心灵中折光与反映，如非典、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事件的记录……不过，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时间、空间都很有限，再加上自己的学养、阅历，看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方法、深度都有局限，所以，一些东西难免偏狭、片面、浅陋，这还须一段时间去重新审视和突破。 又是一个清明节 宁县二中张永锋（） 四月四日，是又一个清明节。 清明节是个亲情都无法灼热的日子，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让人释然的日子。去年清明节，伯父为我们的先祖焚烧了他的祭奠和思念之后干净利落超然无牵挂的扬长而去了，今年的清明节本来就多了一份悲凉，却正好是个星期六，本是个难得逍遥的周末。清晨六点钟，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噩梦中惊醒：夜里凌晨一点钟，母亲发病，家里人没有惊动我，我一路奔波，心急如焚地穿行回家，屋子里狼藉一片，到处是母亲的衣物，新的，旧的，脏的，净的，地上还有她的呕吐物，泛黄的一团。母亲气息奄奄，意识间歇性昏迷，言语失真，左半身偏瘫，肢体无力，毫无知觉，一家人神情悲戚，面如土色，他们一方面担心把人送往医院不能够如愿以偿的回到家，见不到儿子最后一面，尤其担心母亲操劳了一生最后却不能够在家里寿终正寝，魂归野外。梦中，我去外地拉煤，车头坏了，煤被人强行拉走，我声嘶力竭连连惊呼，无人助我一臂之力，现实中的景象比梦境更让人窒息。 父亲说，娃回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的吗？母亲睁开双眼，气息微弱，说了几句话，这些话让我这一生都不能够心安理得活下去：你……你……房子买得手头很紧张，你哥还要供孩子，上学，你弟还没有修地方，你们不要胡折腾了，让我走吧！后来又一次昏迷了，送往医院途中，连续呕吐，然后就靠在我肩头昏睡……看着插着氧气的母亲接受了各种常规非常规的检查：抽血化验、B超、心电图、脑颅CT，上午十点钟，医生告诉了结果：急性脑梗塞，放弃治疗的结果可想而知，治疗的最理想的结果是依靠拐杖生活，也有可能半身不遂，生活不能够自理。医生客观公正地把家属对病情的知情权还给我们了，还说这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头顶已经没有了太阳，心里只剩下默默的祈祷。 后来的日子，我们在医院轮流看护，年近半百的兄长，弟弟，侄子……大半时间是他们几个人护理，我有毕业班学生的牵挂，只好在周末车马劳顿，这也许又是一笔感情上的债务。把药研碎了一小勺一小勺的喂，看护着她输液，接屎接尿，母亲在她的儿子面前很不情愿，又无法自理，愧疚悔恨，大多是埋怨：为什么让她这般难堪？让儿女受罪，自己遭受活罪，折腾得亲戚都无法安稳，她叮嘱我们，她心满意足了，让我们要还人家的这笔人情债。父亲一趟一趟的往医院跑，还说清明节那天，我们拉走母亲后，他去坟上烧纸，接到在外地打工的弟弟的电话，不留神差点被火烧了衣服，他这一生欠了母亲的，他即使把饭做好喂都行，只是希望母亲能好起来……不知道谁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我们只是把眼泪揉碎吞进嘴里，我们三个七尺男儿扛不起年老羸弱的母亲的健康，她的愿望不奢侈，只希望再为我们照看几年门户，为我们瘦弱的父亲，和她伴了一生嘴淘了一辈子气的丈夫作几顿便饭，纳几双布鞋，她说，如果她走了，我们要给父亲换洗衣服。她想出去坐在场院里的核桃树下乘凉，看着庄稼拔节、成熟，她说秋天了，她还想剥玉米，摘豆角，那只母猪怀了小猪，怕父亲照料不好，又怕父亲拴不好鸡舍的小门，担心无人喂养那条黑狗，更怕远行的儿女回到家冰锅冷早，怕孙子孙女摔了跤……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责任还是情结，母亲到老了都不能够自理了，心头还有这么多放不下的牵连？我也不知道老天有眼还是无珠，为何让病魔偏缠住年老力衰的母亲，我们这么强壮的人疾病为何不眷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偷不抢，靠自己的本事吃饭，靠自己的诚实人格滚打摸爬，上苍为何赏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灾难？ 后来的日子，我们眼睁睁得看着人家下床，出去转几圈又回来，母亲肢体无力，无法挪动一步，头都不想或者不能抬起来，左手左腿没有要动的迹象，她说，娃娃，人生来怎么这般软弱，连自己的行囊都顾不住，还谈什么颜面？人站着能够行走，能够做想做的事情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想去什么地方就到啥地方，想说话的时候说说话……可是现在，她的罪遭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说都七十了，活多少算够呢？