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故乡,历史和花朵第一辑登阜云台山后记 |
正文 | 登阜云台山后记 这里说的云台山,其实是一座宏伟高大的汉墓。 墓的大小在中国古代是要体现死者的身份地位的。这一历史始于春秋战国时。《吕氏春秋》里说:“营丘陇之大小、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春秋战国之前,讲究的是“不封不树”,然而到了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享极世间欲乐的王侯大家们死后也要显出他的霸气来,于是就用巨大的封土来表示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尊位。据《周礼》记载:“尊者丘高而树多,卑者封下而树少。天子坟高九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七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既然“丘封之度”是高卑、薄厚、贵贱之等级体现,那自然要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所以自秦汉之时起,帝王将相便都细心地经营“丘垅之大小”了。怎样经营呢?《吕氏春秋》中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然而岁月无情,大多古墓现在除了高大的封土,其余的已经都荡然无存了,而且曾经不可一世的墓主们大多连姓名也早已湮没无闻。如果不是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就连他们的封土迟早也是会了无痕迹的。我的家乡曾是汉河间国的国都,刘邦的儿孙们在这里豪奢一时,死后便留下了众多高大、宏伟的汉墓,除了那些被挖平的之外,如今尚有三十七座,这就是献县汉墓群。 献县汉墓群向以高大著称,然而历代法律对墓葬封土的高低、大小都是有规定的,郑玄注疏的《周礼》中曾引过《汉律》,其中说:“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汉代的一丈约合现在2.31米,“四丈”也就是9.2米。帝陵如何呢?据相关的考古材料介绍,西汉的帝陵,除文帝霸陵是依山为陵之外,渭河北岸咸阳原上的九座帝陵一般底部都是约150—170米见方,上筑高大的覆斗形封土,高约20--30余米。《关中记》记载说:“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东汉呢?蔡运章在《东汉帝陵封土考辨》一文中说:“东汉王朝奉行节俭薄葬制度,帝陵封土的规模与西汉(笔者注:西汉盛行厚葬)诸陵相比,‘要小的多,墓冢直径只有70米到130米左右,高度不只20米。规模变小,达到节俭薄葬的目的。’(《中国文物报》2006.10.20第7版)”历史上关于东汉帝陵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续汉书?礼仪志》刘昭补注所引《古今注》与《后汉书》李贤注所引《帝王世纪》之中,这两部书成书于东汉或距东汉不远,其内容应是真实可信的: 光武帝原陵方323步,高6丈6尺;明帝显节陵方300步,高8丈;章帝敬陵方300步,高6丈2尺;和帝慎陵方380步,高10丈; 殇帝唐陵周208步,高5丈5尺;安帝恭陵周260步,高15丈;顺帝宪陵方300步,高8丈4尺;冲帝怀陵方183步行;质帝静陵方163步,高5丈5尺;桓帝宣陵方300步,高12丈;灵帝文陵方300步,高12丈(宣陵、文陵数据引自《帝王世纪》) 献县汉墓群中封土高度超过汉朝帝陵者不再少数,其中以云台山为最高,达28米,合成汉代单位为12.12丈。是谁竟敢比天子之陵还要高大呢?是谁有这样的身份地位呢?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些故事来证明历史的某些东西。 县志中记载说云台山可能是东汉乐成靖王刘党的墓。《后汉书》里记载的很清楚,刘党是汉明帝的儿子。帝子神孙,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皇家出身,这可是比最高干子弟还要高的。中国人讲究出身论,其实是讲究家庭和个人在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一个人在社会里的身份地位如何,要看他在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如何,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要看他所在的家族在权力等级顺序里的位置。