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乘过棚车乘轿车 |
| 正文 | 萧山的汽车市场销售最旺，萧山人拥有的车子的平均数最高，萧山马路上车辆拥挤最烦人，可准会想到以前要买一辆自行车要爹爹拜娘娘，很多人出门大都靠“11号小包车（脚）”，出远门乘棚车。 棚车就是在运煤车，运木头车上把席子、布盖在车子上，可以遮蔽风雨，挡住日光的车，它是铁路部门为了缓解春运客运量的一种应急办法。三十多年前，大多数人“喜欢”乘棚车，但不是像大发明家爱迪生那样，耳朵被车长打聋以后换来的条件是让他能在棚车上看书，当时许多人像现在的民工兄弟那样为了生活疲于奔命，而且是为了乘棚车不仅能省钱，而且能多带货，但其中的酸甜苦辣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三十年前，我还在广阔天地练就一颗红心，爱人也同样是知青，家在全国乃至整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每年回上海过年，不仅是去为看爹娘，说得透明一点就是去上海过几天人模人样的生活，就是走在上海大马路上，闻着各家各户窗子里飘出的鱼香、肉香也能让人飘飘然起来，当时萧山农村真是苦不堪言，家家户户是萝卜、蕃薯当饭，两夫妻辛辛苦苦做一年，年终算盘噼里啪拉一打——“倒挂”，所以大都知青都靠在城市的父母救济。我的岳父母、妻舅都在上海厂里工作，一般当工人的总比在地里侍弄烂泥钵头的人强得多，而且当时上海的物价稳定，随时都有票证可发，应该说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富裕得多。这样到上海吃“避饭”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尤其是我妻子因为当时按政策规定妻子和她弟弟必须有一个插队，一个留上海工作，妻子发扬风格，把“生活的希望”留给了弟弟，自己义无返顾到了萧山农村，因此成了家里的功臣，他们更有“义务招待”我们了。 尽管我们每年去上海避难，但总不能空着手去见岳父岳母，所以在春节前的二个月时间里，我们早早“运筹帷幄”，比如萝卜干、榨菜、霉干菜，还有年糕粽子萧山大种鸡一定要带上，上海市场上也有年糕，那是米做的糕，比起乡下的玉米年糕、小米年糕，那是林妹妹和焦大，不能相提并论的。正宗的绍兴老酒也一定要带上几瓶，我的上海亲戚大都从萧绍平原出去做染缸师傅，摆咸菜摊的，对绍兴老酒情有独钟，而当时上海市场上的绍兴酒是淡出无味，这样如果自己有车，有一车货好装，乘一般客车份量有规定，乘棚车可以满足许多人带货的愿望，因此乘棚车成了许多人回上海的首选。 我当时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有的是力气，在围垦劳动有二百斤好挑；妻子力气小，一百斤也拿得动，可惜有了孩子，所以夫妻俩分工，她负责孩子及换洗的衣服，我负责货物，我们先乘一只从义盛供销社开往萧山火车站装化肥的运输船，这是我同学的侄子开的，可以省下几元钱，同学还再三嘱咐侄子，招待我们吃中饭，然后还把我们送上火车，我们现在一直当亲戚走。 到了火车站是下午二点钟，那个时候的萧山火车站规模也很大，到处堆满了煤、木头以及其他货物，到处是脏兮兮的，晴天一层灰，雨天一身泥，到处是南来北往的人，而且这支大军多数是回家探亲的知青，同是“天涯伦落人”，看装束，就知道。肩上的担子真沉啊！