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成就天才：苏轼生命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
| 正文 | 成就天才：苏轼生命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声明：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亲自授权，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载和使用） 作者：建华建明 1 天才的产生，除了先天的天赋秉异之外，后天所处环境和交游的人物往往也起很大的作用！ 四川眉山，川南的一个小城市，该城市并无特别之处，离大都市成都50几公里的路程。但在公元1037年，却因为一个人的诞生让这座小城名满天下，这个人就是苏轼。不知道眉山人出门在外都是如何自我介绍，反正笔者多次被外地朋友问到，在对方对眉山一地略显迟疑之时，都会及时补上一句：“苏东坡的老家！”，结果往往就会收获一句惊喜：“哦哦！好地方！” 不仅是苏东坡，加上他父亲和兄弟，都让眉山这个小城市大放异彩。毋庸置疑的是，如果没有三个苏，眉山只会湮没在巴蜀不可胜数的名山秀水之中，虽然苏轼描绘自己的家乡眉山：“吾家蜀江上，江水碧如蓝”。但作为长江上游沿江的四川人而言，江水碧如蓝可谓最为常见的景象。所以，身为眉山人，确有向三苏致敬和感恩的必要，同时更应该对他们的学问和事迹好好研究一番！ 作为一代大文豪的苏轼，无论是他创作的作品还是研究他作品的作品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丝毫不为过。所以，写苏轼，要写出新成果新创意，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有一个稍微新颖一点的角度，本文试图解读苏轼的成长和成才之路，在其成为文豪的过程中，哪些人物给他产生过哪些影响！ 2 显而易见，首先对苏轼产生影响的就是他的父亲——苏洵。苏洵是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名爹”之一，另外一个是窦燕山！苏洵是典型的浪子回头式的人物，按照眉山本地的说法就是“逛子娃儿”（街头混混），但和普通“逛子娃儿”不一样的是，他有文化，读过书，知道反思和警醒。逛到27岁，眼看就要而立之年了，于是觉得总是喝茶打麻将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始发愤”。因为自己浪费了大好青春，就不能再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走自己的老路，要发愤，就三父子一起发！ 古代文人都是以致仕为主要目的，即使是陶渊明式的豁达人物都是做官开始，最后觉得做官不好玩才跑到南山采菊去了。所以古代文人读书首先是要做官的，苏洵读书当然也有这个目的，但是他几次考试不中。自古以来，凡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免不了要做评论，要表明自己的见解。苏洵之所以能成为《三字经》上的两大名爹，当然不是一般的腐儒，他擅长的是议论文，但有史以来的统治者都不喜欢听刺耳的声音，他们不喜欢文化人说三道四，他们只喜欢在粉饰太平的宴会上听文人们的诗词歌赋。所以，议论文字始终是不合时宜的。于是，如何不摧眉折腰事权贵，那么就只能对官场敬而远之，苏洵是一个传统的率直文人——这一点又继承其爹——苏序。苏序是一个好酒无忧的人，在苏轼的眼里，自己的祖父是善良正直和充满幽默感的人。而苏洵可能受其父影响则更深。苏家在当地也算富户，加上苏洵又娶了一个好脾气的白富美——这个女子真是不简单，家庭出身好，模样显然是中上之姿——苏氏兄弟都一表人才！更不可强求的是性格好得很，显然受过十分严谨的家教，对苏洵的无所事事从来没有一句抱怨，只是默默地照顾好家中的一切，用温柔的眼神让浪子自己醒悟。 鉴于此，苏洵几次考试不中，干脆就放弃了做官的念头，既然官场离自己越来越远，那大自然就扑面而来了。苏洵开始了游历生活，而且一游就是好几年，这几年的游历生活对苏洵本人而言，一来排遣了之前穷经晧首只为考公务员的郁闷之气；二来开阔了视野，养了些浩然之气，但是对苏轼苏辙兄弟的潜在影响却是巨大的。古代由于交通工具的局限，别说千里之外的帝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就算是百里之外也形同异域。苏洵每次游历归来，两个摇头晃脑苦读四书五经的儿子必然会围绕过来，好奇地问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苏洵本是读书人，讲故事的本事自然了得，外面的峨眉青城、三江大佛、都市风物，无不娓娓道来，这种身临其境声情并茂的教育方式，激发了两个儿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可以说，苏轼之所以称为伟大的豪放派词人，其父的教育方式功不可没，如果苏洵自己就是一个埋首经卷，一心只为金榜题名的乡里秀才、酸腐儒生，那么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代豪放派大词人来的，知识可以学来，而境界和气质则是潜移默化里形成的。 四川人热情好客，好摆龙门阵，苏轼从小也喜欢听老人们讲前朝风云、历代故事，往往一听就是一天，“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有时运气好，还能够听到让人心潮起伏的故事。苏轼有一首婉约的词《洞仙歌》——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 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 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这首香艳的词来源于苏轼小时候听的一个香艳故事：眉山有一个老尼姑，姓朱，这个老尼姑九十几岁了还头脑清晰，口齿清楚。她给苏轼讲的是蜀主孟昶的故事，那时老尼还是花季少女，当然还在红尘中没有遁入空门，或许就是孟昶或者花蕊夫人的一个小丫鬟，说的是一个大夏天，孟昶和花蕊夫人在摩诃河上纳凉避暑的故事，显而意见，夏天在河边纳凉，色艺双绝的夫人穿的难免清凉可人，老孟更加燥热难耐，亲昵举动在所难免，而一旁情窦初开的侍女则看得春心荡漾。这时孟昶又口占一首《洞仙歌》做了现场细节的文字直播，“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这两句就是老孟自己写的。由于场面香艳，文字又是真情实录，所以感染力甚强，让小侍女变成了老尼姑的七八十年后都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而听得无比向往的小苏轼也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上文提到的《洞仙歌》就是苏轼和孟昶的《洞仙歌》。 这个有着浓厚情色色彩的故事可能会让喜欢苏轼的人觉得没有为尊者讳，其实恰恰相反，古代的文人墨客往往以风流倜傥为独树一帜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文人有两种，一种是苏轼柳永这一类的，以风流潇洒自况，在脂粉堆里舞文弄墨，身边没有红颜知己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另一种是王安石、司马光这一类的正直古板的耿介君子。这两类文人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学士个性风格的两股主要潮流。