面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生活的体悟喟叹，我们做儿女的出了无力回天的懦弱，除了尽心尽力的伺候，我们能够给她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和承诺呢？或许，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劫数，面对母亲一样的“空巢”老人的晚景，只靠现代医学的先进设备和精湛技术，靠不十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生命奇观呢？我只希望天下所有的老人都有一片灿烂的夕阳红，只希望天下的儿女都孝顺体贴，都能够使老人吃好、穿好、平安、健康，并能够和颜悦色的尽好自己的职责！ 母亲，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挪动一步，能够坐在核桃树下看着玉米和小麦成长，看着子孙做自己的事情。她像一块煤一样，一生给了别人光和热，到把自己烧成一堆灰烬的时候很轻很轻，我们能够回馈给她的是什么呢？ 不知道，明年的清明节，我又将遭遇怎样的噩梦？或许，现实往往不是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愿如此。 2009年4月 父亲印象 宁县二中张永锋（） 前几日，国庆节放假回老家看望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老屋的坡口，哪一间土木结构的小房子坍塌了。眼前一堆废墟，柴草、砖头、椽棒檩条、土块，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我蹲在那地方整理老半天，心烦意乱，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想做。 这已经是父亲亲手搭建起又倒塌的第三间房屋。因天下连阴雨或者地震，苹果园里的房子，烤烟楼已经散架倒塌了，第四处就是他和我母亲住的那一间，一角已经向外倾斜了，用几根木椽顶着，取得一个平衡，还勉强支撑在那里，最终还难免倒地的宿命，大概是这间房屋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屋子里老父亲和他的老伴我的兄弟们的老娘还苟延着自己的晚年，换句话说，这间老屋好像要安顿一对老夫老妻日薄西山的晚景。 父亲，幼年时因为是他的兄弟姊妹中的老大，抚养弟妹，赡养老人的重担责无旁贷的落在他的瘦弱的肩膀上。要从我们这个地方挑两个老上年人用的木柜子去陕西的长武卖了，换回一些柴产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东西，一来一往步行需要四五天，路上风餐露宿是可想而知的了，还去定边贩卖过盐，去八家咀修过水库，给生产队里喂过牲口，放过羊，当过保管。他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没有进过学校门，靠读书看报听广播认识了几百个字，墙壁，成了他的记事本，歪歪扭扭的记载着一些电话号码，欠东家多少玉米，欠西家多少斤西瓜，值几个钱。老父亲为人厚道，性情温和坦率，做事情靠得住。心灵手巧，学了一些手艺，编席、配钥匙、修自行车、箍窑洞、盖简易的房子。可这一切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面貌，我们兄弟多，劳力少，年年要吃回销粮，穿得破破烂烂，人常说我们几个像精赤的一窝麻雀，可怜兮兮怎么长大成人。 后来，我们相继大了，上了学，哥哥上完了高中，我读了中专，只是弟弟中途辍学了。那几年，家里的开销更大。父亲承包了生产队的一个果园子，开荒、修枝、施肥，忙忙碌碌的，一年很少有几天消停的日子。 父亲戴一顶破草帽，拿一把镰刀，扛一把头，拿一个手电筒，养一只黑狗，常年四季穿行在那个园子里。每年白露以后，要摘苹果，他一个人从树上往下摘，我们几个从山沟里往上挑，连续十几天，身心疲备劳累。为了减轻负担，背着父亲偷偷得扔几个，父亲又一各一个的捡回来。还要用自行车运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去卖，和顾客讨价还价，争争吵吵的事情司空见惯了。冬天扫落了一地的树叶，如果能够摘到一个遗失的果子，是很兴奋的一件事。这五年承包果园是父亲一生中一个大手笔，因为我们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还买了双卡录音机、黑白电视机、四轮拖拉机，我们也相继成家立业了。应该说父亲能够安度晚年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父亲七十一岁的时候，他七十岁的老伴因脑梗塞偏瘫了，我们虽然尽心尽力，可是回天无力，老母亲还是卧床了，父亲要伺候汤药，推着轮椅让母亲上厕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七十二岁的时候，八十四斤的体重，一米六不到的个头，因为胆囊充满性结石切除了胆囊，我们伺候了一月多。