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老街成长 |
| 正文 | 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 清脆的童谣在石板街陡然升起，惊飞沿街山墙破洞里的麻雀。皎洁的月光下，依稀可见这种家雀惊慌的剪影。天很青，云很淡，天上数不清的星星眨着眼睛，把稚气的童声传得很远。一群半糙子从南街跑到北街，又从老街疯到堤上，大声念着江南童谣，无意中把长辈移民生涯的秘密告诉了地，告诉了天。 老街不老，至今不过百多年。听老人说，还在男人留辫子的时代，这里只有一座南宋留传下来的弥陀寺，伫立于水洼遍地的一块高地中央。清末的虎渡巡阅司，从靠近长江的集生村迁到庙旁，才吸引四面八方的人，跟着月亮粑粑来到弥陀寺，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集镇。小镇无名，就以香火鼎盛的寺庙当成镇名。如此说来，古云梦泽的浩渺烟波化为一马平川的江南沃野，只是眨眼前的事。至于弥陀寺改成弥市，则是解放后的事了。倒不是破除迷信，因为同县的观音垱、普济等镇名都没有改。我猜想，是当时的当权者，放不下对城市的向往。自己不能去城市，把居住地的地名加个市字，也可聊以弥补心里的缺憾。 这首童谣很美，勾起过我无限遐思。它是一副流动的画卷，让一轮冰清玉洁的月亮永远跟着我，一会儿爬上屋脊，一会儿挂在柳梢，使我心里涌出道不尽的温馨，说不完的诗意。童谣第四句的婆婆，指的就是邻居魏婆婆，她住我家后面，大门朝着羊叉古子。她每天白天弓着腰走进走出，在前后墙壁上贴满刚糊的鞋壳子，晚上则坐在手摇纺车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摇纺车一手放棉条，把一根根洁白的棉条纺成一坨坨均匀的棉线。嗡嗡的纺车声，曾经把扎在母亲怀里的我，轻轻地送进香甜的梦中。 或许这支童谣不是特指魏婆婆，但在我的心里也是确凿无疑的认定了。这第四句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支持了我的看法。比如，江南弥陀寺，娘种菜园子。江南弥陀寺，爹卖米圆子.......就说米圆子，当时弥陀寺只一家卖。卖家姓陶，他的二儿子陶永才是我的同班同学。米圆子两分钱一小碗，三分钱一大碗。偶尔找母亲要上两分钱，陶伯总是给我多打一点，差不多赶上三分钱的了。一碗又烫又辣的米圆子下肚，心肝五脏都是热烘烘的，比现在吃麻辣烫还过瘾。 小镇是个农散集市，没有制造业，大多数人都是做小生意谋生，所以出现许多带老板姓氏的招牌产品。比如牛爹锅块、胡家栀子花、罗家发糕、郑家米酒汤圆、高家霉豆渣等。现在风靡各地的公安锅块，实际上发祥地在弥市。是吴三桂与清兵在弥陀寺附近打仗时，心血来潮做的干粮，可以塞在头盔里带走。所以这两个字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戈盔，至于地名叫成公安，也是因为历史上有过统辖关系。栀子花是一种与锅块近似的面食，形状像含包怒放的栀子花，外焦内松，放一个月也不失香味。它需要在小火里烤几个钟头，时间成本太高，所以没有流传出去。罗家发糕是我同学罗正贵家做的，又白又泡，一股米面的清香，不时逗引着路人肚子里的馋虫。郑家米酒汤圆是同学郑家才家里做的，路过他家大门，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回首一嗅，仿佛要把这米酒香带回家去。高家霉豆渣我经常去买，并不是因为高家的漂亮女儿高长翠是我同学，而是因为霉豆渣既便宜又好吃。辣椒炒霉豆渣，那滋味令人胃口大开。当然，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任何有别于白菜萝卜口味的品种都能使人产生很强的食欲。高家没有门面，生产和销售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拿着母亲给的五分钱，敲响了高家虚掩的大门，高长翠红红着脸从写作业的小桌旁过来，递给我两块霉豆渣。没有说话，我们那时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不说话，她扑闪着大眼睛对我一笑，转身等我出去后又掩上大门。兔毛一样柔软的白色霉丝，在我手掌上蠕动，弄得手心痒痒的，我感到很温暖。可饥饿的肚皮不争气地咕咕鸣叫起来，不由加快了脚步向家里走去。沿街屋檐下喇叭传出的激昂语录歌，时而从前面，时而从后面灌进我的耳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人觉得这里并不是一个偏僻的江南小镇，而是中国、而是世界。 突然，我看见一群因贪玩、迟迟还没有回家的同学迎面走来。有比我大，有比我小，没有同班同学。他们边在雪地打闹，边念着童谣：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中国的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们看到我在雪中踽踽独行，立即换了一首童谣，朝我齐声念到： 吃灰包，屙黑屎，上天去，雷打死，下地来，火烧死，躲在门旮旯里，鬼掐死！ 我听了血往上冲，感到非常愤怒，那一副副熟悉的面孔，一瞬间显得那么陌生和可憎。但见他们人多势众，我最终低下头，想从街边闪过去。可初雪中的石板街有点打滑，人没摔跤，霉豆渣晃掉雪水里了。这首童谣明显是针对我的，针对我家的。