像苏轼这一类的，诗酒色乐是生活一体化的，缺一不可。王安石、司马光虽然在政治见解上针锋相对，但个性气质却是一类，王安石是那种天降大任的勤勉政治家，据称他一生勤写日记，有七十本之多，可见这人做事做人绝不糊涂，事无巨细都有据可查，这样严谨而勤奋的人，必然没有时间精力和情趣去青楼买唱诗酒狎妓——国家大事都够他忙活的。在生活上，家里弄什么吃什么、家里给娶一个小妾，他当天就打发回去。他甚至“数月不浴”，蓬头垢面与人谈诗书谈改革。对于这一点，虽然在政见上不合，但苏轼仍对王抱有钦佩之情。同时，在苏轼陷入绝境时，最大的政敌王安石也没有落井下石，而是施以援手，这一点后文将述及！ 3 无论是老尼姑还是蜀叟，故事终有讲完的一天，更重要的是苏公子长大了，对故事质量的要求必然增强，而且，他该去接触真正的经典了。对苏轼日后成长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苏轼小时候的两个老师，一个是张易简一个是刘微之。一个人从小有好的老师指引，对日后成才的作用甚大，现在讲叫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如果细心考察一下，凡是培养出大师级人才的启蒙老师，大都有几个特点：一是自身学识渊博、二是为人有趣、三是性格豁达，不以弟子的质疑和顶撞为忤！ 苏轼第一次上学的年龄，比当今儿童七岁上小学大一岁，读书的学校也不是眉山城里的大学堂，而是在一所道观——天庆观北极院上学。苏轼的第一位老师是道人张易简，这位老师颇有学识，而且为人正直善良，求学的儿童达百人之多。这位张老师从不强求和责骂学生，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引导弟子。苏轼在此读了三年书，在一百多同学中，唯有苏轼和同学陈太初品学皆优。 苏轼快十岁时，一天父亲苏询在家考查儿子的学业，给儿子出了一道作文题《论夏侯太初》，苏询看到文中有“人能碎千金之石，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缚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之句时，脸上露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由此可见，苏轼通过张易简老师的教育增长了不少学识，所以他对张易简十分敬重。50多年后，晚年的苏东坡还常梦见张老师。并于公元1099年农历3月5日，他为怀念张易简老师，还专门写了一篇《众妙堂记》，文中记述了他梦见回到学堂，看见张老师还是当年的样子的情景等。可见张易简老师对他的影响之深。 说到苏轼小时候的同学，陈太初这个人则不能不提。由于张易简是名道士，上课总是穿着道袍，除了讲诗文以外，必然也要讲讲道家所追求的吃药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一般的儿童，这样的故事听听也就罢了，而这个陈太初，小小年纪，却能听出画外音来！他一边闭着眼睛一边想象老师故事的细节，飘飘然自己似乎就飞起来了……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一天家乡人陆维忠来看他，苏轼问了陈太初同学的情况。当获知陈太初学道去了，深深地长叹了一声，苏轼一直认为，凭陈太初的才德是会有前程的，可没有想到他突然完全看破红尘。出乎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苏轼还能够回忆起陈同学小时候闭着眼睛晃晃悠悠的情形。 这个陈太初在学堂读书时，学习成绩也是一流。苏轼中进士时，陈太初也中了乡试，后还应该还任了小官。陈太初小时候就受到张易简的影响，喜看道书籍和听成仙故事，中年后厌世和迷恋升天作神仙的想法更加强烈，不久便辞官去修道。他到山上的一座道观“修道”好几年后，便愈来愈觉得自己已参透道家禅机，就准备不食人间烟火坐化升天。坐化前，他下山向一位老朋友告别，朋友见他痴迷成仙已到骨瘦如柴的地步，便劝他不必如此。他却坚持道“人乃皮囊也，有道之人将永立仙班。”朋友知他中成仙之毒太深，无法劝转他，可又觉得他可怜，只得送了他许多银两、衣物和食品。陈太初收下了送的银两物品，又诚恳地拜谢了朋友，便走了。 陈太初在附近乡间慢慢周游了两天，一点食品没吃，银两物品全部送人。从他下山算起，已有五天未进食了，加上劳累，他无力地一步一步移到朋友大门外，盘腿闭目而坐。待佣人发现时他己死了，朋友叫佣人来抬尸体，由于感觉晦气，佣人便口出怨言骂起来，陈太初苏睁开眼睛小声说：“不必生气，我会自己去。”说罢便站起来，走到无人的荒野躺下重新断气。 苏轼十一岁那年，苏洵送两个儿子到寿昌院，拜州学刘微之为老师，专心学习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刘微之是当地名士，曾作诗《鹭鸶》：“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自己颇为得意，以为绝句，时常在人前吟咏。这天却刚好被苏轼听到了，年少气盛的苏轼竟向老师提出异议来：“师父，弟子以为‘雪片逐风斜’，不如改作‘雪片落蒹葭’为妙。” 刘微之听了，细细一回味，觉得确实改得妙，不禁赞叹道：“吾非若师矣！” 4 嘉元年（1056）三月，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远赴开封赶考。 苏洵时年已近五十，两鬓斑白。他文章写得好，做官的念头却日渐淡漠。苏洵不想当官，功名无望，但两个儿子才华横溢，正青春年少，不能就此归隐。为了这个未卜的前程，父子三人在进京赶考之前， 父子三人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 张方平时为成都镇守，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苏洵及其子苏轼、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张方平性格豪迈刚正，立朝无所阿附。晚年固然反对新法，早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是立场不同。但为人多识见，有气量。后来，更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治罪，他也受到牵连，但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苏轼终身尊敬他。 虽然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加上欧阳修正掌握科举大权，但张方平还是写了一封荐书，让苏洵入京后呈给欧阳修。欧阳修后来看了荐书很高兴，全不计较个人恩怨，认为张方平为国家举荐了三位优秀人才。真正的大人物就是大人物，张方平、欧阳修，觉得他像一个真正的大人物，心胸广阔。当然也包括。两位大人物实际上是联手把三苏扶上了仕途。 张方平对苏轼有“早以一日之知，遂托忘年之契”之感，而苏轼在评价张方平时，也称：“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是非有考于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及其它诗文，皆清远雄丽，读者可以想见其为人。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苏轼称张方平与曹魏孔融、蜀国诸葛亮有相似之处。这不仅指张方平的性格气质，也指其文章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 5 而苏轼与欧阳修，则有更多的交集。 