老父亲说，我们的孩子都大了，要上大学，要买房子，钱也不好挣，我们要打工，要上班，他一个人种地、做饭，勉强度日还可以，他就在那间破屋子里和有病的老妻打发着晚年的时光。 最近，天雨连绵，他还有几亩玉米豆子没有收，我的假期很短，不知道天什么时候晴了，他能顺利度过这个劳心伤神的繁忙的收割的季节。前天，他打电话说，家里菜很多，他想给我带些。父亲用一根木椽平衡了他那即将坍塌的老屋，我们用什么来平衡他们的晚年呢？家里的那一堆废墟可能短时期内能够清理，我心中的这一堆烦乱如麻的废墟呢？ 2011-10-15 人到中年 宁县二中张永锋（） 跨进中年这道门槛的时候，我一段时间有些迷惘和困惑，不知道是有人忽然剥夺了我享受幸福的权利，还是我没有在预约的有关幸福的那张支票上签名，导致这张支票被人透支或者撕碎了，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而我却没有从心理上做好应对的准备。人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功绩，有什么成就，又哪里来那么多的思虑与困惑？ 遥想初上教坛，雄心勃勃，以孔子自诩也想一生弟子三千，得意者七十二人，可是一晃二十多年来，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凤毛麟角，也不是说，孩子们考不上大学也就无所作为，但是他们被社会选拔的机会也确实不多。其他学生大多上了个普通本科或专科，现在各个行业的都有，而我能够记得姓名也就那么几十个学生，其他学生的生活状况了解的也不是很多，觉得好像欠了他们的债务一样。人的一生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他们和我们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们什么东西呢？有时候也自我宽慰，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普通的职业，组建一个小家庭，过幸福的日子也就不错了，毕竟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是很有限的，只是我们要最大限度的挖掘自己的潜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和努力。这好比从官窑烧制出来的一件陶器，或许是一家普通人家里的器皿甚至官宦之家的夜壶，而涂上一层釉，诗人写一首诗，画家作一幅画，摄影师拍摄一张照片，挂在宣传橱窗里做广告，或许是这件瓷器身价倍增冠冕堂皇地进入富贵人家的客厅或者博物馆，但是它的本质还是一件陶器或瓷器。因此，一个人无论有多么显赫的地位、出众的才华，还是要本本分分的用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尤其在伦理学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责任还要比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重大。因为在一个单位，或许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几十分之一，而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子女有几个呢？对妻子或丈夫而言可能你能够被别人取代，但是对于子女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爸爸妈妈是独一无二的，这样说并不是倡导我们都蹲在家庭里不出来工作或者逃避自己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责任，而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以生存或者工作的名义，逃避自己在家庭中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要给自己一个惊醒或者并不温馨的提醒。 去年的清明节那天，七十岁的老母亲罹患脑梗塞，左半身偏袒，行动不便，甚至连自己的水火都没有办法自己解决，有时候大小便失禁，我给洗裤子上的污物，多次差一点就呕吐，庆幸的是没有被母亲看到，否则对她来说是一件极不情愿的事情，因为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女人：在那么艰难的困境中养育了我们三个。缺吃少穿，偷过生产队的苜蓿、南瓜，给老生产队长说过好话，甚至偷偷的掉过多少次眼泪，可是她都挺过来了。现在，她老了，病了，不会走路了，和那些老姊妹见不到面了，随着白昼黑夜的交替，把她的日子一分两半，一半交给轮椅，一半交给土炕，她的世界只有头顶的那一方天空和失眠的夜晚带给她没有边际的黑暗。我在家的日子很有限，有时间，拉她一边撑着一个拐杖，一边靠着我的身子学走路，步子不是高了，就是低了，不是大了就是小了，我不耐烦的时候还要要训斥，她看着我，然后央求说，实在走不动了，歇一歇，我心情好的时候就点头答应了，有时候也一根筋，认为她走的时间太短，路程不远，锻炼没有效果，就又不听她的话了。