在粮食节约年代，我家卖过灰包，在这个小镇，也只有我家卖过灰包。灰包是高粱成熟时期病变的产物，有人吃它、有人卖它都是无奈之举，它比野菜更难让人接受。当然，这是站在当时角度上的认识。如今野菜是保健佳品，灰包绝迹了，我相信如果还存在，也会正大名分地摆上餐桌。 我望着浸满雪水的霉豆渣愣住了，眼泪也不知不觉漫出来了。这两块霉豆渣是晚餐唯一的下饭菜，回家还不会被吵死？见闯了祸，这群孩子一哄而散，消失在各个门板后面和长街转弯处。只有一个高我一个年级的肖五星留下了，默默地拾起雪水中的霉豆渣。我想赔你，可我没钱。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知道刚才他并没有念那首侮辱人的童谣，但他与那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他住我隔壁，一道回家的路上，他爸在门口拦住我们，厉声问五星，你欺负了他了？五星畏畏缩缩地说没有，我也摇头。肖伯没仔细问缘由，只让我们进屋，然后严肃地对我们两人说，你们没有任何理由闹意见，只能互相帮衬，你们的出生是一样的，与其他人不能比。别人是祖宗三代逃荒来的，根正苗红，你们不是。 肖家是什么来历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父亲是四六年穿着国军军服退役来的。在运动中是死老虎，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单凭肖伯的话，我也对五星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肖伯的意思，是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抱团取暖。可惜的是，我和五星没有成为铁哥们，主要是我们都性格内向，又不在一个年级，不久后又不在一个学校了。 肖伯说话，我只有点头的份，但我心里还是不以为然。我为什么不能跟人比？我又不比别人少一根汗毛。每次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数学书上的习题全部做完了，我看的课外读物比语文书深奥广泛多了。能够代表我们年级语文水平的，只有罗正喜、刘以德和我三个人。当我逐渐意识到肖伯说的话是真理的时候，身心已经碰的支离破碎了。 肖伯和刘以德的父亲同在废品回收站上班。废品回收站对我来说，比图书馆和学校还重要。它不仅帮我找到帮贴家用的出路，而且成为我寻求知识的一条渠道，同时解决了我身体和精神的两重饥渴。我每次去卖破烂时，看见无数好书当成废品堆在墙角，既心痛又高兴，总是悄悄藏几本在衣袋里带回家。好多世界名著都是我读高小和初中时，在废品回收站偷的，从来没有露出破绽。过后回想，一个卖破烂的孩子，破衣里鼓出了几个大包，大人真没有察觉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在四面楚歌里，放知识一条生路；更是为一个求知的孩子，悄悄打开一扇窗子。 拾破烂，当地的说法是捡布巾子，当然就是以拾破布为主。至今我印象深刻，碎布九分钱一斤，卖出经验来了，就会从中剔出比巴掌大点的布片扎成捆，叫大布，价格翻一倍。收购站收到大布，则卖给魏婆婆一样的人贴鞋壳子用。拾到一件破衣裳，能撕出几块大布，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至于学习，那是随意。学校绝不会因为哪个学生成绩不好而开除他，连留级制度也废除了。不像现在的孩子，被应试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的童年却被更厉害的饥饿撕得粉粹。在现今的同学会上，陶永才还在说，那时上课根本没心思听讲，只盼放学铃声响，赶快跑回家，看能不能抢在哥哥和弟弟之前进门，找到一点剩饭或者半个萝卜。拾破烂，扯马草是我的功课，星期天和寒暑假卖破烂和卖马草的收入，足以让自己不至于失学，成为人所厌弃的混混。但拾破烂跟要饭一样，让人特没有面子，一般都瞒着同学，独自走乡串街。在乡下，经常遇到恶狗挡道和顽童嘲笑。虎渡河对岸的雷州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不同县，不会遇到熟人。在那里，有一次，几个孩子跟了我几里路，并且不厌其烦反复唱着一首童谣： 街里人，下乡来，牛屎粑粑当锅盖。 那次，我气急了，违背了我不拾人家有用物品的良心。在村口一户猪圈里，赶开吃食的白猪，倒掉猪食，把一个敦实的铜盆藏在箩筐里。铜很值钱，卖废品也顶大人做几天工。很对不起那头白猪，它又要换一套餐具了。心里有鬼，几个月后我才再去哪里拾破烂，可发现它已经不要餐具了，猪圈里空荡荡。 在如今的同学会上，一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学，也谈起早年拾破烂的经历。其间的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同行，现在知道了也只有苦笑一声。他叫李永才，一个搬运工人的儿子。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看，他的出身非常可靠。的确，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资本，那就是穷。 我们都穷得没有童年。 然而，资本相同，同样不能比。他的穷是黎明前的黑暗，能够感觉到前面的光亮；我的穷却是走下沙市宝塔最下层的石阶，感觉黑得让人心悸。