嘉元年（1056）九月，苏轼通过了举人考试。第二年正月，又通过礼部考试。礼部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已经是文坛领袖，年纪也不小了，据说长得难看，但这位难看的大人物却是个性情中人，我们都知道他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连用三十三个“也”，情与态跃然纸上。欧阳修还是《五代史》的作者。同时，他还善为小词。在京城他是手握大权的人，一句话可以定任何考生的前途。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读了苏轼的几篇文章后，“不觉汗出”，“惊喜以为异人”。他甚至对别人说：“三十年后，无人道着我也。”由此观之，欧阳修确实是个可爱的老头，奖掖后进也罢了，偏偏又说苏轼比他强。没有一定的胸襟，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 欧阳修就因说了这一句话，轰动了京城，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成了新闻人物。 这次考试，才华横溢的苏轼只考了第二名，这其中就有一个关于欧阳修的故事，欧阳修刚读到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好一篇佳作！要不怎么说欧阳修是个可爱兼可敬的人物呢，因为这个人正直无私，和如今的斯文扫地、权力寻租简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篇文章确实好，但估计是自己学生的作品，作为老师把学生取为第一，总有以权谋私兼抬高自己之嫌，于是只能录为第二名。所以，这次科举考试，苏轼无端地落了个第二。 《刑赏忠厚之至论》是一篇论说文章，文中表明了苏轼的政治理想：施仁政，“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赏罚分明，赏罚拿不稳的时候，则宜赏不宜罚。他还讲“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难得年轻的苏轼显然有一副慈悲心肠。难怪欧阳修会喜欢他，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而绝非是因为欧阳修也出生于四川，大搞裙带之风和勾结朋党。 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苏轼因母去世回川奔丧，嘉佑六年（1061）居丧期满回京赴任，仁宗皇帝举行了一次御试，苏轼以一篇《御试制科策》入三等。这是件很显耀和隆重的事情，因为自宋开国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两个人。苏轼又一次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他在文章中提出的政治主张。这个年轻人不仅目光敏锐，且出语惊人。在他看来，仁宗朝“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这是对皇帝本人就是一次耳提面命，而苏轼也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年轻人。宋王朝到苏轼所生活的年代，已近百年，似乎随处可见承平景象。柳永这样描绘当时的城市景观：“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仁宗前后的词人，多是一副悠哉游哉的形象，张先、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是这一类型。而柳永这种仕途失意的浪荡子，满腹牢骚，按照今天的说法是愤青，一个愤青尚且把城市描绘得般般入画，可见承平之类，也不全是粉饰之词。 嘉佑六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是个辅佐州官的职务，有些实权，就他的年龄而言，这也不错了。他同时具有京官的身份：大理评事。主要掌管刑狱。以京官的身份到地方上任职，应该说较少阻碍。苏氏兄弟名动京师，上任之前，来拜访的客人不少，其中也包括欧阳修。欧阳修是以恩师的身份来的，换成今天的说法，应该叫看望，不叫拜访。苏氏父子三人，全都受了他的恩典，可他不拿架子。在北宋时期，他是出了名的不拿架子的人。他逢人便讲：只消待以时日，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文章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文章写得好，可以入仕途，却难保仕途一帆风顺。情形或许刚好相反。好文章总是关乎性情，仕途通畅则注定要压抑性情。欧阳修是深知仕途险恶的人，对年轻的苏轼，估计他不会讲得太多。他无意干预这个天才的成长过程。 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年轻人，在这个人生阶段，有什么比已经名动天下的大人物赞颂称羡甚至低姿态地示好更有助于扬名立万、成名立业的呢！可以说，苏轼一生虽然颠沛流离，但始终有惊无险，并有机会文名天下，在人生事业之初遇见豁达、正直而又水平极高的欧阳修，是苏轼声名远播的最重要的助推力！ 6 除了欧阳修以外，另一位影响苏轼的如雷贯耳的人物便是王安石。欧阳修是欣赏苏轼进而提携，而王安石与苏轼，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敌，是对手。因为就政见而言，王安石是主张激进式大刀阔斧变革的改革派，而苏轼则是重病慢慢调理的渐进派！ 熙宁二年，王安石在朝廷做参知政事，接近宰相了。宰相韩琦位置岌岌可危。这位三朝重臣，对王安石只能侧目而视。二人议事不合，王安石便目直愣愣地盯着对方——王安石一大特色便是直视对手眼睛——牙缝里迸出一句：俗气！韩琦老成持重，所以他俗气。王安石满腹变法方略，自然不俗。从这一年起，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政，即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这次改革来势之猛，涉及面之广，史所罕见。 因为国力式微，王安石施救心切，用苏轼的话说，他要给国家下猛药，搞急进式的改革。王安石变法结果却将国家拖入泥潭，王安石变法，他首先推行自认为最稳妥，但过程中却闹得鸡飞狗跳的改革举措——青苗法。王安石身居京城，目光扫描到全国的每一个村庄。他听到了欢呼声，以为青苗法大获成功，殊不知欢呼声无一例外地来自富人和官吏，穷人的声音他是听不到的。来自朝廷的反对的声音也从未停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写道：“青苗不许配抑之说，亦是空文。”随着青苗法的广泛推行，倒王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反对新法的人几乎全是重臣，司马光首当其冲，他九度上表，历数新法的种种弊端。前宰相韩琦在河北作了详细调查，深思熟虑后才上表，描绘青苗法中贷款发放的全过程，最后严词抨击！ 这次变法，苏轼完全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但是熙宁初年的苏轼人微言轻，无非是直史馆的一个小官，同王安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苏轼《上神宗皇帝书》长达九千言，对王安石的新政逐一加以批判，但这封信对皇帝显然没有有太大的影响。