现在想来，我真是幼稚的可笑，她已经把什么都交给我们了，生存的指望和权力，做人的仅有的那一点尊严，因为健康，尤其是健全的大脑实在是一个人的尊严的最低限度的保障，如果没有这条底线，说什么都是白搭。可是，这个时候，我总是有各种各样充分的不充分的甚至不成立的理由，诸如带了毕业班，孩子要上学，我有几万元的债务要还，我能够给予她的是什么呢？有多少时间给她侍奉汤药，陪她聊天，给她一些安慰。她到反过来说，孩子，我病了这一年，你没有少跑路，钱也花了不少，早知是这样，不如让我走了的好，免得拖累了你们，你大的身体瘦了，你也有了不少白头发，你刚到那所学校，不要耽误娃娃的课程，不要骑摩托车回家了，万一再有个什么事情，我怎么活呢？ 我该怎么说呢？或许是上天要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还是要惩罚我们呢？ 妻子也挺着过，很少跟她进过商场，买过衣服。祸不单行，今年父亲说他上腹部疼痛，我自以为是地说是胃疼，后来经过B超检查，胆囊充满性结石、胆总管结石，需要做手术，我给父亲说，腹腔镜手术，不需要开刀，只需要打几个洞，切除胆囊，掏出石头就行了，可是三月二十日的那个下午，医生找我签字，我的手颤抖着写不出自己的名字，风险很大，各种风险都是一种可能性，只要有一种风险发生不是致命就是致残，最小的是腹膜炎……七十二岁的父亲，九十二斤的体重，要在腹部切开十几公分的切口摘除胆囊，我是他四十岁的儿子。我是教师，写字是专业，更何况我写自己的名字的次数确实不少了：给学生写操行评语要签名，批假条要签名，写计划总结要签名，填写各种各样的履历表要签名，在家里，跟孩子的老师交流、孩子的家庭作业上要签名，通知书的家长意见栏目要签名，可是，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原因是“病情已知，同意手术，愿意承担一切责任”那几个字在这样的情况下太有份量了，太重了。父亲进了手术室，从七点钟开始，我在手术室门前转圈、抽烟、百无聊赖，时间那么长，那么慢，医生和护士的表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微妙，那么重要，将近九点钟，父亲的身上插了胃管、一次性导流管、导尿管、氧气瓶，大大小小的五根管子像蜘蛛网一样笼罩了他的头部。庆幸的是，凌晨两点钟，父亲醒过来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主刀大夫那一番话很机智，也很幽默——做手术你没有风险吗？可是任何一件事，大小都有风险，事情我们照样做，比如喝一口开水都有喝进气管呛死的可能，我们还要喝水吗，走路有可能崴了脚脖子，我们照样走路，这是小手术，睡一觉醒来，缺少了一个器官——胆囊吗，换来的可能是病人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健康……好在父亲现在恢复的较好，母亲还在。我没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从去年的清明节过后，我开始很烦，有时候想苏轼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一番话确实是肺腑之言。辛弃疾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现在想来，他们的词好像是为我一个人写的。不过，回过头来看，老人还在，妻子虽不漂亮但贤惠，书房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内容不一的奖状，书柜里有孩子的荣誉证书，有别人赠送的没有来得及装裱的书画。这应该就是我生活中的一点亮色吧，窗外，阳光灿烂，这应该是我的心里的一缕阳光吧。 毕淑敏在她的散文《黄连粉菜团子》中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当下的幸福给自己。不要丧失了对过程的幸福感。幸福并不是爬到了山顶那一刻，而是贯穿在攀登的全过程。不要给幸福开一张渺茫的支票，而且不肯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样的幸福支票，就是一个黄连粉做的菜团子，你始终无法抵达香甜的核心，就算真的吃到了内核，才发现原来那内核无论多么香甜，在苦不堪言的大寒之药浸泡下，早已经失去了原味。或许我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早已失去了幸福，还在埋怨我们和幸福无缘，这或许就是人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 2010年11月15日 永远的回音 张永锋 已经年逾不惑，转眼间，离开山里的那所中学十年多了。想当初，女儿还小，没有上幼儿园，妻子身怀六甲，要离开自己生活、工作了七八年的地方。好多亲朋好友都说，你怎么老是喜欢折腾，一点都不安分守己？