他能当兵，我不能，他能进国家单位，我不能。肖伯那次讲的道理，我读初中时就依稀明白了。那是暑假前，学校接到一桩勤工俭学的任务，给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重新上漆。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常年有部队守护。从来学校只有义务支农学工，这个假期能赚几十块钱，真是天上掉下馅饼。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报名了，兴致勃勃做好了接馅饼的准备。 最终没要我。 原因，你懂的。 我自然也懂了。连做个小工都不够格，今后能干什么？ 然而，有人不懂，至少我们的班长就不懂。 班长叫郭淑清，是个南下干部的女儿。长相秀美，能歌善舞。她母亲很会持家，粗布衣裳，也能让女儿穿成公主的模样。我们读的初中是带帽初中，还是在弥市小学。弥小宣传队在全县有名，经常到县内各地演出，为小镇、为小学争得了很大的荣誉。而郭淑清是宣传队的第一台柱子，报幕、独唱、领舞样样都行，更有救场的急智。有人说过，宣传队可以没有带队老师，但不能没有她。她在舞台上出色表演，至今还让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咂咂称赞。我也同样记得，一次她在班上领唱《格桑花开满山红》，高音拖出来了，让人心发颤，那清亮的歌喉不遑让当今的歌星。有个叫王国平的同学，如今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班长，你是我们男同学的梦中情人。是之一。 当时他没说之二是谁，同学们散了后，他才告诉我，之二是另一个女生王运娥。她与郭淑清是不同的两类人，她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瓜子脸，天生带有一股吸引人的气质，按现在的话说是性感。那种骨子里散发出的妩媚，让人怦然心动。看见她，你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做的。这在当年不是好事，汹涌的革命浪潮，早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性、美丽和资产阶级一道冲进大海。感谢她们，因为有了她们，在我们只有饥饿的单调记忆里，也有了歌声和色彩。 这是闲话，就此打住。 班长有特长，一辈子顺风顺水，在哪里工作，哪里都把她当宝贝护着。党把她的前途安排好了，一路上洒满阳光。她对我说过，你有才华，为什么不考大学？你没有努力争取，没有奋斗精神。 我只有苦笑。我能说父亲的历史问题淡化了，三哥的现实问题又来了？三哥廖国华造过反，文革一结束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报纸上电台上成篇累牍的高喊，杀气腾腾，坚决清除三种人！四类分子摘帽了，但在公权面前，又有了新的专政对象，危害政权的敌人，依然不断地被人为制造出来。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和他们的亲属，被所有的大学、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打上禁入标志。以前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遮羞布，这次干脆不用了。不取就不取，喊天也没用。 那时我正为恢复高考而激动，一次对我的文学老师黄大荣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几年文学理论。我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实力，可我没有这个命。我刚走出沙市文化馆的大门，就在六月灼热的中山路街头见到我家邻居鲁德英的弟弟鲁德品，他在弥市派出所工作，能提前知道一点江陵县处理三种人的内幕。他带来的不是春汛，而是彻骨的寒潮。我看着满街梭梭响着的葱绿梧桐叶，被烈日渐渐夺去水分，变得苍老起来，不由悲哀地想到，人的命运为什么总被不相干的事物所左右？ 我不认为我没有奋斗精神，但我所有的奋斗都是竹篮打水。其实，现在社会上的情况可能更糟。那些励志的文章全是放屁，误导了十几亿中国人。比如，权威机构统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公司，平均生存年限只有四年。那些创业者不努力吗？他们没有奋斗吗？他们砸下所有的资金，他们投入所有的精力，难道只是争取一个倒闭？ 这，只能用六个字总结：时也运也命也。 我承认，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艰苦的奋斗，才抵达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但别忘了绝大多数人连奋斗的资格也没有，而奋斗的资格绝大多数掌控于执政党的手中，并非人力可以改变。比如，五十年代教育部就规定，大学录取以工农出生和革干子弟优先。以后这种以革命为重、而不是以国家为重的用人标准越来越严酷，堵绝了无数有志青年的报国之路。别拿少数幸运者的事例来反驳我，那些骗人的榜样恐怕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相信。