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絮说家乡三十年 |
| 正文 | 我老家村子里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做梦都没想到天上会掉馅饼，而且还掉的是金饼——2011年春节前，因为村子规划在工业园区，征用了那些屙屎不生蛆的荒坡，每个人分了30万元。30万元啊！我工作了二十多年，不吃不喝工资攒下来也不到这个数。 我的家乡在晋宁县晋城镇东南的化乐（原来化乐是一个乡镇，2007年后才撤乡并镇划归晋城镇）。原化乐乡是一个山区乡镇，人口人，78个自然村分散在地势狭长的崇山峻岭间。物产不丰，人民生活维艰，被人们戏称为“化乐是条槽，雁过要掉毛。” 我的老家就在化乐较偏僻的大江头村。以前，村里的小伙到邻村去说亲，人家一听是大江头人，任凭媒人有怎样的三寸不烂之舌，女方父母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谁愿意山前的花移到山后栽？小姑娘们想到那“进门爬大坡，吃水要过摸。”，“上坡关节炎，下坡气管炎。”下雨天上个街还要赤着脚，走到公路边水沟里洗洗脚才换上鞋子的生活条件，更是心都凉到脚后跟。 的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那样的生活条件，现在说给我女儿听，她都以为是我在编故事呢。全村两三百人就只有一口水井，吃水要起早摸黑去挑，起得早的可以挑上一担水，起迟了就只能提起半桶、三分之二桶、三分之一桶……我家吃水呢，往往是我放晚学后，约着小伙伴插根木头到井里，人顺着木头滑到井底一瓢一瓢地舀。吃的粮食基本上一年有半年吃包谷饭。也难怪，那些像系腰带一样围着山绕的梯田，全靠下雨才能插秧苗，哪能满足温饱？农闲时，人们就去山上拾蘑菇、采老白花（其实是大树杜鹃花）、掐蕨菜、摘杨梅、抓松毛团……到街上去凑零花钱。村子到公路只有一条土路，被成群的牛羊踩得坑坑洼洼的。那时，父母对儿女最大的希望是：要么读书成器到城里当工人，要么就嫁到坝子里去。 我考取师范学校时，老人们蹲在墙角抽旱烟纳凉，谈论的话题总是村长家的三儿子可以抬上铁饭碗了。和我一起挑柴、拾蘑菇的小伙伴，后悔当初没像我一样用功学习。我心酸地劝他们：行行出状元，生活总会好起来的。 果真也如此，我在昆明读书的八九十年代，每次放假回家，村里总会有些许变化：村子里不时冒出一两所红砖房；以前开拖拉机的换上了农用车、东风货车；村外国家投资修建了马安塘水库，顺便也推出了一条大路；化乐乡政府又投资接通了水管，解决了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问题；田里栽种菜豌豆、玫瑰的人家多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上在村头建起了砖厂。我那些童年的小伙伴们也骑上自行车上班，成了砖厂的工人，半年下来，也能买台录音机或是彩电，回家放邓丽君的歌和港台武打片。可是，小姑娘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流失，要么就是跟着四川小工头跑了，要么就是远嫁了，我的小伙伴们只有干瞪眼的份。 翻天覆地慨而慷。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二五”期间，国家实施“桥头堡”战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新昆明“一湖四片”规划的宏伟工程迅速启动。晋城镇被纳入新昆明南城区的规划。大山被惊醒了，人们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投身于晋城工业园区建设。昆明市的龙头企业三恒铁厂在这儿落户了，高耸入云的烟囱喷着热情的火苗；奶牛厂规模化了，养牛散户把牛牵进了奶牛厂，鸡生蛋蛋又生鸡地壮大着牛群；中铁十三局投产了；几个新项目大工地又机声隆隆：破碎头有节奏地啃着土夹石，挖机不知疲倦地挥舞着铁臂，货车你追我赶地来来往往…… 有了钱就是不一样，村民们小眼睛鼓起来了，小腰板挺起来了。以前跟外地人私奔了的小姑娘，如今又拖儿带女出口转内销回家落户。三四层小洋楼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假期里约他们去大理、丽江玩玩，才说出口他们就说要去北京、越南，倒把我吓得哑然溜走了。小伙子们把拖拉机、摩托当成废铁卖了，换成了广本、福特、尼桑。大姑娘、小媳妇们吃过晚饭后，就去灯火通明的工业园区路灯下跳舞。孩子们走进了标准化学校上学，吃着营养餐，坐在计算机教室与世界接轨。我那老实巴交的叔叔，把钱存进了银行，进了中铁二十三局做保安，说现在没农活干了闲着会生病。有几家约着到安宁市、峨山县又承包了几十亩土地准备大干一场。也有几个不务正业的亲戚，整天打麻将、推骰子输了大半家当，被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坐地日行八万里，真应了“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那句老话。家乡的变化坐着火箭都追不上了，再过几年，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们，一定找不到儿时的回忆了，因为城市已建到农村，农村已联着城市了。 2012年11月25日1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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