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信仰需要“愚忠” |
正文 | 信仰需要“愚忠” 文/龙江老赵 一次,与朋友闲侃。聊到当前的信仰危急问题,我就把我的“反动”完全暴露出来。并且强硬地说道:只要你注意观察,从近阶段媒体铺天盖地宣传“最美的教师”张丽莉的事态上,你就能不难捉捕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当前的社会丢失了一个珍贵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太需要张丽莉这种最美的向善“精神”来弥补与现实的人们已渐行渐远的传统“信仰”。 谈到这,有一种可怕的推理结果让我震惊。一个民族穷不可怕,富也不可怕,怕就怕在“信仰”的丢失。“信仰”危急之患可大可小,大则可到民旅受辱,国家灭亡,小则可到民心涣散,精神恍惚。一个人丧失了最高操守,放弃了精神支柱,对未来能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宁静、扛得住责任、冲得破藩篱、鼓得起勇气?其民族的前景和命运是好是坏,我是不敢继续往下想的。 我们常说的信仰,理论家们早就告诉我们,信仰就是指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选择和持有。而我们用通俗的方法解释,信仰是多种门类的,有共产主义信仰、有天人合一信仰、有上帝信仰、有神佛信仰、有科学信仰、有对权利、地位、金钱、声誉、美色等的信仰等,而当前社会似乎有种趋势,一部分人走向“钱眼”的信仰占为主导,为了钱可以扭曲灵魂,可以朋友相残、夫妻分离、骨肉不认、香臭不分,其码的自我良知都没有了,什么“钓鱼岛”、“薄谷开来”与己无关,只有“钱眼”里才是幸福的港湾。 有的时候,朋友们一经谈到社会这种凄凉现象,就归结一种观点上,认为现代的人都“奸”了,不象过去人那样的“忠”。所以,一个民族要弘扬“忠于”的精神,而且要达到一种“愚忠”的程度。否则,就不好攥成团,就象汪洋大海一样散了花似的。有这个信仰,有那个信仰,就没有民族气节的信仰,其实这是最致命的危急。 今年六月,我和朋友结伴游西湖,去了“岳王庙”。在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思考“信仰”与“愚忠”的问题。岳飞忠诚的故事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岳飞及岳家军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精神,影响了几朝几代的人。为保卫祖国,浴血奋战,生命置之度外;甚至在被奸臣迫害置于死地的时候,也不允许家将及部下反抗,历史留下的只是一曲悲歌。岳飞的信仰是什么?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应该是无可挑剔的。而岳飞的三个“忠于”,拿到现代来说也是干国忠良。这样的故事不但古代有,我们的文革不也有这样的冤屈和相似的例证吗?这种忠于算否“愚忠”?如果是的话,其信仰还真需要“愚忠”,“愚忠”总比“奸忠”强。 上段时间看了《忠诚与背叛》的影片,觉得很有启示。让我们又一次温席了无数革命志士为共产党人的信仰,而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在敌人枪口下、在严刑拷打面前,用生命履行在党旗下的庄严的誓言。他们用钢铁的意志、不屈的坚守,淋漓的鲜血,纯洁的灵魂点燃了迎接新中国曙光的火炬。这种忠诚,是铁了心的忠诚,是死了心的忠诚,源自于对革命必胜的信念,源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崇高的信仰,源自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怀和坚毅的品格。这种忠诚是“愚忠”吗?回答只能这样说:我们的事业不但过去需要这种“愚忠”,现在需要这种“愚忠”,而将来还最需要这种“愚忠”。 有一句古话,叫作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暗。在当今的社会上,尽忠确实是做人的根本。正如曾子所说:为人谋而不忠乎?如果能效法曾子每日反省的功夫,察照每日自己的“忠诚”程度。其实忠诚,遍布社会每个角落。一个民族如此,一个社会如此,连一个家庭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忠诚,夫妻也是貌和心不和,妻找小二,夫找小三,说不上几天家庭就难能维持下去。 一个社会,忠是灵魂。我们都看过电视剧《知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一种大时代的现象。即使是在那狂热的年代,追求上进、忠于信仰仍是他们的主题歌。梁晓声笔下的这群年青人,在极左的大潮中,无论自己受多大苦、遭多大难,憋着多大委屈,还都坚持向上,靠近组织,艰苦奋斗,因为心中有一个信仰支撑着他们,要说“愚忠”他们应定为典型代表,但他们的英雄事迹照样可歌可泣、惊天地、动鬼神,体现出让人奋进、感情浓厚的美好情愫。 信仰是需要“愚忠”的,没有铁的忠诚,革命就不能胜利;没有铁的“忠诚”,国家就不能强盛。但我们所说的“愚忠”,是智慧的“忠诚”,不是那种混混浆浆的、不知一二的、俊的乎吃的“忠诚”。在信仰定位后要死保死守,拿到什么时代都需这种“愚忠”精神的。 到此,我的反动全部“忠诚”地晒了出来,请大家伙批评就是了,但还要强调一点:我要“忠诚”地接受。 2012-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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