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说说我村的瓜牛牛 |
正文 | 我们温集村位于新阳镇的中心,是本镇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全镇唯一的集市在我们村上,全镇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新阳中学也在我们村上,至于温集中心小学,温集初中在我们村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村的经济虽然比不上邻村的胡大村,然而文化氛围却是相当浓厚。每年考入大学的大学生数量都是遥遥领先,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生很多,博士生也不少。这一切的一切在我们心中都引起无比的自豪。 记得上中学后,我们新阳中学的同学来自三个乡几十个村庄。由于来自不同的乡村,思想意识总有差异。记得下课后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村与村间的比较,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此。每个村的同学都联合起来争论不休。话题无非是:哪个村的水是全镇最纯净的,哪个村的戏唱得最好的,哪个村的地是全镇最好的;哪个村的名牌大学生最多的,哪个村的名人名气最大的……我们为了这样的问题,展开激烈的大辩论,往往争的面红耳赤、脸红脖子粗,更有胜者唾沫横飞、拳头相向的。我们村子大,学生数量多,所以,大多争辩都是我们温集村取胜。然而就在胜负基本有定论时,不知谁喊了一句: “温家集有三宝:养明、拐货、瓜牛牛。” 此话一出,我们温集的同学刹时就象泄气的皮球,不吱声了。温家集的“三宝”,似乎成了温集人心中的伤疤,也是最敏感的神经。 养明,我们小时候,看不出他哪里不对劲,大人却把他当半疯半傻之人看待,他人不坏,也不欺侮小孩,每到过年前,他背一个大背斗“挨家挨户”要蒸馍。 拐货,其实农村人把“拐”当作坏、差来看待。所谓“拐货”就是村民对他卑视的称呼。他确实如他所名,人并不傻,只是有些坏。他专门欺辱老实人,欺辱小孩。我们小时候很怕他,老远看到他,便撕腿就跑。直到上中学,我每天上学经过他家门口,每次心里都惴惴不安、心惊胆战。 至于瓜牛牛,是我们村的“明星人物”。我敢这么说,每一个温家集的人可以不知道当年的村书记是谁,但却不可以不知道瓜牛牛是谁。我们老家人把瓜其实当作傻来看。他不疯不癫,大脑基本正常,只是大脑的发育比别人慢而已。再说他确实有些傻气,而且傻得憨厚、纯朴、可爱。这是我们温家集人共同见证的。 首先,在他心目中没有自我,用家乡话说就是分不清里外。 他爸在集上摆个干果小摊,他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就往口袋里装瓜子、麻子。气得他爸训他,但他过了也就忘了。他给自家干活,并不经心,给别人家干活,却格外上心。一听说谁叫他帮忙,他有求必应,就是别人不叫他,他也主动去帮别人。只要是他碰上了需要帮忙的,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他都乐意去帮,从不含糊。尤其每到逢集,他就忙得更是不可开交。一会儿给东家搬东西,一会儿给西家搭凉棚,一会儿又帮人家上货、摆货……。有些人过意不去,送他一些东西,有些人从不给他东西,他也从不计较,毫不在意。时间长了,凡在集上摆摊做生意的人大多都认识他,大多人都受过他的无偿帮助。 村里的善良老人一边奚落着他的傻,一边又心疼他;还有一部分可恶的人一边利用他,一边又嘲讽他。他从来不管,或许他根本不懂别人对他的嘲讽和奚落,依然如故。 我们农村,一年里要唱几次大戏,也就是秦腔,那是庄农活人最大的娱乐节目。每次开戏前的几天里,瓜牛牛就已经忙开了。第一件要做的就是翻晒戏袍,准备唱戏的道具。接着就是打扫收拾戏台,一个人洒水、扫地,忙的不亦乐乎,忙的是一脸的疲惫,一脸的幸福。前前后后忙几天,却从来不知要一分的工钱。开戏了,有些小孩爱往后台跑,一个是偷看演员化妆,另一个是趁大人不注意,揪个帽子上的缨碎子或偷一幅唱戏用的假胡子或不太值钱的道具。这时团长就让他把守后门,一旦有小孩靠近,他就会拿唱戏的马鞭子抽小孩的屁股。所以小孩一看到瓜牛牛把守,轻易不敢靠近。对唱结束后,每天晚上要留人员看守戏台。想想,夏天好办,每年春节都是天寒地冻的,就是发了工钱也没有人愿意看守。这时,还是瓜牛牛“冲锋陷阵”,而且还不要工钱。你说这样的人不傻谁傻? 我们温集村是个大村,十八个生产队,五六千人口。一年的红白喜事自然少不了。他的信息很灵通,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了,谁家的姑娘要出嫁了,谁家的孙子、孙女要过满月了,谁家的老人去世了,谁家的老爷爷要过八十大寿了,谁家的老人要烧三年纸了……他总是能知道。我们村子的人都搞不清楚,他是如何知道的,这时候,甚至我们都怀疑他到底是傻还是不傻,无从知道。