中国社会自来是等级森严的社会,皇帝占据着金字塔的顶点,也就是绝对的权力顶点,皇帝以下是各个不同等级的官员,从部到省,从省到县,若大的官僚阶层通过权力的分配最终完成以家庭为基础的等级权力划分。最终,家庭位置决定了个人在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 有了权力便有特权,权力是官僚阶层维护其家庭特权的根本性因素。官僚阶层通过对权力无法厌足和无法抗拒的追求,奠定了整个家庭在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同时,家庭内部成员也就享有了在该位置上所能拥有的特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典型的中国式权力分配的结果。 权力分配完成之后,滥用权力谋取特权就成了中国官僚阶层中最常见的现象。刘党从皇子到皇弟,再到皇叔,特殊的家庭出身使他成为一国之王。公元66年,刘党受封为乐成王。公元79年,汉章帝把中水、饶阳等八县增益给刘党的乐成国,至于原因,则是因为汉章帝特别亲爱这个和他同年的弟弟。公元89年刘党赴封国乐成。在乐成国内,刘党迫使一个叫哀置的女人和他私通。哀置本来是皇宫中放出的,按法律规定不能进入各王国的宫内。哀置的丈夫章初打算上书揭发刘党。刘党得知后,便叫人暗杀了章初。这件事被他宫中的三个人知道了,于是他就把这三个人勒死杀人灭口。“我侄是皇帝,我怕谁?”在这种人面前法律自然只是一张废纸,而纪检监察机构也只能是个摆设。后来汉和帝听说了刘党的作为,于是象征性地下诏削去了乐成国的东光和邬两县。于此可见,特权对于官僚阶层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要是换做平民百姓不知要被杀头几次。 刘党早就死了,埋在云台山下。即使云台山里埋的不是刘党,那也是和刘党一样的人。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特权。献县汉墓群下的王侯们早已死去了千年,虽然他们的封土都很高大,但能确定下来的墓主还是太少。但这并没有关系,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多,死后不见得被人记得,虽然生前所享有的特权留下了痕迹。看看今天,就知道刘党们的历史了,因为今天的许多官僚们还在重复着刘党们的生活。著名汉学家罗兹?墨菲在他的《亚洲史》里说,“就整个亚洲来说,威信、权力、社会身份的影响力,仍然由家庭、村庄、工作单位、行政辖区、公司甚至国家等等各类集体的头头们所享有”;他还说:“正确遵守等级制度规则是维护社会和政治和谐的最基本手段”。看来,高大封土的特权实在值得思考,中国如此,亚洲整个如此,世界更换的只是外衣,不变的依然是里面丑陋的裸体! 翻一下历史就会知道,特权是官僚阶层取得权力后自动生成的腐化剂。从个体的腐化渐至到整个阶层的腐化,进而演变为国家和社会的腐化。国家和社会腐化是催生暴力的原因,于是旧的官僚阶层被推翻,继之以新的官僚阶层。新的官僚阶层同样享有特权,腐化剂继续起作用,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循环论。它不只是政治上的缺陷,更是文化上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崇尚特权的文化。 这本身是个不完美的世界,出身底层的人仅凭个人奋斗改变不了他在社会等级顺序里的位置,除非他掌握了权力,这也是中国人都想当官的一个根由。 面对权力带来的各种特权红利,官僚阶层有谁愿意放弃权力呢!由此,我还是想到了吉拉斯:一个旧贵族留下的大别墅里,热闹的晚宴如常进行。这是一次党政要人的聚会,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吉拉斯躲在幽暗的角落里,浑身发冷。他看到,革命前为贵族当侍者的老人,眼下正在为他的同僚们当侍者;革命前为贵族拉货或站岗的青年,仍然在风雪中饥饿地哆嗦。唯一不同的是,别墅的主人换了新面孔。那么胜利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夜晚,吉拉斯彻夜未眠。他没有惊扰家人,独自在屋里踱了一晚上的步,然后,果决而平静地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条不归路,不仅意味着要放弃高位,公开表示对自己的批判,更意味着将会与曾经携手并肩战斗的同志和曾经一起坚守理想入死出生的战友们分道扬镳。 吉拉斯回归了理想者的位置,此时,他再也不是南斯拉夫的副总统、卓越的国家领导人、铁托同志最亲密的战友。他要做的就是要消灭特权,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这是理想者的不归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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