苏轼上书时，王安石已正式拜相，权力如日中天，一封信完全可能毁掉他的前程，苏轼得罪了王安石，而王安石却并未直接向他发难。一次，王安石的随从，一个叫谢景温的人，弹劾苏轼送父亲的灵柩回老家时沿途贩卖私盐。如果王安石直接向苏轼发难，这桩弹劾案会有另一种结果。但王安石没有这么做，他也不会这么做。 熙宁三年，王安石忙着把几个朝廷重臣逐出朝廷。司马光去了陕西，只能埋头写《资治通鉴》；韩琦去了河北；欧阳修辞去一切官职到安徽隐居；范镇也在一怒之下离开了京城，范镇在辞呈中说：“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王安石被这两句话气的脸色铁青。苏轼九千言，王安石不当一回事，而范镇的两句话，就把王安石气得发抖。可见苏轼对于王安石，实在算不上同等级别的对手。 元丰三年苏轼遭遇人生最大的厄运——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北宋的一桩大案，由苏轼而起，累及一连串朝廷大臣。案情的缘由，概而言之四个字：祸从口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凡是有气节的文人总是免不了要说话，要表达。哪怕这话要冒丢官的危险、杀头的危险，还是要说，不吐不快。知识分子都有表达的欲望，要让文人不说话，简直就像让鱼不在水里游！ 苏轼因为和王安石改革派的政见不合，远离朝廷那就是必然的事情，别说苏轼，诸多重臣都远离了权力中心，苏轼的重要无非在于文名，其政治影响力还十分有限！他在杭州、密州、湖州做地方官，政绩很好，如果他不惹朝廷，朝廷断不会与他过不去。可他偏要写诗，远在江湖心忧庙堂，这就麻烦了。还有他显然对自己的名声有点妄自菲薄：他没有料到他在外地发出的声音，不久就会达于京师。而收集他的诗作的人，既有他的崇拜者，又有宵小之辈。王安石变法必然要起用新人，而新人至少有一半是小人，一有机会就要乱来。所以，白纸黑字坐实，文字狱大兴！ 苏轼到湖州，写了一篇《湖州谢表》——这本是给皇帝的例行呈文，他却趁机发牢骚。当苏轼的《湖州谢表》一呈递上去，御史台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在神宗皇帝面前，对苏轼发起了全面攻击，神宗皇帝于是下令逮捕苏轼。御史台又称‘乌台’，这个事件被后人称为“乌台诗案”。到底为什么当时的御史们要对苏轼群起而攻之呢？ 首先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此时，虽然新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和吕惠卿都相继下台，但御史台仍然为新党把持。 其次，苏轼在《湖州谢表》里，他写了这样几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已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是在向皇帝说：“您知道我愚笨跟不上时代，怕我与那些新进人物搞不好关系。但知道我老实本分，也许在外州郡治理百姓还可以。”这自然是有意攻击那些推行新法的政客。 御史中丞李定对宋神宗说：“苏轼说因为他不生事，才把他放到外郡任职。难道我们这些留在朝中的都是爱生事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攻击皇上施行新政为‘生事’吗？”御史中丞李定给苏轼排了四条罪，条条可置苏轼于死地。如第二条：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联系苏轼上面的话，确实有些傲，傲视小人，却不敢傲视君王，所以“悖”是无稽之谈。然而皇帝高高在上，容易被小人说昏。 还有御史舒亶、何正臣摘录了苏轼近年来写的一些诗词，加以曲解、牵强附会罗列罪名。这是一次大的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副宰相王珪是个见风使舵逢迎拍马之人，趁机落井下石，他举出苏轼一首诗题为《王复秀才所居桧》：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苏轼的原意是想借此抒发自己刚毅不屈的性格，可王珪却对皇上说：“自古飞龙在天，而苏轼却说有伏在地下的龙，这不明明是想造反吗？”。 群小群起而攻苏轼，强烈要求神宗“大明诛赏，以示天下”。已被说昏的皇帝下令御史台拘捕苏轼，押解京师问罪。 苏轼危矣！ 在押解京师的途中，苏轼有过自杀的念头。官船行至太湖，入夜，巨大的月亮悬于碧波之上。在这个时候，月亮容易使人情绪激动。“挟飞仙以邀游，抱明月而长终。” 苏轼和诸多大臣的往来诗文陆续被查获，几十个大臣受牵连。事情闹大了，由他而起的案子变成了一场政治斗争。他开始给弟弟写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这都是将死人在说话了！ 苏轼获罪，亲友避之惟恐不及——这真是一种伤心体验。不过也有人为之奔走呼号。苏辙就不消说了，他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退隐南京的张方平上书营救苏轼，苏轼出仕是张方平写的荐书，对苏轼的人生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张再次上书，要救苏轼的命！张方平的文书，南京官吏不敢转呈，他就派儿子张恕上京到闻鼓院投书。张恕徘徊不敢投。幸好没投！原来，张方平在书中称苏轼为“天下奇才”，这种话显然不入年轻的神宗之耳。又是一个阴差阳错。因为苏轼之前差一点命赴黄泉，苏轼在牢中的时候，曾与长子苏迈相约，平时送菜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这天就送来一条鱼，苏轼大惊失色。于是乎才有他给苏辙的诀别诗。而实际上却是搞错了，苏迈有事他往，托朋友送饭。朋友好心送去一条鱼，不料送去了死亡的信息。更阴错阳差的是，苏轼的诀别诗后来落到了皇帝手中，“上览之凄然，卒赦之。” 佛教宣扬善有善报，苏轼免掉一死，对整个中国文化对眉山对苏轼足迹所至的地方都是一件多么大的幸事！ 神宗不杀苏轼，固然“上览之凄然”，受了诀别诗的感动有一定原因，但真正决定不杀的却是政敌王安石的一句话起了作用。苏轼处于危急时刻，王安石其实有三个选择，一是不做声，静观其变，其二，他也可以来一句“天下之奇才”——明是营救，暗里却是落井下石。这两个选择，苏轼都难逃一死。但王安石之所以成为大人物，那就是不会有宵小之举。王安石在金陵上书说：“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这话水平相当高，既照顾了神宗的面子，又为苏轼讲了情。讲情讲得恰到好处，王安石伴君的时间长，对神宗了如指掌。他这样讲，表明他真想救苏轼。 由于多方营救，也由于王安石的一句话，苏轼摆脱了死亡的阴影，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乌台诗案至此了结。 之后苏轼在大半个中国辗转做官，王安石则安居金陵，两人鲜有交集。等苏王二人再次相会，已经到了元丰七年（1084）了，这一年，苏轼由黄州调任汝州，事实上，苏轼也没去汝州。他一路探亲访友，走了大半年，忽生一念，上表乞居常州，得到皇帝的恩准。 这年七月，苏轼从庐山、鄱阳湖抵达金陵，专门拜会王安石。王安石自熙宁九年罢相，闲居已八年。对他这种以天下为背景，以朝廷为舞台的人来讲，闲居不会是赏心乐事。不像苏轼，在黄州闲了五年，闲出了若干好作品。王安石朝权失手，就会年年皱眉头。据说他常常骑着毛驴在山中转悠，边转边喃喃自语。 苏轼来访，王安石为之一振。他穿了野服，骑了毛驴，到江边见苏轼。苏轼也穿着野服。两人见面时，苏轼说：我今天是穿着野服见大丞相啊！王安石回答：礼仪难道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的吗？