老实说，离开自己熟悉的故乡，要到陌生的地方去闯荡，我心里也有一些不舍与不安，可是为了躲避那些纷扰的人和事，也为了不让领导以调动的名义折腾自己，还不如自己折腾一下子，为漂泊的心灵寻找一份安闲僻静的地方，还可能找到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我何必要在一棵树上把自己吊死呢？ 雇了一辆农用三轮车，把仅有的那几件家当如电视、洗衣机、锅灶、铺盖、衣服之类的东西全部拉上，一路上，辗转县城、翻过湘乐，也看见了湘乐川的宋塔，山路弯弯，上坡下洼，山路的拐弯很猛，坡度也不小，着实让人担惊受怕。石子路面尘土飞扬，我风尘仆仆地去寻梦，一路上也听人说，那里的人也比较刁蛮，心里有一丝儿隐隐的不安和忧虑，但是一点儿都不后悔，因为那里有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 已经是下午六点多的时候，才到学校，没有地方住，那位老教师宋老师让我住他的房子。过了几天，分了房子，还解决了我的一部分搬家的费用，确实让我感动。人不是别人说的那样刁蛮，很朴实，也厚道。只要你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本本分分的做人，谁都会认同你，喜欢与你打交道，这是我在那所学校里体验到得最朴实最原始也受用终生的人生哲学。我的那一帮同事、哥们儿就是这样的一帮人。那几年假期我很少回家，学生、同事都很热心，在他们家里吃饭、拿青菜、吃杏成了家常便饭。门口姓段的那个老太婆，老人家一手好珠算，算账干净利落。开了一家餐馆，对我们很照顾，逢人嘘寒问暖，三天两头给我们端鸡汤，说常喝鸡汤对坐月子的人有好处。我儿子弥月时，就在学校的教师灶上操办，大家很热心，买菜的，做饭的都很尽力。现在想来，大家古道热肠，在一起其乐融融，确实是个温馨的大家庭。那一年正月初七，我一个人孤零零在学校里，后来校长几次三番叫我去他们家过节，推辞再三可是盛情难却。我的邻居已经故去的孙老师一家人至今想来还让人感念。 孙老师，听说是河北人，举家迁到这个地方，他的父亲还懂俄语，做过翻译，当过教育局长，只是那时年事已高，很少出来活动，我未曾谋面。老人家谢世后不能落叶归根，很是惨淡凄凉，不过学校里开了追悼会，那一刻，哀乐低回，没有人不潸然泪下，唏嘘感叹。死亡是对人最大的教育，那时候，我们才亲身体味了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死后能葬在家乡的一方热土上确实是灵魂的皈依。不能一生漂泊，死后还是孤魂野鬼。后来他的儿子也因病医治无效死去，一位老师写的悼词中说：孙老师无愧于他的工作，无愧于他朴实无华的人格。管灶的时候，即使肩挑手提，都能够保证及时供水；看门的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提一把椅子坐在校门口，登记出入的陌生人。有时候，干脆拿一块砖头坐在上面，不管数九寒天，北风凛冽，还是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总是不离岗，不离位。我在孙老师隔壁住，他的母亲说，孩子生前最后的那一个晚上，来给她床下续了煤，压得很严实，还给她磕头说，要多保重身体。那一夜凌晨三点多，老太太用手拍着房子的隔墙，喊我，当时人已经不省人事，吐了一大摊血，有的干脆是一块一块的，老人家患白内障，双目失明，用手摸到床头黏糊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我撒谎说，是吃饭时的洋芋没有消化，老人家说昨天中午没有吃洋芋呀？我和另外一个年轻的老师翻过学校的大门买了一回药，与事无补，早晨六点多钟搬到医院，九点左右就撒手人寰了。后来几天，老人家隔几天就掩面哭泣、呻吟，声音不是很大，她说，在学校里她不能放声痛哭，以免影响他人休息，其实，白发人送黑发人，她的苦楚谁能够不就理解呢？ 在一所一千多人的学校里，孙老师的这些事是微不足道的，但折射出的人格力量让我们每个和他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折服和敬佩的。如今，他已经长眠于地下，死者已逝矣，生者还须活，甚至还应该活得有滋有味，有分量。我的那位朋友和我情同手足，亦友亦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才子，一个为人师者的典范和楷模。 对待同事，他是坦诚的，豪爽的；对待学生，他是无私的，更是无畏的。当初，师范毕业，他钻山了并无怨无悔，一头扎进去就是十几年，先小学，后初中。面对一个个蓬头垢面的的稚子，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说教。孩子们对他也是亲近的，愿意将心中的那一点儿郁闷和烦恼一股脑儿倾诉给他，干得也很不错。一次主题征文活动，他辅导的学生有十几个人获奖。这或许是上苍眷顾了一个语文教师对事业的挚爱与钟情，也或许是他原来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与汗水，浇灌出了殷红的花朵。那些孩子生病的时间，他跑前跑后，垫钱买药，找大夫给输液体，陪护，让孩子的心理得到了安慰。、然而人们给他的是什么呢？不是赞许，而是误解、敌视甚至七嘴八舌的非议和复杂异样的目光。