而且他从来都是不请自到。他一到总是捡哪个最脏最累的活干,哪个活没人干他就干。 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还没有通上自来水。过事情,吃水问题便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吃的洗的水,都要从沟里去挑,而挑水又是最辛苦的。一般都是自家人或最实诚(关系最铁的亲戚朋友)的人去挑。这时,瓜牛牛二话不说,接过扁担就去挑水。到后来,家家都通上了自来水,不用挑水了,他就去给人家涮锅洗碗。活干完,吃饭随便吃一些也从不挑剔。主人过意不去,抓几把瓜子花生糖果之类的装他口袋。他一看到有小孩,就又送给小孩了。我小时候,他老来我们家,我也就没少吃他给我的糖果。 瓜牛牛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这不仅是他在全村是最傻最笨的,更重要的是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我小时候,他经常出入我家,和我的父亲经常一起来往。记得有一次我5岁的小侄女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瓜牛牛是我爷爷的好朋友”。少不更事的小侄女这一句话说的让我真是百感交集。 我的父亲当了大半辈子的村干部,不善言谈,更不懂交往,只知道埋头干着最平凡的工作。村里所有人都说他是老实人,我却从有些人的嘴里听出这句话的言外之意:说我的父亲傻。不错,我的父亲最老实,也最傻。当了几十年的村干部,我们家的事他基本上不管(都撂给我的母亲),却天天忙里忙外地忙着村里人的事。虽没干出什么成绩,但也从没做一点,那怕是一丝一毫损公肥私的事,更没有借工作之便给自己捞一分钱的好处。说起来,和我父亲一样“傻”的人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只有他能把瓜牛牛当朋友,也只有他才和瓜牛牛的关系最好。不同的是,我父亲是一个能写会算,有些文化的“傻”人而已。 记得小时候,落后的村子与外界的联系只能是以书信的方式来联络。哪时电话很少,手机基本上没有,电报虽然有了,但费用太贵,除非重大事件,一般很少发电报的。再说,发电报的内容大多是“凶多吉少”。在我的一生中只收到过一封“电报”,那便是父亲临终前的病丧电报。所以,书信往来和现在的手机、互联网一样使用频繁。那时,邮递员负责将信件从邮局送到一个村的大队部,然后由大队部捎人(找熟悉的人)顺便带信。这样一来二去,一封信从写信到收到信差不多得一个星期,甚至有的信一个月还收不到。再说,丢信的事件也常常发生。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村民就多花两毛钱发个“挂号信”。挂号信一送到大队部就在喇叭上通知取信,而平信就没有这样的待遇。那时我父亲还在大队里当村干部,为了不丢信,他一般把北庄里的信能带就带过来,南庄里,庙背后,毛家巷道,稍远一些的地方,就让瓜牛牛去送。瓜牛牛更是当仁不让,都说他傻,但他办起事来一点都不傻。让他送的信,他从来都是及时送到,更不用说丢信了。我小时候都不理解,到底对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怎么才能做到的。后来才知道。我的父亲把要送的信分成南庄,北庄等,然后说一个他知道的人家先送去,送去后再让送信的人家告诉他下一封该送到谁家。就这样,一家家,一户户挨着送去。他送信从来不马虎,从不懈怠。不知一送送了多少年,直到后来我的父亲去世了,这些事由谁管了,我也就无从知道了。 在村里人心目中,他是一个最傻最笨的人。在我心目中他却是善良纯朴、憨厚老实、可爱可敬的人。 三十年前,当我还是未满十岁的小姑娘的时候,记得老师布置过一篇题目为《人民的勤务员》的作文。我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他,写的也是他,一个全村人公认的最傻最笨的人。没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还有要为他写一点东西的冲动。 当今社会“聪明人”很多,而“傻子”却很少了。不知是看多了“聪明人”的自私自利、斤斤计较、麻木冷漠、投机取巧、贪得无厌地索取、不择手段地占有的缘故;还是很少再见到象瓜牛牛这种傻到没有自我、不分里外、只知付出、从不计回报、助人为乐的无私奉献的人的缘故,我很想为这些原本不聪明,甚至还傻得如此彻底,又如此单纯善良、憨厚老实、毫无城府的人说几句公道话,借此抒发一下我的感慨和无奈罢了。 回想瓜牛牛的事迹虽然是如此的平凡和微不足道,然而它就象萤头小光,却让人看到了人性的亮光和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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