野服对野服，官服被抛在一边。两人相视而笑，笑容的意味却是有所不同。苏轼穿野服，是突出民间色彩；王安石穿野服，是觉得他们这种人可以高踞于礼仪之上。王安石把苏轼拉来作陪衬，其实主要是讲他自己。 7 在苏轼的政治生涯中，还碰见了两位比较有趣的人物。一位是陕西凤翔太守陈希亮。苏轼刚在政治上崭露头角，自然要从基层干起，苏轼先到陕西凤翔做签判，初涉官场，遇到的第一顶头上司就是陈希亮。这太守生得黑壮，眼睛据说有斜视。史载陈希亮“天资刚正”，看来是好人。但两个好人在一起未必就没有冲突，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不同就会有争议！陈希亮是眉山青神县人，与苏轼的妻子王弗是同乡，按常规是容易搞好关系的。可他个性刚正，大约也包括了不认这类常理。苏轼为签判，不单掌管文书，也要参与讼案的。几个案子之后，手下就有呼之为“苏贤良”的，太守大人不高兴了。府衙中没人叫他陈贤良，而一帮年轻的府吏成天跟着苏轼，左一个苏贤良，右一个苏贤良，斜眼太守终于怒目而视，抓来府吏痛打一顿。顺便提一句，这陈太守原是军人出身。太守打了人，然后闭门不出。苏轼有事谒见，被拒于门外。有一次等候接见，竟长达两三个时辰，弄得苏轼心中惶恐。中秋节，苏轼不过知府厅，却又被罚铜八斤。才华横溢的大才子，碰上不买账的犟太守，谁叫你“功高盖主”呢！。据说两人还时常对骂，吃亏的自然是苏轼，在陕西这个地方，一大一小两个地方官用四川方言开骂战，现在想想，也算一大风景。这个时候苏轼就想自己的兄弟了：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似雨难开。而陈太守实在是个好人，后来陈希亮离开凤翔，苏轼慢慢地念及他的若干好处。陈死后，苏轼为他作传，称他是宋代的汲黯。陈希亮官誉极佳，处处受尊敬，到凤翔时已是老人，未免有些摆谱。他看苏轼不顺眼，可能是觉得苏轼对他不够尊重：这是才子易犯的毛病之一。 太守让苏轼难过的地方还有他一再删改苏轼起草的官文，全然不顾后者的文采和书法。武夫太守，文采原非长项，涂改苏轼的文字，实在是过瘾。苏轼呈上的漂亮的官文，被他涂得面目全非。他好受了，苏轼则归于难受。两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连皇帝都被惊动。陈希亮之调离凤翔，未必与此无关。苏轼后来想起这些事，心里很惭愧。他写道：轼官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诲之。苏轼从不轻易替人作传的，这种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他一生只写过七篇。 苏轼和陈太守一直没有搞好关系，也许是冥冥中有所注定，当苏轼在黄州做官时，又碰见一个叫陈慥的人，这人是谁？ 苏轼在黄州，日过过得很不顺心，苏轼有一首诗，我们可以窥视其内心的郁闷：“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浪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也。”苏轼还另有一段文字，可为旁证：“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可见苏轼在黄州的孤独落寞，这份孤独尤其是心灵上的孤寂更让人难受！ 苏轼谪黄后期，也就是“疾病饥寒宜死矣”之时，情形其实已有所好转：只要他不惹祸，人们也就不怕连累了。而以性情论，他是容易接近的。更何况这位人物肚子有讲不完的故事，老百姓都愿意听。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没有半点架子，敲门的人渐渐多起来。敲门者当中，有文人，有和尚道士，也有官场中人。寻常百姓间或有之，但不会是常客。他走出去的时候，与渔樵杂处，“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间”，可他回来了，呆在家里，这些目不识丁的小民却不大可能来敲门。除非是近邻，借点物什或谈几句农事。 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叫陈慥的，在黄州附近做官。此人身上有侠气，最崇拜的人是汉武帝时的郭解。郭解人称郭大侠，在民间犯了事，连大将军卫青都为他讲情。侠有两大特质，一是讲义气，二是爱寻仇。这个陈慥，显然不是为了义气而来！陈慥进门就问，你就是苏轼，以前在陕西做过通判的？苏轼一脸茫然，这个官倒是做过，不过？敢问大人高姓大名？老子就是陈希亮的儿子。苏轼一听，差点没有晕过去！陈慥的父亲即是当年凤翔的那位陈太守，同苏轼闹过别扭的。据说御史台那帮小人把苏轼放在黄州，就想让陈慥来整治他。陈慥官不大，在那一带却很有名头。陈慥寻仇而来，谁叫你当年老是同他老爹过不去呢？ 陈慥要摆平苏轼，易如反掌。但让小人们气得呕血的是，陈慥同苏轼一见如故。陈慥来敲苏轼的门，非为寻仇，倒是寻友谊。这陈慥古怪得很，既是侠士，又是居士。他只身来到临皋亭，是来谈禅的。苏轼亦系居士：东坡居士。居士见居士，玄谈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其间也喝酒吟诗，骑马打猎。陈慥身上的侠气与苏轼身上的稚气一拍即合，旧隙之类，荡然无存。陈慥来敲苏轼的门，苏轼也去敲陈慥的门。 陈慥一年到苏轼门上两三次，苏轼基本上一年去陈慥家一次，照例要在陈家中住几天。两人摆开玄谈的架势，日复一日乐此不疲。陈的老婆不耐烦了，两个大男人一谈就闲摆龙门阵，讲的四川话还听不大懂！ 陈慥这老婆生得牛高马大，是出了名的悍妇，时常把陈呼来喝去。陈慥谈禅，渐入佳境，冷不防老婆一声吼，可怜的侠士兼居士，立刻就得到老婆跟前作请示状。 苏轼专门为之写了一首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陈读了这首诗，笑笑而已。悍妇不识字，倒以为苏轼在夸她哩。“河东狮吼”从此定局，在中国成了悍妇的代名词。 8 其实在苏轼的人生旅程当中，像王安石、陈氏父子，虽然和苏轼在政治和做官方面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但这些人都不失为正人君子，并未威胁到苏轼的利益和人身安全。除了上文提到的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几个小人，苏轼命中犯的一个重要的小人叫章惇。还是苏轼在凤翔的时候。章惇时为商州令，与苏轼呆的凤翔相邻。“二人相得甚欢，同游南山诸寺。”这是苏轼与章惇初见面时的情形。好人遇上坏人，有时也能一见如故，因为坏人种类繁多，有些坏人甚至能让人一见倾心。 章惇身上有吸引苏轼的东西。此人一看就不像泛泛之辈。章惇这个人，胆大包天，不仅是人怕他，连鬼都怕他。商州地面上，有一座寺院时常闹鬼，方园百里的香客无人不晓，没人敢在寺中留宿。章惇闻之冷笑。他偏到寺院住下，接连几个夜晚，山魈不来作祟。于是众口相传，说章惇不怕鬼，倒是鬼有几分怕章惇。有一回，苏轼和章策马游山，碰上一只老虎，坐骑惊嘶，苏轼吓得冒冷汗，欲掉转马头。章惇说：不怕，有我呢。他迎着猛虎上，手中拿个金灿灿铜锣，朝石头上一阵猛掼。锣声大作，老虎转身便逃！ 苏轼很是佩服章惇的胆量，二人一度过从甚密，经常游山。苏轼欣赏山中景致，或吟咏或沉思。章则借山势显示自己的胆量。有个叫仙游潭的地方，一根独木桥通向万仞绝壁，凡人万万去不得。章推苏轼过潭，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连称不敢。谁敢呢？除非是神仙。苏轼这么说，章笑而不答。他是不说就能干的那种男人。只见他平步走过独木桥，用一根绳索系于树上，然后像猴子似地跳来跳去。不多时，石壁上留下了六个大字：章惇苏轼来游。他返身再过独木桥，仍是神色不变。