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退缩，依然如故地做着一个普通的语文教师该做的事情。任何时候都坦然一笑，无所事事。当时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怯懦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了缄默。今天想来，这不是对那些人的一种纵容吗？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给他一些道义或者友情地支持呢？他心中珍藏了一份时间和岁月风化、淘洗的弥足珍贵的师生情谊。他对爱的追求也是至真至纯的，至今，我还保留了他的两首爱情十四行，录其二如下： 我发现了许多悲哀的事实 正如倒毙在风尘中蜜蜂 死亡绝非吮取花蜜之后 每当想到这些 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那悲哀的结局如正午黄土路的尽头 又背对的是你无法抗拒的 爱情的祝福与安慰 让我怎样坦然的面对 死亡与邪恶之涯的诱惑 而不把你的手紧紧的贴在在心上 像那不被世人所看重的“诗人” 把生命、希望和爱 全捧给最可爱的情人 纵观诗中终跳跃的是一颗冰冷而滚烫的诗心。言其“冰冷”是对爱情追求的无法释怀与前途命运的渺茫与黯淡；言其“滚烫”是对人生与爱情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即使黄土路的尽头是情人瘦小孱弱的背影，还想把生命、希望和爱捧给最可爱的情人。这就是一个至情至爱的人对生命与爱的期许与剖白。所幸的是他生命里执手偕老的另一半是温婉的亭亭玉立的西子，子女也乖巧、伶俐。这是上帝那一瞬间睁开了一只眼睛，用善良的手掌对仁者的抚摸与回报。 如今，我已经不再是一只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山里的鸣蝉，但那些山里的人和事却沉淀在我的心里，被岁月风化的如同一颗晶莹透亮的琥珀。 2011年4月 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张永锋 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祥林嫂问了“我”——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让我很窘迫的问题：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如果“我”说有灵魂这个东西，祥林嫂在地狱中势必要被两个死鬼男人锯开，每人一半；如果“我”说没有灵魂，那么祥林嫂不能和她的阿毛还有那两个男人团聚。这样看来，对于一个像祥林嫂这样的弱者而言，对灵魂很依赖又十分惧怕。其实任何一个灵魂都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那一天，我的老师先慈谢世，我和一位同学开着他的车子前去吊唁，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说，时代都发展到今天了，还有人对神神鬼鬼的事情顶礼膜拜。他说，有一年，他的伯父八月三十作古，因为伯父一生在外面工作，家里没有修地方，人死后总不能暴尸于室外，何况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最后，本家商议的结果是停放在他的弟弟，也就是我同学的叔父家里。举行祭奠仪式，接待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可是，两个月之后，他的叔父也安然归西，生前没有任何要面临死亡的征兆。后来他的婶娘疑心与两个月前的事情有关，就去求神打卦，结果那神说：生有时分，死有地点，这人的寿数到了大限，与别的任何事情无关，死了的人走了，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不要疑神疑鬼。后来他的婶娘还是不甘心但没有公开寻衅滋事，两家人的关系却不如以前那么融洽了。我很感慨地说，即使有神灵，这个神是个善神。 无独有偶，十几年前，我们村庄的一个孩子忽然间有点轻度的精神错乱，他的父亲还是个乡村赤脚医生，但那个时候精神病还不是很普遍，还没有来得及给彻底查看，吃了一点药，病情时轻时重。孩子他妈妈就去问神求卦，那个算卦的人唧唧哝哝算了一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你们家后面，邻居家栽了一棵树，把你家房屋上的挑檐给扛得歪斜了，所以人老几辈老大都有病。孩子他妈回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房屋后面，再坐下来盘算了一下仅两代人的情况，很巧合，这个人说的都对。于是两家为一棵碗口一般粗的榆树闹了矛盾，一家要打倒，一家说不成材料的树砍伐了可惜。最后协商不成，也没有让别人调解，妇道人家一气之下说，你让我人都活不成，我能让你家那棵树长大吗？是金树银树我陪，三下五除二强行给砍倒了。这一下邻居家的人不满意了，你家男人是吃干饭的吗？