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顶帽子 |
| 正文 | 一顶帽子 电视里一播赵本山的《卖拐》，我就联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事。不管是什么年代，只要是交易就离不开“忽悠”。 那时候机关干部很少出差，特别是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每当有这样“光荣”的任务，出差者要挨个办公室打招呼。手扶门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明天我去北京，你们捎什么东西？”说者一半是热心，一半是炫耀。听者一半是羡慕，一半是兴奋。大家也不客气：“给我带回一斤大白兔奶糖”，“我买二斤果脯”，“捎回一副手套”……半个月后，出差者凯旋而归。大包小包地带回来，机关像过节一样热闹。半年后，某同志还会向同事展示脚上的皮鞋，这是谁谁在上海买回来的。 有一天，隔壁办公室的小王有了一个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到我们办公室打招呼。小凡早就想买一顶帽子，因为刚到机关不久，不好意思开口。我就代替他说了：“给小凡买一顶帽子吧”，“好的”。“要盛锡福的”，小凡补充了一句。“盛锡福？”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牌子。小凡告诉我：“北京的老字号，样子好。”年轻人喜欢漂亮。 十天多后，小王拿着一顶帽子走进了办公室。深蓝色的斜纹布、帽沿弯弯的弧形，衬里钉着一个大大的商标，显示了老字号的不同凡响。小凡连忙拿过来带上，帽子是很好看，就是小凡的脑袋有些小——走的时候忘了告诉小王号码了，帽子买大了一号。“帽子买大了，我戴不了，你卖给别人吧。”小凡说。小王不同意：“帽子是给你买的，我卖给谁呢？”是呀，卖给谁呢？我们三个人把部里的男同志的脑袋型号过了一遍“电影”，“部长戴着准合适”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说出了口。 小凡对小王说，“你把它卖给部长吧。” “我可不敢去。” 部长是一位抗日干部，很有水平，也很有威严，除了工作之外，很少和同志们交谈。前几天，因为一件小事，小王挨了部长的批评，到现在心里还打鼓呢。 “部长平时对你好，还是你去吧。”小王怂恿小凡。 小凡是部里最年轻的干部，部长把他当做下一代，自然要客气些。 小凡硬着头皮敲开了部长办公室的门，部长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转椅上看文件。这样的转椅部里就一个，黑牛皮的，据说是从日本关东军那里缴获来的。“什么事？”看见小凡进来，部长抬起头来，顺势背靠在了转椅上，手拍打着转椅的扶手。 “部长，你戴戴这个帽子试试。”部长头发有些稀疏，喜欢戴帽子。部长摘下旧帽子，这个帽子陪部长已经好几年了，洗得有些发白，帽遮中间滑稽地弯曲着。部长戴上新帽子，往下拉了拉，正一正，感觉一下。 “部长，你戴上这个帽子真精神。”小凡非常及时地夸奖了一句。“是吗？”部长高兴了。站了起来，走到门口的镜子旁照了照。 “盛锡福的，老字号。”小凡继续说。“嗯、嗯……”不知道部长是对帽子满意还是对老字号满意。 “部长，你的帽子太旧了，该换换了。”部长好像没听见，继续照镜子。 “这个帽子的蓝颜色太纯正了，你说呢，部长？”小凡舌巧如簧，因为部长不卖这顶帽子，他就不好处理了。他紧张地思索着，不断用新的理由说服部长。 “这顶帽子是部里最讲究的帽子，全机关就这一顶。” “是吗？这句话似乎打动了部长。 “多少钱？”，“三元七角。”小凡一看有门，赶紧说。 部长翻遍了口袋，“只有三元一角了。”小凡说，“六角钱不要了。”“那怎么行？”部长一瞪眼睛。 “这两个月的烟钱要省省了。”部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因为部长老伴每个月给他的买烟钱是有数的。为了节省，一般情况下，部长吸烟都是一根根地从口袋里往外抽，舍不得给周围的烟民分享。 小凡接过钱，转过身吐了吐舌头，心中暗喜，“这回解决个大问题。”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部长给了小凡六角钱。 …… 三十年来，这个故事在老友相聚、茶余饭后不断重复地讲着，有时取笑小凡太能忽悠，有时议论部长是“妻管严”，有时感叹当时生活的艰苦……终于有一天，我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忽然悟到了岁月的沉重。 三十年了，流走的不仅是岁月，还有岁月的故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故事，真实故事不能像电影故事那样“穿越”。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想象在网上拍得一架数码相机，到手后感到不满意，我能不能像当年小凡一样推销给部长？想来想去，结论是——不可能。当年不可能出现“大忽悠”卖拐，因为不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存在，那时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我也不可能把相机“忽悠”给部长了。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物质极大丰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部长再不会每个月为几块钱的烟钱与老伴讨价还价了。现在网上频频曝光领导抽“天价烟”，戴“天价表”，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个别现象，但很多领导干部抽烟、喝酒不花钱是不争的事实。对名烟名酒，老百姓说，“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抽的不买，买的不抽。”照相机更新的如此之快，部长家里恐怕已经有好几台了。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加入摄影家的行列，摄影技术是不是一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备一定要是一流的。部长若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单反相机、各种长枪短炮的镜头早就齐备了，当然也包括有许多胯兜的马甲。这时候你拿着玩具似的傻瓜相机卖给部长，像把电脑卖给柳传志一样可笑。 再说我们与部长的关系也变了，那时候讲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民主生活会上，一般党员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领导。现在关系就没有那么单纯了，其中有太多的纠结。现在领导干部看待下属，不单单看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还要看远近亲疏、能否为我所用、有没有背景、有“礼”没“礼”……。现在下属评价领导也不单单看能力水平、工作业绩，还要看能不能给大家“办实事”：解决房子，给子女安排工作、争取领导指数、提拔重用自己……市场经济吗，人们看重的是利益。有一个县委书记大言不惭地说，“这年头你不送礼，当个科长给我看看。”虽然这是少数人的狂言，但你不但不给部长送礼，还拿个破相机让部长掏钱买下，简直就是精神病！ 当年小凡“忽悠”部长买下帽子，是解决他用生活费买了一顶不能戴的帽子的难题。小凡让渡的是帽子，部长花的是现金。交易公平，部长连六角钱的便宜也没有占到。整个交易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需要遮遮掩掩的东西。现在我再找部长，绝不会是这样简单的近乎原始的交易，我紧盯的一定是部长手中的权力。希望部长在工作调动、职务升迁等方面多多关照。说到底就是希望部长运用公权力为我谋私利，同时部长也会心知肚明我会给他相应的好处。现在交易的目的不那么单纯了，不那么光明正大了。 想到这里我明白了，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因为人们聪明了，学会了如何购买和使用公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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