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足迹（五十一） |
| 正文 | 章 第二年初春，村里便硬着头皮赶鸭子下架，在水库边筑起了机台，架好了高压电线，安装了抽水设备，又沿鱼塘四周修起了水泥灌溉渠。所有的设施一应俱全后，便开始抽水灌塘，引进鱼苗——革胡子鲶。 革胡子鲶又称塘鲺鱼。原产埃及，1981年我国引进，先在广东“安家落户”，继而推广全国各地。 这种鱼具有适应性强、生长快、个体大、周期短、产量高等优势，其肉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别具特色。在池塘、稻田、沟渠直至小坑小泡均可养殖。而且尚有药用功能，补血、调中、益阳、伤口愈合均具效力，是属保健营养食品和滋补佳品。尤其是当年放种，当年收获，当年受益，饲养3-5个月，体重可达1-3公斤，稻田养殖亩产可达1000公斤，池塘养殖单产可达1520公斤，最高可达5000公斤。 革胡子鲶鱼种放养初期，鱼种较小，以投喂动物性饵料为主，小鱼虾、蚕蛹、屠宰下脚料等，以后逐渐改为混合饲料并投放食台上，每日上午、中午、下午各喂一次，投喂要定时、定量、定质，同时对水深、水质以及防护都有严格的要求。 为办好渔场，村里成立了革胡子鲶养殖专班，村支书、村主任挂帅，并抽调一名副主任坐正管理，两个有养殖经历的村民做技术指导，加上电工，排灌喂养工共八人，进行全天候的喂养。 一晃就到了秋天，革胡子鲶鱼也到了处理上市的时候了。因为这种鱼耐寒能力特差，不能越冬。当水温达到零摄氏度时，它就会被冻死。 可是，往哪儿销，却成了个大问题。 尽管革胡子鲶鱼属保健营养食品和滋补佳品，但是人们对它的营养保健价值认识却不够，一想到它们哄抢动物尸体时的情景，总感觉很恶心。加之革胡子鲶鱼泥腥味特大，当地人吃这种鱼的不多。没办法，村里只得派人四处找销路，只要谁愿意接受，送货上门，价钱也可商量。 好不容易将革胡子鲶鱼处理掉了，可是关起门来把帐一算，七八个人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鱼，竟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如果算上先前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人工工资、水电、差旅、补贴等一应的费用全加上，开办的这个成鱼养殖基地就净亏损了十多万！ 十多万元，在当时来说是个什么数字呢？这笔钱在这全村总人口不到800人的小村，人均就要负担200多元，按照当时的稻谷价，可买近800斤谷子，800斤谷子是一个村民一年的口粮，也就是说办养殖场一年，全村人均就付出了一年的生活费；这笔钱它相当于曾店村全村一年的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如果用这笔钱去建学校，可以修建一所可供三四百人学习的教学楼。王文调离时留下来的近20万元的村级公共积累，就这样所剩无几了！ 你说它怎么不该亏损？ 首先是决策者没有因地制宜，曾店村地处丘陵，水源条件本身就受到了制约，农田灌溉的用水，都是出钱从买来的，村组从电站将虾米湖的水抽上来，囤积在水库里，然后再用电机将它抽上去灌溉田地。在此处养鱼用的水，全要靠钱买，这无疑就增加了养殖成本。 其次是管理者疏于管理，你看，开挖鱼塘的推土机不是按土方，而是按时间计算报酬。只要机器在响，推多推少没关系，有了时间，你就必须付给他报酬。这也为监管人员和推土机师傅留下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再看鱼饲料的购买，特别是收购小鱼虾时，主管的副主任，技术员，有时甚至是饲料投放人员，他们可以单独定价、称秤。是买了，还是没有买，买了多少，多数连个证人也没有，只要是养殖场的人开一张便条，就可以到村财务出纳处领到钱。 第三是公款吃喝，从开挖鱼塘动工起，凡是村干部和与鱼塘有点联系的，几乎天天都有人上馆吃喝，有时甚至一天几餐。 第四是公款旅游，村干部和渔场职工不时借考察或者推销之名，到周边市县的诸如三峡、葛洲坝等景区旅游，一应的支出自然归“老公”报销。 “当初办养殖场，是指望它发财的，谁知道还会赔本呢？”面对质疑，当局者竟觉得还挺有理呢！ 是啊，亏就亏了吧，反正钱是公家的，谁都不会心疼！ 成鱼养殖就这样以赔了血本而告终。至于那耗资数以万计的钱建起来的精养鱼塘，也只好改做农田，种水稻；那一个个的电机房，倒也派上了用场，它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野狗，提供了躲避风雪严寒的场所！ 几年后，洋沙由区改成县，县政府成立了，与此相配套的机构都要相继成立。镇委杨书记被调任县水利局局长，王镇长就任县农业局长。 文义成在曾店村担任了几年的支部书记，没有给村集体创造半点儿财富、给村民谋半点的福祉。