为什么，一个妇道人家竟然毒财害命，然后就赌咒发誓，明里暗里的糟践人，羞辱了那个孩子的爸爸，孩子他爸爸又遭自己老父亲的一顿辱骂，一气之下结束了生命，来个一了百了。孩子的病情也严重了，父亲殁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婚了，家庭解体了，只有娘母二人相依为命，恓惶得让人不忍张望。我想当初那个神人如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要生百病，你们家什么方向上大致多少里路之外，有个神医包治百病，专治各种疑难杂症。或者说，村里有个人给调解一下也不至于落到如今这个惨不忍睹的下场……山大沟深的地方，或者落后愚昧的时代，科学的力量微乎其微，人们对神灵顶礼膜拜倒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今天，如果人们的头脑还被封建迷信的东西占据着，以致于科学的东西没有说服力，的确是一种强烈的讽刺。 有人说，人一旦遇到事，冷静的时候，人的头脑最清醒，最理智。但我想，人要保持头脑清醒，前提是：灵魂，坚决不能让鬼神穿越！ 2012年1月1日 心灵弦歌：与一所“村学”相关的经历和往事 张永锋 那年，自己大概二十四五岁，在自己的出生地或者叫做故乡的那个地方的一所小学任教。三年后，因为对中国的官场生态比较陌生，或者自负的说锋芒毕露才华出众的缘故。总之，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子里建了五间大瓦房要成立一所三年制的小学，我被乡党委一把手亲自点将去那所学校支教一年，还说一年补助二百元，每年从中心小学选派一名教师支教，要形成一个制度。我也去和他理论，却聆听了他发自肺腑的一些谆谆教导，年轻人要以事业为重，不能只贪图享受，顾小家庭的利益，像他就是在一所小学教书时，点着煤油灯读透了五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当时确实愤愤不平，今天想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绕着像人的肠道一样的崎岖小路到了那地方。原来的学校是一户人家搬迁以后留下的旧庄院。一所二三分大的院落，方向朝西北三间厦房，是三个年级的复式班教室，面朝南两间小房子，里面一间有个土炕，房顶露天，能够掉一头小牛下来，外面一件安放一张双兜课桌，一把老式的木椅，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一个本地的代课教师，下班后就回家，我独自一个人守校。一个多月后，学校搬迁到新盖的五间房里。那个村子很小，二十几户人家，主任说，我的吃住先安排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人家，每天补助十三斤小麦，还说新学校建成后准备在学校院里开辟五分地作为菜园子，让我种菜吃。因为村子里地广人稀，刚到那段时间，四十天左右，人们七零八落的散落在蟒蛇一样缠绕腾挪的山卯上、沟渠里种小麦，白天想找个人聊天都没有。我只好给孩子教唱国歌，告诉他们升国旗要严肃，不放学不能够随随便便回家，回家要站好队伍，要唱歌，那个小山村里终于飘出来孩子们的歌声。晚上，老少爷们，老太婆、年轻媳妇、小孩子集中在我住的那一家看电视，什么节目都看得津津有味，议论纷纷，看到言情剧中的那些男女亲热的镜头，有的人挤眉弄眼，有的人拍手叫好，嬉闹喧哗好不热闹。结束之后，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砖块，主人骂骂咧咧收拾好久，第二天晚上依旧如故。后来我一个人住在学校，既孤苦伶仃想找一个人谈天说地，又怕人打扰。后来索性把大门关了，一个人在里面看书，有一户姓贾的大哥把他家的双卡录音机借给我，我一岁多的女儿看着里面的五颜六色的彩灯不哭不闹。还有人送来家里的洋芋、葱，还有腌萝卜，嚼起来脆生生的，我受到了人家格外的关照，好不惬意。多数时间，妻子一个人在街上开缝纫部照看孩子，我一个人在学校和书一起打发寂寞的时光。那一年，我参加自学考试，好几门高难度的课程都通过了，这是上苍给我的收获和恩赐。 记得学校当时在筹建中，盖了五间房，没有围墙，没有厕所。那时的小孩子很听话，每周派人轮流看护学校，好像站岗放哨一样认真。没有厕所，那主任说在后面的玉米地里，用玉米秸秆圈一个厕所，我说有男有女怎么只能是一个厕所，他说小屁孩无所谓，后来以我的意见为主。打围墙的时候，地基足有三尺宽，墙体有七尺高，她们说这样暖和结实，我顺便说，学校建成后，希望乡亲们不要把牲口赶进来，他们累了，下来抽一阵老汉烟锅子，渴了喝一大碗凉水，再接着干，很起劲。以后，就忙开了自己的事情，有的人给儿子娶媳妇，有的人出嫁女子，写对联，记礼簿，很忙。还记得我写过一家人的春联，他们把上下联贴反了，甚至把“身卧福地”和“六畜兴旺”的帖子调换了位置，彼此都取笑了一回。他们一家人不识字，我整理好顺序后让他的小儿子给弄乱了，他们说这都是不识字惹的祸。第二年的春天，雪消了，冰融化了，大地解冻了。他们各人有自己的一份事情，有的出门打工了，有的做了上门女婿。六七月份，山洼里的草醒了，绿油油的毛茸茸的。有的人赶一群羊，有的人吆喝着自己家的和邻居家捎的几头牛，在山沟里放牧。