即使是真的，也是陨石砸到脑门心，地球人都不会中几个。 这是后话，与老街无关，担心写到后面没机会提及，故提前说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完全灰心。那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据说是周总理文革前在南开大学开座谈会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基础上。当时和现今的无数事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红五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它确实迷惑了很多人，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依然产生了寻找光明的动力。 初中时代，红卫兵过时了，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像班长一样的革干子弟成为第一批新鲜血液。随着一学期一学期过去，团组织日益壮大。在最后一学年里，连罗正喜也被吸收进去了。罗正喜的家庭情况和我相比，经济上优越，政治上相似。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医，由于是技术人员，在新政权下倒也无失业之忧，一直在弥市卫生院工作。罗伯不善言，但对我们说过一席话，我至今记得大概。他说他的外科本领是在战场上操练出来的，一台手术只用几分钟，该切胳膊就切胳膊，该砍大腿就砍大腿，容不得半分犹豫。不然，后面的伤员就可能来不及医治了。我听了倒抽一口凉气，人命真不值钱。 罗正喜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虽然因为出生关系，和我一样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但他像母狗子一样，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也有我、刘以德、陶永才这些人。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后，这些同学都不约而同到戏园子附近他的家里聚会。或天南海北神侃，或南街北街瞎转。刚建的虎渡河大桥，是我们指点方遒的平台。在虎渡河汩汩水流声中，我们坐在高高的桥头栏杆上，望着东北方夜空下荆州城和沙市的两团灯火，充满神往。回头再看弥市，几盏昏暗的街灯连行人的面孔也照不清楚。那时，大家恐怕都生出了逃离弥市、逃离闭塞的念头。 趁大家没有注意，罗正喜悄悄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我心里一咯噔，反问道，我够格吗？ 他说，我够格你就够格，你写，我做你的介绍人。有一个团证在手，以后不论是下乡上调，还是继续读高中，都不会让人另眼相看。 虽然我对政治前途早就不抱希望，但为了今后有个安身立命的依托，我还是动心了，决定搏一搏。在他的热诚帮助下，管共青团和学生思想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 我很激动，以为组织上开始关心我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像骑车子上路，先要摸一摸前后轮胎有没有气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习惯。原谅我没提这个老师的姓名，事实上我也忘了他叫什么。那次谈话我受到屈辱，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他只是党的机器一部分。他的言行，是这部庞大机器运转时出现的正常状况。 但我也对他尊重不起来。 尽管是处于一个破除了师道尊严的时期，我们对真正扑在教学上的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我们的语文老师肖启仁就是这么一个嗜教如命的人。他的经历我在《最后的老师》一文里写了，不再重复，只在这里补充一点。在他去世二三十年之后，同学们自发地联系，几十人去他的坟前祭奠，轰动了他生前所住的村子。这些学生并不都是他所青睐的好学生，也有像我这样双方都刻意疏远的学生（他是右派分子，我家庭不清白），还有他经常罚站，认为是朽木不可雕的学生。陶永才曾经在受他批评时，忍无可忍打了一拳，打得肖老师弯下腰。祭奠时陶永才更是满怀敬意和愧疚，低头站在坟前说：对不起，我那时不懂事。 还有一个女老师，姓什么，教英语还是音乐，我记不清了。她大不了我们几岁，挺漂亮端庄。她知道我爱看书看报，给我开小灶，把她自订的《参考消息》带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参考消息》，只觉得胸膛里灌进一股强劲的风，久久难以平息。仅仅是那与《人民日报》不一样的行文方式，就让人耳目一新。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来自于敌对国家和势力的通讯社，堂而皇之地给我讲述着与新华社不同的看法，使得十三四岁的我，大脑快要爆炸，觉得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可在我把厚厚一叠报纸还没有看完时，她在一次上课时，突然不指名地批评我，声色俱厉，让我不知所措。