苏轼抵其背曰：尔日后能杀人。章曰：何也？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 后来，果然章惇能够杀人！苏轼被贬惠州，在惠州，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王朝云去世了。王朝云跟随苏轼二十三年，苏轼在惠州失掉王朝云，无疑是人生一大痛。王朝云死后半年多，苏轼才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他写了一首小诗，笔调闲雅：“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至京师，章惇笑道：苏轼还这般快活吗？于是把苏轼再贬儋州（今海南岛儋县）。 这就是真小人！ 9 中国自古就强调才子佳人，如果才子无佳人相伴，就像美酒没有好的酒器，完美中带有十足的遗憾。才子不配上佳人，还会被认为是老古板和老顽固。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都不爱红颜知己，所以，在我们心目中，一提到这两人，除了司马光砸缸事迹之外，他们的形象都会定格在六十岁开外的老成严肃。提到苏轼柳永这样的人物，在我们心目的，他们似乎始终只有二三十岁的风流倜傥！ 苏轼是一个大才子，他又不是王安石、司马光之类的人物，于是，苏轼的生命中，女人的影子就少不了！换句话说，女人在苏轼的生活中以及以后研究苏轼都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苏轼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大家都耳熟能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幽伤的气息蔓延了一千多年。此词很受后人推崇，如《山谷题跋》有云：“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火语。”而“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则不能到。 苏轼长到十七八岁，渐渐出落得一表人材。他是那种体形瘦削的男人，眼睛细长，鼻子直挺。脸也很有型，属于耐看的长脸型，何谓长脸，有诗为证：去年一滴相思泪，今春不曾到腮边。这恐怕是天下最长的脸了。 关于这首词，有几种说法。古代读书人总有挑灯夜读的习惯，而且有情调的还要红袖添香夜读书。当然这个时候，苏轼还没有红袖来添香。古人读书还有一个毛病，读书是要读出声的。如果念的是韵文，听上去就像唱歌。一个人只要足够出色，即使足不出户，也会有佳人自动送上门来。话说苏轼十七八岁的时候，苏轼嗓音不错，又长得像样，住在隔壁的邻家女郎，要不被吸引那就怪了！于是，苏轼夜夜读，女郎夜夜听。这个女子也是为了幸福，作风大胆的人，隔墙听着不过瘾，她索性爬到墙上，要听书也要观人。苏轼读着读着摇晃起来，她也跟着摇晃。由于忘情，摇晃得厉害，一个跟头栽下。时为深秋，梧桐的叶子掉了，一弯新月挂于疏桐之上。夜深人静了，苏轼看书打呵欠，步入院子。有个人影在墙头，一晃就不见了。是人是鬼？苏轼揉揉眼睛。依稀是个女子，苏轼细听动静，除了风吹竹叶，再无别的声音，大约是个幻觉。第二天此景重现，他就留了一份心。到第三天，那骑墙的女郎又觉得不过瘾了。她潜至窗下，苏轼察觉了，开门出去，两人的视线就相碰了。借着月光，苏轼认出是邻家的女儿。至于两人谈些什么，同样不得而知，苏轼有什么承诺照样无据可考！苏轼以后依旧读书，富家女开始约束自己，不复爬墙。她站在月下倾听，躺到床上编织梦想。然而苏轼十九岁娶王弗，对她的打击十分沉重。她不死心，父母安排的男人一概不见。十一年后，王弗以二十七岁芳龄去世，苏轼再娶王弗的堂妹。富家女绝望了，一病不起，郁郁而终。苏轼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听到死耗，既悲且叹，不能自已。于是写下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结局悲凉。苏轼的这首词，和他悼念亡妻的那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一样有名。钟情于他的女人，终于死掉了。“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月光下的那一幕，永远地留在记忆中了，而苏轼一首词，使那位早已化作尘土的无名女郎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眼中妩媚而生动。 这是苏轼青少年时代的一桩美事，不过对于此，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宋六十名家词●东坡词》载，此词还有一序，如下：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下，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当呼王郎，与之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这讲的就是苏轼在惠州的事情了。当时苏轼六十几岁，好友张先七十还纳妾，“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六十岁纳妾当然完全可以的。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为什么不纳那个女子为妾，却物色王郎之子与她为姻，最终使她郁郁而亡。 这个女子好像是为苏轼而存在，在苏轼离开惠州后，女子就死去了，遗体埋葬在沙洲之畔。当苏轼回到惠州，只见黄土一堆，个中幽愤之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赋了这篇著名的《卜算子》。 不过，作为一般读者，我们更愿意相信第一个故事，因为这才是才子佳人最美好的一个意境，无论苏轼名气多大，六十几岁了还有小妹妹倾慕，总是一件有缺憾的事情，而正当少年的苏轼，情牵邻家美少女，我们都愿意看到这一幕！ 10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要说夫妻生死离别最为著名的作品当数苏轼的这首《江城子》。这比陆游唐婉的别离更悲切更凄婉！当然，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也把那一首也摘录如下—— 陆游《钗头凤》 红酥手，黄籘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乾，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夫妻情侣的离别诗词，我认为这苏陆二人的两首是中国文化长河中之双壁，一个是生离，一个是死别，读来都让人动容，情难自禁！ 苏轼的《江城子》固然是悼亡诗词的翘楚之作，之所以动人，是因为里面有作者的感情和性情。爱之极切，才会痛之极深！苏轼与王弗，其中的浪漫和诗情画意也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爱情故事，无论是牛郎织女、董永七仙女抑或朱丽叶与罗密欧。 苏轼十八岁时，父母告诉他说，给他娶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可他从不了解王弗，根本不知王弗是否是自己喜爱的姑娘，所以他决定要“仔细”弄个明白。他一是请同学好友打听王弗人品，二是悄悄地赴青神县“私察暗访”。然而王弗也并非等闲的姑娘，在听了父母之言后，她同样想了解苏轼的德行与才学。当然王弗是大家闺秀，不便亲自出面，而是叫聪明的丫环玉兰走访打听。