相反，村集提留却年年提高，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村民怨声载道，千方百计的丢掉承包地，部分头脑灵活的离开了故土，外出打工，抛荒开始了！山林给砍光了，该处理的东西都被处理掉了，给曾店村人民留下的是几十万元的债务。村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继续呆在村里，已没有丝毫的意思了。 于是，文书记便求助于他昔日的顶头上司，原镇委杨书记。杨局长一发话，便将文书记调到县水利局下属的一个肥料厂，担任一个副厂长。 这个肥料厂位于京潜公路范家台处，临时租用的一块场地，开办也只将近一年的光景。实际上这是一个无营业执照、无生产资质、无技术设备的“三无”工厂。生产的复混肥大部分销往外省市。 文副厂长上班后第一次回村子，逢人便吹嘘所在的那个场子是如何的好，自己在那是如何的有权威，真好像上京城做了大官似的。 春耕在即，农民们都需要购买生产用肥，文副厂长便回家乡推销肥料，说送货上门，价格不比其他肥料贵。可是，跑了一大圈，竟无人预订。空手而归，多不体面，他只好放下身段，再去做几户亲戚的工作。这几户亲戚碍于面子，只好把全年的用肥都预定了。 不几天，文副厂长如期将肥料送到了家门口。没想到这几户亲戚用了他送来的肥料，庄稼不但分蘖少，而且泛黄，秋收一计算，单产比往年减少两成，比邻居亩产少二百多斤。这几户亲戚是“折断了胳膊往袖子里藏——再痛也不愿让人知道！” 一年以后，工商部门查封了这个地下复合肥厂，可是文副厂长还回家吹牛说自己要转为国家正式职工，材料已经上报了，只等候批复！又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文副厂长从县水利局某肥料厂回到了原籍，继续耕种他的十多亩责任田！ 不久，从官当调至县局的两位，一位是风光一时的“花书记”——原镇党委书记，现任县水利局长、另一位则是原镇长，现任农业局长，因贪污、受贿而被羁押，成了阶下之囚！ 洋沙由区改县后，镇教育组王干事因工作出色，也调往县教育委员会，调离前的通知是到人事科任科长。 也许因为某种原因，当他去报道的时候，局里却临时决定让他到教育督导室上班，并且美其名曰地说，督导室就是需要像你这样为人正直、踏实肯干的同志，你到那儿最合适！ 作为一个老同志，也只有服从组织分配，去督导室干那个有职无权的差事。 王干事调走后，中教辅导员接任了教育干事一职。 新干事姓郑，本镇牛坪村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学毕业后，回家担任民办老师，后来考取师范，师范毕业回到原单位。因为与前任干事都属拆区并社时从曾家集公社合并过来的，属同乡人，所以就直接安在教育组，做了中教辅导员。郑干事，高个儿，大块头，四方脸，鹰钩鼻子，说话声音不大，但语速很快，说话时头、眼、手的动作配合默契，动作语言表达极致。他待人奸诈，会耍权术，自上任以来，一个小小的镇教育干事的权利，被他玩得可谓是淋漓尽致。 他一上任，就整合教育组“三员、一训、一室”（即三员是中、小学教研员、普教员；一训指师训专干；一室指财会室）的权利，将原先分散在这些人员身上的权力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勤工俭学办公室”，简称“勤办”的专班。将全镇各中小学一应的教学用品——包括师生用的笔墨纸张、教辅资料、各面对中小学生发行的报刊杂志以及校服等等，总而言之，凡是学校师生用得着的物品都统管起来，由“勤办”统一派发。 官垱是一个大镇，全镇五万多人口，近一万名在校学生。一应的教学用品都由“勤办”统起来，如果按照当时的物价，每生每年平均最少消费50元，平均利润在30%计算，教育组“勤办”一年的纯收入，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教育组用这笔钱来养活其家属、用来公关送礼、用来供他们游山玩水、用来中饱私囊、用来再办经济实体……比如当时从事打字复印的人还不很多，郑干事就用“勤办”挣来的钱，买回打印设备，供只有小学水平的老婆学技术，技术到手后，再将该设备从教育组转移出去，为他本人创收牟利…… 几年，教育组就将老房子拆掉，盖起了住宅楼，成为该镇镇属单位首个职工住宅楼。在教育组的工作人员，每人都享有一套。后来又改扩建了办公用房，办公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不深了解郑干事的人都认为他为人平易、躬谦，而实际却不然，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笑面虎”。当着你的面说尽人话，背着你时，尽说鬼话；你没事的时候，他对你信誓旦旦，既然有了事找他，他却像避瘟神似的，逃之夭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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