头顶上蓝天白云，脚底下牛羊幻化成红的黑的白的云彩，牛羊悠闲地吃草，有的人躲避在偏僻的角落干起了龌龊的事情。后来听说一个五十几岁的中年男人把一个十几岁的傻姑娘给糟蹋了，警车来要抓人，那女子一句话说得让警察也无能为力，她说她愿意和她的干爷爷干这事情。还听说一个女子被人强暴了，不敢给家里人说，医生没有说老实话，说孩子肚子里有肿瘤。结果五六个月后早产了。她的父亲用手提袋提上刚准备找支书理论，人说这样支书家里晦气，他就扔在牲口槽里，结果被狼狗吃得所剩无几，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两性关系越混乱，人生存的权利更容易被忽视，对生命的戕害对心灵的荼毒更残忍！ 又到了一年最忙碌的时间，夏收时节，老百姓叫老龙口夺金钱，一家人家的兄弟媳妇懒觉睡过头了，被大伯哥和老公公揍了一顿，衣服被撕扯得像风中的旗帜咧咧飘扬，暴露出了身体中很隐秘的部位，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人劝架。暑假满了，我去拿行李，校园的菜地里，那个代课教师种了烤烟，长得很茂盛，烟叶有簸箕那么大。那小伙子感慨地说，他在这村里生活了二十年，最风光的就是学生的数学课考了全乡第四名，我给他奖励了一张没有加盖学校公章（村学没有公章）的奖状和一面红色的绸被面，再就是种了几分公用地，这让他扬眉吐气，我只好粲然一笑，未置可否。 最后，我到了另外一所学校，三年后那所学校又被撤并了，这支悠悠不尽的村学弦歌却不停得在我梦里响，让我泪水连连……现在想来，一个教师支教的意义不只是你能够给那个地方的人多少东西，而是唤起他们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和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这才是最根本的意义。（2012年1月4日） 散文创作手记： 给自己的心灵找个释放的出口 写作十几年，亦诗亦文，均无造化，尤其是散文，成器的大气的东西不多，写作的初衷不是为了图个什么，只是想摆渡一下自己的灵魂，给压抑的心灵找个释放宣泄的出口，为了记录下自己在场或不在场的一些粗糙的，或者经过岁月淘洗的精致的片段、场景或者空间……换言之，把时光村落里的那些东西留存下来。有时候经过反观、审视能够赋予一些叫做思想或者意义的东西，有时只留存下来做个纪念，因为毕竟生活过，经历过，当时并不觉得怎样，今天看来，那些辛酸的，甜蜜的，不幸的，虚妄的真实的东西，在记忆里都是幸福的。都是值得回味的，所以，写下来并不在于告诉别人生活的内涵有多丰富，张力有多大，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只是想让他们记得，他们前面的人或者他们的同伙中有些人是那样的一种生存背景或状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并珍惜当下的幸福。 人性中有些亮光闪闪晶莹剔透的吉光片羽，诸如关于爱、善良、同情、正义等；也有些失落文明的碎片，诸如嫉妒、狭隘、自私、仇恨等；甚至有些粗糙、野蛮的原始本能的东西，诸如对自然生态的掠夺与戕害，对礼仪的冲撞与破坏，秩序的弱化与丧失，两性关系的悖谬与混乱等一切不符合科学、情理与逻辑的东西。我都多多少少地做了记录，一些东西可能不符合别人的审美情趣与标准。但是我想，毕竟已经存在了，无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都是一种客观事实，这正如过去人的身上有虱子或跳蚤，今天人有疾病，无论你承认与否，它们都已经存在。讳疾忌医也好，坦然面对也好，是疾病就要让你的身体有损伤，健康打折扣。总而言之，有些东西面对需要勇气，但是，“只有揭开伤疤，才能引起料酒的注意。” 所以，我写的散文一些是对我身边的亲人、师友、同学留个纪念，把他们弥足珍贵的品格树立起来，让他们身上的光芒闪耀出来，是为“走进家园”中的散文，一些记录了自己的关于读书、做人的思索与体悟，对自己的子女、学生、朋友表达了一些期望和嘱托，是为“灵魂的絮语”中的散文、散文诗；还有一些重大事件在心灵中折光与反映，如非典、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事件的记录……不过，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因为时间、空间都很有限，再加上自己的学养、阅历，看问题的视角，思考问题的方法、深度都有局限，所以，一些东西难免偏狭、片面、浅陋，这还须一段时间去重新审视和突破。 作者简介：张永锋，宁县人，中学语文教师，写作十几年，亦诗亦文，作品散见于《九龙》《陇东报》《俊采星驰》（散文卷）《西部诗人四十家》《阳光花丛》《大西北诗刊》《华夏之恋》，自认为无论什么东西，但凡与艺术沾边，都要用良心发现，关注时代脉搏，做老百姓的代言人，对自己和这个社会负责。 联系电话邮箱。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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