苏轼从同学处了解到王弗知书识礼等情况后，又亲至青神县访问多问好友，在证实了王弗是位贤淑美丽的好姑娘后，才定下心来。并将自己写的诗文给王弗。 苏轼与王弗结婚后夫妻相敬如宾，王弗不仅有温柔体贴、端庄的美德，还是位熟读诗文的才女，这令苏轼又爱又佩服。 天有不测风云，王弗是典型的“红颜薄命”，英宗治平二年（1066年）5月，刚满二十七岁的王弗突然身染重病，苏轼在京城遍请名医，但都未能挽回爱妻的生命。失去爱妻的苏轼悲痛万般，终日愁眉不展，想起爱妻对自己的深情便泪流满面。为了很好地缅怀爱妻的恩德，苏轼一直含着泪水写完《亡妻王氏墓志铭》。直至十年后他在密州任太守时，还忘不了爱妻的深情厚意，写了《江城子》词来怀念王弗。这首发自苏轼内心的悲痛之词，的确读后令人有悲伤凄凉之感。 苏轼与王弗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尤为盛行，各种版本和各种浪漫都有，本文不再赘述，一个总的看法就是王弗是一个智慧贤淑的才女！她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没有沾苏轼才气的光，反而是她的才德让苏轼这个人的性格更为完整、形象更为丰满，是一个与大文豪相得益彰的奇女子。 苏轼对于王弗，当然更多是停留在两人年少时的甜蜜和浪漫上面，苏轼陕西开始官场之路，虽然之后苏轼文名大起，但其实也就开始了其一生的颠沛流离之路，一生命乖运舛，加上之后苏迈出生，夫妻感情必然不如之前二人世界，同时正是前程无量的事业起步阶段。所以，我们看《江城子》，苏轼其他事情都没有提到，一心思念年少时王弗坐在小轩窗前梳妆的浓情蜜意。 浪漫是年轻人的专利，“小轩窗，正梳妆。”这样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心愿，却是一个时代都不能给予的奢侈。没有人会想到，这就是名满天下的苏大学士10年来的所思所想。看来苏轼一点儿没变，还是那个追求浪漫爱情的苏轼，他就这样一意孤行地情意缠绵着。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从前勇敢了许多，勇敢到当着天下人的面说这些缠绵悱恻的情话。流泪的苏轼，让这个民族都多了一份温情和天真。王弗坟墓的那抔黄土关闭了一个四川女子的故事，却吸引了无数男子的真纯目光。王弗不为苏轼而生，但为苏轼而死，死了就完完全全属于苏轼了，她的美丽第一次具有了飞越时空的质地。这种美丽去掉了她活着时的庸常和琐屑，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纯粹爱情的承诺。 顺便提一句，苏轼与王弗是一生相守后阴阳两隔的悲切，在哀伤之中还有美满在。而陆游与唐婉，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相知相恋的人生生离别，佳人近在咫尺，但却如隔天涯！伤不能伤，痛不能痛，伤到肠断、痛彻心肺，生离之悲之痛远远大于死别！生死两隔，伤悲之中更多的是叹息，扼腕之后更多的是祈祷安息之后的慰藉。生生离别，是人生最大的绝望和无助。所以，陆游的《钗头凤》读来更为凄婉，更让人动容！ 11 苏轼生命中另一个女子是王闰之。这个女子带着爱慕而来，带着愤恨而去。 早在苏轼王弗热恋时期，在王弗的娘家瑞草桥，苏轼喜欢坐在草地上与王家兄弟同饮。王家是个大家庭，有三十多个兄弟姐妹，聚到一处，热闹非凡的场面必不可少。兄弟们围着苏轼打转，众星捧月。王家的姐妹们也纷纷拿青眼瞧他，她们全都羡慕王弗，嫁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郎君。谁是娇贵客？苏轼与苏辙。其中有个少女，不单拿青眼看苏轼，她还同苏轼说话，寻机为这位才子做点什么。她扑闪着一双亮眼瞧苏轼，她曾想：嫁郎君就得嫁这样的。谁知天遂人愿，过了七八年，这位唤做二十七娘的乡村女子竟做了苏轼的新娘，欢天喜地，自不待言。但是，画中之景绝非就是现实写实，她渐渐发现，苏轼原来不是她所期待的那种男人，那么这种所谓幸福，变成了水中花镜中月。 英宗治平三年（1065），苏洵逝世。苏轼居父丧，回老家眉山住了近三年。这三当中，苏轼做两件大事，一是栽下那三万棵松苗；二是续弦，即是娶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为妻，这位王闰之就是上文那个二十七娘。苏轼娶王闰之，当在三十岁左右。王闰之十九岁。以一个乡野女子嫁苏轼这样的京官，自是欢喜无忧。日后的荣华富贵，不在话下。这既是她的，也是她的家人的期待。她眼中的苏轼，大抵是那个京官，至于别的，她就不一定看得见。随着苏轼仕途跌宕，王闰之已对苏轼失望。她嫁的如意郎君，不是平步青云，而是一路栽跟斗。栽跟斗倒不是因为官运不佳，而是性格使然。王闰之做梦也想不到她嫁了个理想主义者，后者的特征通常就是四面碰壁、八方招祸。有一年，她焚毁了苏轼所有的文字。不难想象她咬牙切齿的模样。文章非但不能带来钱财或官运，反而惹来祸端，留它何用！ 王闰之三十七岁去世。苏轼同她生活了十八年，没有为她留下一篇文字。有人讲，苏轼年年为王弗断肠，原因之一，就是对他的第二个老婆不满意。当然他不会直接讲，不留一字，已经够了。 妻子没法理解丈夫，既是妻子的不幸，也是丈夫的不幸。苏轼一生经历了三个女人，都姓王，前后两位均系夭折，中间的那位寿命长些，却比较功利，令苏轼无言以对。如此看来，苏轼在女人方面是不大如意的。仕途不畅是他自己造成，婚姻的缺憾，却像是命运作祟。 12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元佑七年（1092），苏轼再受吕惠卿、章惇排挤，于是自己请奏，出知“重难边郡”，九月赴定州（今河北定县）。第二年，又被贬知英州（今广州英德）。途中走了四个月，未抵贬所，复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此番远行，他只带了三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家中其余诸人由长子苏迈带领，赴常州就食。而苏辙也先贬汝州，再贬袁州。苏轼自嘲说，这叫做“兄弟俱窜，家属流离，污辱亲旧。然业已如此，但随缘委命而已。” 在惠州，远在江浙的佛印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昔有问师：‘佛法在什么处？’师云：‘在行处住卧处，著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什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等言，这让苏轼心情大为纾解。上面的《蝶恋花》便是苏轼在惠州所做，节奏轻快，可见苏轼心情不错。 《蝶恋花》中的佳人，令人想到王朝云。这首词可以说是献给她的。王朝云十二岁时就开始跟着苏轼。苏轼的其他几个侍妾，及至南迁，相继离去，唯独王朝云留在他身边。岭南多瘴气，苏轼曾劝她别去，她就生气了，她注定是要和苏轼共患难的。 王朝云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为西湖名妓。王朝云天生丽质，聪颖灵慧，能歌善舞，虽混迹烟尘之中，却独具一种清新雅洁的气质。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日，他与几位文友同游西湖，宴饮时招来王朝云所在的歌舞班助兴，悠扬的丝竹声中，数名舞女浓妆艳抹，长袖徐舒，轻盈曼舞，而舞在中央的王朝云又以其艳丽的姿色和高超的舞技，特别引人注目。此时，丽阳普照，波光潋滟的西湖，一会天气突变，阴云敝日，山水迷蒙，成了另一种景色。湖山佳人，相映成趣，苏轼灵感顿至，挥毫写下了传颂千古的佳句：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后来，苏轼还有一首《咏梅西江月》，勾勒了王朝云的形象。