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浓厚政治性的文学——分析55年九月号《人民文学》 |
| 正文 |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政治立场问题随时都可能被附加到某个作家身上，文学的政治性及其强烈。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在这一时期尤为突出，成为文学界不得不谈的话题。《人民文学》作为权威性的刊物自然成为文学界讨论、批判的一个平台。1955年是过渡时期、“一五”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我们可以通过这年九月的《人民文学》来看当时文学中浓厚的政治色彩。 一、时代背景 50年代的中国正是建国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在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探索道路。在50年代的前5年里，中国国内的经济、政治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构成了整个十年的时代背景和环境。 建国之初，整个国家沉浸在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之中，人民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洪流当中。在这样的环境下，阶级压迫、反革命都是人民共同的敌人，是坚决被抵制。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之下，文学也同样肩负着时代的使命——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斗争到底。 由此，浓厚的政治性就成了本时期文学的基调和主导风格。这主要表现为明显的一体化趋势。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呈现出思想方面高度的统一性、队伍方面高度的组织性、艺术方面高度的规范性的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本时期的文学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的主导趋势，并同“五四”以来多元化的文学格局形成显著的比照。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风反革命集团”产生了。这是1950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由于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和以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升级为政治批判，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该事件也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直至1980年，中共中央才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 二、《人民文学》的地位以及其1955年第九期的主要内容 1、《人民文学》的地位 《人民文学》于1949年10月创刊，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它一开始就担负着“崇高的使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划时代的开始”。 在象征性时间中诞生，并成为象征性时间所包含的文化体系一部分的《人民文学》，从新政权所选择的文化体系中获得了充足的权力资本。毛泽东、郭沫若的题词，以及“最高权力对主编的任命制”，“纯洁的‘排他性’”和它“所依托的垄断发行体制”，“似乎隐喻着文学界赢得权利资本的另一宗更为隐蔽性的方式，或者说它是新中国的政权力量抵达文学对象所采用的转换方式”。 于是，《人民文学》生而权威的地位，主导着当时中国的舆论方向。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中，《人民文学》更显示了其权威的地位。 从1951年起，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盛行，到1955年，批判运动逐渐进入高潮阶段，《人民文学》自然而然地成为批判的平台，各种各样的评论对胡风和胡风集团，甚至一些对胡风持中立态度的共产党员，都进行了狂轰乱炸。 2、《人民文学》第九期的主要内容 从体裁上看，本期的《人民文学》主要有散文、小说、诗歌、话剧等。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两大主题：一是对胡风和胡风集团的批判，对胡风有“姑息”嫌疑的共产党员。本期专论《学会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茅盾的《把斗争进行到底并在斗争中获得锻炼》，巴金的《“学问”和“才华”》，李蕤的《切莫做“吃草的幻想家”和“泥做的人”——重读“解放了的唐·吉柯德”随笔》，以及贾芝的《胡风对民间文学的反革命攻击》等等，猛烈地批判了胡风和胡风集团，将其定义为“反革命”分子。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文学创作，以及被划为胡风集团的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否定和抨击，并将其划入敌方阵营。甚至，将没有“正确认识”和“深刻批判”胡风和胡风集团的同志划为批判的对象。同时，在专论中，《人民文学》作了深刻的检讨：没有及时发现胡风的反革命思想和行为。 其次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即对农业合作化情况的反应，对“一五”期间工业建设情况的反应。小说《不知道的事情》、《三妮》、《粮食》，小说展现了当时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图景，其中有一些“顽固”分子的阻挠，也有对农业合作化的颂扬和宣传。《在风雪到来之前》反应了当时工业建设的情况，人民克服各种困难，热情高涨的投入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中。 三、两大内容中折射出文学强烈的政治性 文学的政治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自部落、国家形成以来，文学便附上了政治性。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与政治更紧密的结合到一起，不仅是文人走上仕途的途径，也是发表个人政治见解、反映政治黑暗的手段。同时，它还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一、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 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学政治性更加明显。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翻身做主人，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人民对党无比信任和崇拜，作家创作也与党的方针、政策紧密结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新中国成立并开始在摸索中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全国人民激情昂扬地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作家们也紧跟时代的步伐，时刻关注党的方针政策的变化，反映党带领人民群众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方面情况。 “胡风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是胡风最主要的文艺思想，他从1939年开始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开始，便逐渐卷进一场牵扯政治立场问题的事件中。他的观点被指为悖离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书生气的他对政治的敏感度不够高，以致惹祸上身。当时《人民文学》作为权威性的刊物，自然地参与了对胡风和胡风集团的批判，并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1955年第九期的《人民文学》中，茅盾、艾芜、巴金、王子野、李蕤、贾芝的批判文章中，胡风本人、胡风的文学理论、胡风的创作，以及糊里糊涂被划入胡风集团的作家和对胡风“慈悲”的党内人士，都受到了猛烈抨击。这在当时确实是全国人民，或者说是全党、全文学界最值得骄傲的事——揪出了“反革命”分子，阻止了“敌对”分子的进攻。本期专论深刻地反省了《人民文学》之前在对待胡风及其集团上的“严重错误”——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再三发表胡风集团分子的作品。在专论里，出现了“文学的党性原则”“文学艺术是积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服务”这样强烈政治化的词句。这在当时显得很贴切，甚至很崇高。然而，时至今日，回首往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从开始到最后彻底平反共经历了近18年的时间，是新中国文艺界最大的冤案。本来是一场思想批判运动，因为高层领导的介入上升为政治批判。权威和权力的双重作用，使胡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巨变。这其中可见建国初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混淆，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作为统一思想的手段。让人感慨更多的是文学被政治左右造成的悲剧。由于部分领导人、作家过于敏感，对文艺界中争论的错误、放大的估计，部分权威作家、权威刊物将原本属于文学理论的争论上升到政治层面，阻碍了文学个性化、多元化发展，致使文学艺术失去了它本来的面貌。 而对于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问题，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题材，作家们似乎总要写点与社会主义有关的文章，才能算是对社会主义的拥戴和热爱。本期《人民文学》中的小说全都是反映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的。《不知道的事情》、《三妮》、《粮食》，都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不知道的事情》《粮食》里反映了当时农业合作社建立之初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群众的怀疑和不合作，领导的困惑和努力等等。《三妮》则是通过对三妮对农业合作社的忐忑心理，颂扬和宣传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在风雪到来之前》则描写了“一五”计划期间人民投身工业建设的不怕困难和艰辛的热情。小说通过描写在内蒙古风雪到来之前，以林发等为首的工人们经过各种努力完成艰巨的任务，赞扬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者不怕困难、艰苦朴素的精神。 这些小说都以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为题材，以颂扬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主。作家普遍以宣传党的政策为己任，政治因素入侵文学可见一斑。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必要的，在人民普遍沉浸在建设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的激情当中，这对于教育少部分对社会主义持中立和怀疑态度的群众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作家的题材范围却因此变得狭窄了。政治化的题材总是十分有限的，而一旦脱离这样的主题，又可能会被政治立场不清而困扰。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政治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起着重大作用。而文学更是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尽管文学从来都没有摆脱这样的宿命，但在当时却是尤其突出。 当1955年离我们越来越远，“胡风案”和“一五”计划越来越成为久远的历史的时候，那些郑重、严肃的批判，那些激烈的言辞，被奉为权威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有些可笑和荒谬。对于五十年代，文学的浓厚政治性或许有一定合理性，但它对文学带来的灾难却也是不能忽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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