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为梦想而拆除记忆，这可能吗？(胡芳彬，号求懂先生) |
| 正文 | 父母的父母都过世得早，在父母对我三十年的教育里未曾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各式各样的概念与称谓，这些都只能是父母在世时与别人的交谈中传递给我的记忆罢了。 听说，父亲在他的父母所生养的十个子女中排行最小。在父母的哥哥姐姐中，除了二伯父、三伯父我见到过外，其余的四伯父与六个姑母都不曾与我谋过面，只是在那些年的农历七月半祭祖烧纸时——在父亲一声声深情的呼唤中成为我永久的记忆。也听说，母亲的父母连同母亲未满四岁的弟弟在1941年夏天燕山河坪头发生百年一遇的泥石流时被埋身亡，那时还处在民国时期。八岁而孤的母亲只能随终身未娶的伯外祖父生活，这是母亲在世时给我讲过不止一遍的事实，在我的脑里已经有了永久的存储空间。 父亲是在20岁时倒插门到母亲家的，听说他们1949年大婚时当地还没有解放，本地的土匪们也抬着贺礼来参加婚礼，土匪们对天鸣放的枪弹就如现在富贵人家办婚宴所鸣放鞭炮的场面那样壮观，弹壳成堆。土匪们的贺礼，主人只能先收下，用酒肉款待这些土匪们后，再将他们送来的贺礼加上些别的礼物退还，方能永保平安。 婚后的父母亲独自在刘沟大坪头搭建了新的茅草屋，生活得自由自在。1952年大姐出生，由于当时家离学校太远，所以大姐是我们姐弟八人中唯一的文盲。1958年，中华大地大跃进——大炼钢铁，在生产大队育婴院里的二哥因当时的看护工作未尽心尽力而至外伤夭折了。1962年，随着人民公社化的深入，供销社不再供给山里住户食盐，父母被迫举家迁移到村民聚居区，租住于岗岗上万家院子五年后又租住于其坎下的苏家院子七年，我就出生在苏家院子里，那是在1970年，是大姐十六岁出嫁后的第三个年头。 1973年底，大哥初中毕业后，当时为了梦想有个属于我们一家七口人永久的家，18岁的大哥担负起了筹建瓦盖木房子的重担。1974年动工兴建时，我四岁，我清楚地记得：给我家建房的木工师傅右眉头上有一个大财包，人称“包儿木匠”。在“先治坡后治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房基地被那些生产大队的领导定在了石灰窑边的土坡上，房后是高坡坎，房前也是高坎坡，都堆满了碎小的三棱八角的石灰石，房南是石灰窑，房北却有源自龙苍沟暗河的冬暖夏凉的甘美涌泉。在我五岁时，为了捡拾掉在房前高坎边的玉米馍渣，前倾过度的身子失去平衡后滚摔至高坎下的大路上，滚动中左小腿肚被三棱八角的碎小石灰石扎了个居然没流多少血的大洞。三十八年后的今天，那留下的伤疤痕依然非常醒目。 大哥主持新建的瓦盖木房子，已经年代久远，漏雨了，倾斜了。在父母去逝之后的十三年里，我虽然已经如父亲一样做了多年的倒插门女婿，但我仍然不愿意这房子被淋垮掉，分别于2000年冬天和2003年冬天出钱请人翻修了两次。正如有人说的“有钱可以买到遮风蔽雨的房子，但是不一定买得到家的温暖”一样，我喜欢家的温暖，那是我健康成长的地方。 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和2013年“4?20”芦山大地震中，已经久历风雨三十九年的瓦盖木房子被震坏得不成样子了：椽子断裂、瓦掉落摔碎、木板壁移位脱落、房子整体朝前倾斜角度超过了15度，房屋前地基呈长线开裂，变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人了。迫不得已，我只得于无可奈何中组织人员拆除了这木房子。在2013年5月30日拆除房屋时，每一声瓦片落地摔碎的声音都深深地刺痛我过往记忆的神经，扎进我心灵深处。 为了有一个居住条件良好、安全而舒适的住所这个梦想，我拆除了多年的旧时记忆，这可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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