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 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 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王朝云生前最爱的还是《蝶恋花》，因为这和她身世相关。有一年她和苏轼凭窗闲坐。窗外落木萧萧，苏轼忽然叫她唱《蝶恋花》。她唱到“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已是泪流满面；她辗转病榻也时常吟诵这两句，大约是对自己的命运有预感。枝上柳棉吹又少，读来令人辛酸。苏轼终生不复听此词。 王朝云姿容俏丽，能歌善舞，可惜死在了惠州，年仅三十四岁。玉骨不愁瘴雾，却被瘴气吞没了。岭南的瘴气太厉害，以王朝云病弱之躯，如何禁得住？如果她当初听从劝告，不随苏轼南迁，多半可以终天年。执著使她的生命过早凋谢。流光溢彩的好女人，可惜死得太早。苏轼在《朝云墓志铭》中写道：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王朝云跟随苏轼二十三年，可谓漫长。能对她的生命做出评价的，也只有苏轼。苏轼在惠州失掉王朝云，无疑是人生的一大痛。 如果说王弗努力在苏轼的仕宦生活与处理人际关系工作中给予苏轼深深地关注和帮助；王闰之在苏轼经历大起大落的人生沉浮中，因为不认同其价值观，让他感到茫然和无助；那么，朝云则以其艺术气质，能歌善舞，对佛教的兴趣和对苏轼内心的了解与苏轼相投契。 毛晋所辑《东坡笔记》记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可见，王弗是爱人、王闰之是夫人、王朝云则属于红颜知己了！ 13 苏轼除了上述三王之外，还有几个与西湖妓女有关的趣事，虽然这两位女子并未对苏轼的人生形成影响，由于其浪费和有趣，姑且录之于下。古代妓女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妓女，有声妓舞妓，不一定供奉身体。 苏轼既然把西湖比做西子，他眼中的西湖是一代美女的重现。苏轼对女人是敏感的，“余杭自是山水窟，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在杭州诗兴大发，写了不少好东西。他的大诗人生涯，应该从此时算起。而诗兴大发的诱因，除了风光之外，亦与女人有关。 某日，苏轼与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惟秀兰不来，让人去叫了好几次，才姗姗来迟。问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叩门声，急起询之，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于兰者，见其不来，恼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适榴花开盛，秀兰以一枝籍手献座中，府僚愈怒，责其不恭。秀兰进退无据，但低首垂泪而已。眼看好端端的聚会会被这个盛气凌人的家伙搅黄。苏轼乃作一曲，名《贺新郎》，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绝妙，府僚大悦，剧饮而罢。词云——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阳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门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这首《贺新郎》，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女子的怯生生海棠含泪的情态。秀兰不过一艺妓，苏轼用心如此，足见其怜香惜玉。 女人和诗词之于苏轼，就是一体两面。好女人加上好风光，就有好诗词。《瓮牖闲评》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苏轼约了朋友游西湖，坐在临湖亭上喝茶。有雨袭来，不久又放晴。晚照浮在湖面上。如此好风景，却总嫌少了点什么。然而老天作美了，送来一叶小舟和几位佳丽：“湖心有一舟渐近亭前，淡妆数人。”“中有一人尤丽，方鼓筝，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竟目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 这几个女子忽来忽去的，如梦如幻，当天傍晚，在西湖边上，苏轼作长短句云：“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千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芙蕖开过尚盈盈”，年且三十余，年纪稍大，但还算可人。如果她长得难看，苏轼就未必目送之了。惆怅：人不见，数峰青。那女人的目光在苏轼心中缠绕，几天后，也是在西湖，那三十余余“尤丽”女子再度驾舟而来。这次是单身一人。原来她是存了心的。原来她也在寻找，不单苏轼在寻找。她对苏轼倾慕已久，“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惮呈身以遂景慕之忱。”苏轼不禁大为感动。对方竟然是来献身的。 苏轼写诗，时有刻薄，在文人不过是一种游戏，但别人则可能不舒服，甚至当场作色，拂袖而去。那时苏轼在黄州做官。黄州有一豪士，估计是陈慥的朋友，一日访苏轼喝酒，照例是舞妓蹁跹。其中有个容貌虽好，“而躯干甚伟”的，素为豪士所宠。这日舞罢，豪士率先喝彩，“命乞公于诗”。躯干甚伟的妓女笑吟吟地走到苏轼座前，苏轼亦笑，随口赠她两句：舞袖翩，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妓赧然不悦而去。”数人哈哈大笑！ 黄州还有一件事，也是讲苏轼与妓女的。苏轼将要离黄州，请他喝酒的人多起来。朋友们争相敬酒，苏轼由于心情好，酒量也上来了。喝得半醉，即命人排开纸笔，“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苏轼的字画，在当时已成一绝，得他一幅的，“重于珠玉”。跳舞助兴的妓女们则偷偷打量，内心羡慕，又不敢明白表示。有稍稍大胆的，红了粉脸惊叹，苏轼回头一瞧，笑了笑，随手赠她一幅。“扇题带画，时亦有之”。她们当中有一位李琪，知书而貌美，只怯于言辞，看苏轼题诗看过若干次了，终不能开口。李琪终于按捺不住，她不仅要红脸，也要开口说话。琪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熟视久之，令其磨研，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载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这东坡写下两句便搁笔了，像是开玩笑。“掷笔袖手，与客谈笑”，李琪又不好开口问，持巾站在一旁，又喜又怯的模样。眼看酒席将散，李琪顾不了许多了，再次拜请。苏轼大笑：“哦，我差点忘了。”于是继书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 行文至此。 参阅眉山知名作家刘小川关于苏轼的系列著作，深表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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