尽管我在广阔天地练就了铁肩膀，但那肩上的是扁担，现在换上的是一根长2.5尺的木棍，扁担长了要碰到别人，棚车的门的宽度刚好只好木棍那么宽，这木棍硬得很，压在肩上骨头痛死人，我要妻子和孩子先上车，然后叫她一只手拉住车门，一只手伸出来拉住我，这样我咬咬手，挺挺胸，好不容易上了车，要想安顿下来并不容易，因为这车的始发站是宁波，车厢里面坐着躺着可说是水泄不通，谁都想舒畅点，谁让你挑上这许多东西，我一连说“对不起”，总算在靠近大小便的不远处找到了安身的地方，人未到，一股刺鼻的臭气扑面而来，说是临时厕所，就是用一条席子挂上隔开，随着“咣当”一声，车厢顿时暗了，孩子想哭，我们用话哄他：“马上能见外公外婆了”，实际上我们自己也盼望快点到上海。 发车的时间是四点钟，按规定我们应该在9：30分到达上海，可是，棚车是小老婆养的，碰到其他的车都得让道，谁让你挂上一块“临客”的牌子。“临时，临时，随时停止”，所以这棚车“吼”叫一声，“轰隆”、“轰隆”开一会儿，就停下，开开停停，过了嘉兴站，这棚车就趴在铁轨上不动了，开始人们是耐心地等待，最后个个都骂起娘来，整个车厢团结得象一个人，而且天南地北扯了起来，我因为刚才上车时出了一身冷汗肚子又饿，加上朔风寒冽，人都缩成一团，就盼着车马上开，越盼越不肯开，正在这时有人从窗门洞里丢进东西，“哎哟，谁这样缺德，我的头要破了”。原来有胆大妄为的人，为了逃票，就直接翻窗进来了，结果是一仗混战，这时车厢里没有列车员，最后有几个大伯大妈劝架：“算了，算了，出门出户，过年过节，大家都不容易”。翻窗进来的到底理亏，也就默不作声了。棚车像蜗牛爬行，总算晃荡晃荡又开始开动起来。看着其它的列车在我们身边昂首挺胸，风驰电掣的开过，真神气啊。什么时候我也要坐这列车扬眉吐气。看看时间已过了四个小时，这时肚皮已经“饥里咕噜”喊个不停，对于这个情况我们是没有防备的，越冷越饿，特别是孩子，已经饿得垂头丧气，充饥的东西有，棕子、年糕，但坚硬如铁，我剥开了一个棕子，咬一口含在嘴里让它融化，然后用嘴嚼碎，让孩子吃下去，但咬得腮帮子痛，还剩下大半个棕子…… 火车终于到了上海，本来应该有欢呼声，可是整个车厢里的人变得麻木不仁，到站了，大家迈不动步子，因为棚车整整晚点了五个小时，向谁去申诉，谁叫你乘棚车，这棚车本身就没有保障。 好不容易下了车，这货物哪有气力挑动？不过树挪死，人挪活，我把货物拆散，挪动一部份前进，再回来拿另一部份，尽管时间多了些，我们终于出了站口，现在当务之急要找一家饭店饱饱肚，这是第一需要。啊，这晚上吃点心的人真多啊。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如果再去找一家，我们再也没有力气，只有排队，排到头来，糟了，才知道要上海粮票，翻遍口袋，只有浙江粮票，那个时候，控制的真严，人到这时候，面子再薄的人也会脸厚起来，我这一辈子从未恳求人，我知道上海人喜欢叫“爷叔”，我说：“爷叔，实在难为情，请买给我二斤上海粮票”。我的话还未说完，马上围拢来好多人，“贩买粮票”，“投机钊把”，“捉到打办去”，唉呀，我一下子成了坏分子，还是老婆一口纯正的上海话解了围：“阿拉是上海知青，回上海过年的，火车晚点，身上没有带上海粮票”。孩子看见这阵势，也哇啦哇啦哭了起来，当人们知道了事实真相，看到我们的寒酸相，纷纷塞给我们粮票和钱，还说：“阿拉小囡也在插队”，“阿拉儿子在黑龙江”，“罪过，真罪过”。一下子声讨会变成了布施会，而且纷纷慷慨解囊，让我们买店心吃，我说：“谢谢大家了，我们只要二斤”。走进面店，我一口气吃了两碗麻酱面，说真的，要吃十碗也不成问题，因为我还要挑担，等妻子孩子吃饱喝足，在上海爷叔阿太们怜悯的眼神中，我们又踏上了征程。 岁月如一首歌，今天当我们一家乘着孩子自己驾驶的轿车从上海来来回回，我们再不需要上海的亲戚救济，上海人也最不需要我们乡下的萝卜干、榨菜，我也再寻觅不到那种盖着油布的棚车了。 生活啊，你是多么美好，又是那么让人刻骨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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