有的人翘尾巴，上课不听讲，埋着脑袋看报纸。你有什么了不起，学习成绩再好，也是走的白专道路，党和人民不需要。下课时，她面无表情走向我的课桌，拿走了陪伴我一个多星期的报夹。只是，我发现，她美丽的丹凤眼稍稍下垂，流露出一丝不忍。 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刘以德告诉我，这位老师叫饶业岚，已经从区妇联退休了。希望她能看到这篇文章，知道我对她的敬意。一个老师也许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会对学生的一生造成深远影响。她可能忘了，但我永远记得。 这一个故事不怎么优美，结局更是大煞风景，但不减我对她的感激和尊重。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里，正是遇到了许多像她和肖老师、以及刘伯、肖伯这样的好人，我才没有荒废时光。假若学校里和社会上全是政治老师那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泡上一杯热茶，坐在电脑前平静地打字。 现在该写到与政治老师的那次谈话了，伏笔埋了这么久，该出土了。它给我影响太大，对我的意义不下于三中全会，所以才放在最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甚至罗正喜问我跟老师交流思想没有，我也是守口如瓶。我那时实在不愿意再一次揭开疮疤，让灵魂裸露在阳光下发抖。罗正喜误会了，觉得我是烂泥扶不上墙，也再不提做我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那是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候学制混乱，我们小学就读了七年。学年也有过变化，冬天也出现过一学年完结的状况。记不清楚时间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几十年了。没错，那是五六月份，学校后面的油菜地一片金黄，不时有蜜蜂飞进我们的教室。下午放学后，政治老师没有领我进办公室，而是到田坎上席地而坐。学校和油菜田中间的一段沙松临时公路损坏严重，大坑连着小坑，不时有汽车声嘶力竭爬沟过坎的喘息，打断我们的谈话。开始他只是双手抱住一个膝盖静静地听着，不插一句言。等我说完我的出身，并按报纸上的语言说了我的志向，一生听从党安排，下乡就做一个好农民，进厂就当一名好工人的话后，他笑了。他说，你除了做一个农民或者一个不重要岗位的工人外，还能做什么？他的声音很平常，可我总听出有一种讥诮的味道。 是呀，还能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连做一个小工都不够格，好单位谁会要我？ 他见我迟疑了，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申请我看了，写得很有激情。但我明确告诉你，团组织不会要你。你肯定不服气，为什么罗正喜都能入团，而你不能？我的回答就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典型，证明我们没有歧视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如果把你、和许多类似你的学生都收进去了，那团组织不就成了一个大杂烩，还能算青年先锋队吗？还怎么去做党的助手？我作为老师劝告你，你以后无论下乡也好、做工也好，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你那个受到内控的父亲，是永远压在你头上的巨石。即使有人看中你的才华，也不敢重用你，担心巨石把他也压垮。 大意就是这些，他连婉转的语气都没有用，直截了当地击碎了我的自尊心，打掉我残存的梦想。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了，这是我童年最后一次哭泣，我感到彻底地幻灭。但我还是感谢他,至少他不虚伪,没有用要经得住组织的考验之类套话糊弄我,让我继续做黄粱梦。我比大多数同龄人先一步认识了社会的残忍，还是得益于他的冷酷无情。从那天算起，十四五岁的我，就告别了心酸的童年，成了一个必须忍辱负重的男子汉，开始直面苦难而严峻的人生。 第二年春寒料峭中，我和部分同学，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去到乡下，不再是老街人了。几十年后同学相邀重返小镇，老街已经完全萧条，商业中心转移到后来修建的新街了。我舔着自己的脚窝，寻找曾经的破家，民主街268号，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像外乡人一样，打量着街头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感觉说不出的怪异。我们走了，他们来了，老街还有童谣吗？恍然里，我脚下的水泥路又化成亲切的石板街，一群孩子牵着手向我走来，一路高声念道： 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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