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由《第二次握手》终极版发行想到的 |
| 正文 | 文/英子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曾经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终极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北京的签售活动上，年过70的老作家张扬像青春作家一样被粉丝热捧。看到这篇报道，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那已经尘封的“地下读书”岁月又浮现在眼前。 20世纪70年代前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中世纪”。神州大地卷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对文化进行全面的扫荡，彻底的革命。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下，一切中外的文化艺术都被打上“封、资、修”和“大毒草”的烙印，全部毁灭殆尽。那些作家、艺术家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成为“牛鬼蛇神”，要接受灵魂洗礼和劳动改造。经济生产全面停滞了，文化生产彻底停止了，“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中国人生活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极度贫乏之中。到了“文革”的中期，对文化出版的管制稍稍的松动一点，这时候出版了一些工农业生产技术类、医药类、地图和词典等文化类的书籍。为了开展“大批判”和“改造思想”、“反修防修”的需要，也重印和出版了一些文学艺术类的书籍，如“四大名著”和鲁迅的作品，但更多的是那些反映阶级斗争的革命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有表现农村题材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虹南作战史》，工业题材的《沸腾的群山》，解放战争题材的《桐柏英雄》和抗美援朝题材的《激战无名川》等等。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流行的年代，读书是要受到严厉批判的。但是，黑暗总是遮挡不住光明。虽然“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波涛汹涌，但是，还有学习文化的暗流在涌动。在青年人的心里，依然萌动着青春的激情，还有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与向往。由于严厉的文化专制恐怖，没有人敢于公开读书，只能是转入“地下”秘密阅读。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很多青年组织了“地下”读书会，我们也把那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拿出来，在家里和要好的同学串换着阅读并交流读书体会。在工作单位，我们几个爱读书的青年工人在劳作之余，经常偷偷聚在一起，找个安全的地方，互通信息、传借书籍。有一次，我把一本书带到单位去，准备借给我们的青年工友，不小心让领导看见了，马上叫我交出来，我不得不把书交到他的手里，他翻看了一下，原来是苏联小说《普通一兵》，这才网开一面把书还给了我，但警告我不许看别的书籍。在那种极端恶劣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大家自嘲是“地下读书者”。 社会的文化需求催生了私自出售和交换书籍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在市新华书店的路南小马路上，我们经常去那里买书和换书。可是，好景不常。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和一个朋友去那里买书，那天天气非常好，“书友”也特别的多。我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我一直想要的1961年版的《世界文学》。大家正在互相交流读书心得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身穿蓝色制服、荷枪实弹的“人保”（‘文革’时期公安局改为‘人民保卫组’，警察简称‘人保’），厉声宣布取缔我们的“非法”行为。有几个眼尖脚快的“书友”迅速逃跑了，我们这些反应迟钝的，都被抓了起来。“人保”勒令我们靠墙站成一排，把书捧在胸前，到新华书店办公楼里登记上缴，我几次想趁“人保”不注意，把那本《世界文学》藏匿身上，然后蒙混过关，但是，在那些表情冷若冰霜的“人保”面前，终究还是收回了这个念头，乖乖地把那几本书全部上缴了。后来，多亏了一个亲属走了后门把那几本书给我要了回来。多少年后，在影视剧里看到二战时，战俘被押进集中营的画面，我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曾经的那一幕。但愿这极其荒谬的历史活报剧不再重演。 面对严酷的文化专制，一些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不仅仅局限于“地下阅读”，更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的开展“地下文学”的创作，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第二次握手》就是其中之一。在那偷着创作、偷着流传和偷着阅读的年代，我借到这个手抄本后，用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读完了。书中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深深感染了我，使我们感到在冷漠疏离的社会中还有爱和温暖的存在，也看到了在假恶丑的现实环境中还有真善美的高尚情怀。 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只是觉得他很了不起。到了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了，苦难的历程终于过去，神州大地迎来了春天。《第二次握手》终于见了天日，从地下传播的手抄本到正式出版发行了，我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到这时才知道张扬这个名字，也知道他为了这本书遭受了牢狱之灾，甚至被定为处以极刑的苦难遭遇。 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从手抄本的传播到终极版的发行，见证了我们国家四十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历史从思想愚昧、社会荒诞、文化沉沦的时代，进入到尊重知识、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时代，这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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