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人与政治 |
| 正文 | 中国历代文人，无人不极力想走上仕途，经世济民，建功立业。古人追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为上，立功次之，立言则为下矣。立德为上，因儒学以仁为核心，也因立德最为不易。以德传不朽，非凡人所能为；而且我想，愿吃苦、吃亏，甚至放弃荣华富贵来求不朽的人毕竟是少数。最好是立功，既流芳百世，又尽享荣华，何乐而不为。所以历代文人无不挖空心思要做官，要干点事业。只有仕途失意，才不甘心地去闭门著书或做行吟诗人。 但事于愿违，真正出色的文人，特别是出色的诗人，能干点事的极少。文人为官，多受排斥，即便稍有顺利者，也大多做个闲官——像现在的享受待遇——进不了政治核心圈。更多的是被谪、被贬、被流放、被廷杖羞辱，甚至丢掉身家性命。极少数文人因家世或机缘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站在风口浪尖一展抱负，却难逃失败的命运。 对文人失意的现象，人多从失意出文人的角度去考察，认为文人因失意才能专心于创作，才能成就文学事业。有趣的是，并不是每个失意者都能成就文学上的声名，而几乎每个文学天才，在仕途上都是不得志的。前者很容易解释——文学天赋不是人人都有；而后者就值得探究了。 细细想来，古人所读之书虽无大异，学识范围也不外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但人的禀赋各异，志趣不同，性情更是千差万别，造就的文人也各式各样。一般来说，我们所说的文人，多指诗文出众的人，放在今天来看，文人就专指诗人作家人文学者之类，而不是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或各种学有专攻的人。所以我们说的文人走上仕途，就是诗人作家去抢政治家军事家的饭碗。 这样一分析，问题就明了了。 文学家和政治家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文学家追求的是美，摒弃的是丑；政治家拥抱的是正义，对抗的是邪恶。真正的文学家和真正的政治家是能走到一起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历史上有太多真正的文学家，但出现过几个真正的政治家呢？ 历代帝王谁不视天下为自己的私人牧场，视百姓为自己的奴隶，视官吏为自己的牧人与鹰犬；历代将相谁不视仕途为自己攫取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途径。谁有真正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谁又能通过政治去追寻过真理和正义。中国史书上密密麻麻书写的都是阴谋、倾轧与残暴，中国历史上充塞的是些政客，而非政治家。 这样一分析，问题就更清楚了：中国最好的文人几千年来都是在和满朝的政客打交道呀！ 文人和政治家打交道，要容易得多，轻松得多，也融洽得多，不用老是当心掉脑袋，因为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真善美的奉信者和追求者。不太浮夸，有点实干精神的文人，也许还真能成为不赖的政治家。 但是文人和政客打交道就困难了，就要被妒嫉，被歧视，被戏弄，被畜养为玩物或点缀。如果文人还不知趣，得寸进尺，硬要往政治漩涡里钻，那就危险了。如只是烦你聒噪，不过将你逐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若你真的碍了事，只怕性命怎么丢的也闹不明白。 文人称政客为政客，实有轻视之意。中国有点骨头的文人对政客都是看不起的，常要标榜自己蔑视权贵，笑傲王侯。这未免太幼稚了。政客之所以为政客，自有他过人之处，不是单纯而不通世故的文人所能洞察的，所以文人那点小把戏，小伎俩，小脾气，更是为政客所不屑。文人常自以为高明，点到政客的疼处。若因此以为高过政客，那就大错了。常点到政客的疼处，实是文人最不高明之处，幼稚之处，露浅之处。政客是狮子，文人不过是汪汪叫的小狗。 文人和政客打交道，最好能学些政客的手段，或干脆将自己变身为政客。政客的手段，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种： 手段一，能入世俗。文人都清高自傲，孤芳自赏，不肯与世同俗，目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常要遗世而独立。殊不知此乃入仕者大忌，当官要的是利益，利益需要争斗，争斗需要盟友，盟友需要结党，结党需要笼络，笼络需要奉迎吹捧，酒来肉往，乌烟瘴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有生动描写。太清高，太自傲，太孤芳自赏的人，融不进去，勉强进去了，大家都不舒服。嵇康就因不肯入俗不进圈子，不肯进也就罢了，还写文章骂，最后丢了性命。屈原的不幸也源于他格调太高不能入俗。 手段二，深沉能忍。成功的政客必有其大抱负，大度量，大城俯，至少表面上必须如此；而且必要时要能服软，要能装孙子。曹操和祢衡就是一对绝佳的例子。曹操雄才大略，胸怀天下，被无知文学青年祢衡当众顶撞、讥讽，几近辱骂；众人皆欲杀祢衡，曹操不允，而是将其送与刘表，欲借表之手杀之。曹操不但城俯深，而且很识时务，会服软，华容道遇关公，竟不顾丞相之尊跪拜求饶。他给关公下跪不是怕死，而是抓住了关公的弱点：喜欢被人抬举；是号准了关公的脉：讲义气。他叙旧、下跪是软化关公的手段。和曹操同样英雄的韩信不也曾受胯下之辱吗？自视过高，血气方刚而无一点社会经验的祢衡可谓有眼不识泰山。曹操并非不生气，之所以放过祢衡是因为他文名很大，比较有社会影响力。可祢衡不自知，以为骂了曹操就胜利了，天下扬名了，傻乎乎地按曹操的安排一路骂去，结果丢了小命。 手段三，会妥协。政治是妥协的学问，不懂妥协，就不懂得政治。政治问题实际是利益分配问题，具体到中国古代就是如土地归谁所有，由谁来种，粮食怎样分配等等。围绕这些问题就产生了数不清的复杂问题，道德的、政治的、军事的、法律的。好的政治家就像一个蛋糕师，不仅要将蛋糕做好，更要将蛋糕切好，让吃的人都能接受。这中间必有许多不同利益，不同意见，必有许多争执、吵闹，甚至兵戈相向。所以，身处政坛不会妥协是寸步难行的。而文人大多理想主义重，爱认死理，在政治圈中混不下去也属正常。我们现在公认的政治改革家商鞅、王安石等，就因不会妥协，弄得下场很悲惨，而且在历史上遭受不少非议，甚至被认为奸邪之人，所持主张被斥为有害之术。悲乎！ 手段四，会自自轻自贱。清人高士奇见皇帝从马上跌下来弄脏了衣服，便滚一身泥来让主子高兴，可谓自轻自贱的典范。自轻自贱可讨主子欢心，可使敌人心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文人多自重自爱，不屑于做此等勾当。政客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族，自轻自贱实是小菜一碟，何况在一人面前自轻自贱，便可在万人之上作威作福，合算。 手段五，会干实事。文人多只会舞文弄墨，夸夸其谈，真正能踏实做事的不多。曹植其实不懂多少政治，只会喝喝酒跳跳舞；陶渊明连个小县令都做不了；杜甫做了几天官就卖药去了；王维当了伪官；李白压根儿就没干过正事，从一次军还上了贼船；苏东坡算是能干的了，但也没弄出多大成绩。历代的政务，主要还是靠那些踏踏实实的平庸之辈来完成的。 手段六，会婉转说话。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臣子说主子的案例，但没有一例是直话直说，慷慨陈词的。都说得小心翼翼，旁敲侧击，曲曲折折，藏藏掖掖，只有到了最后主子想通了，大概也是同意了，才引出正题，把话说明。大家都为老祖宗的说话艺术自豪，反复玩赏时，我只有悲哀，只有对西方人气势磅礴、感情充沛、直抒胸臆的演讲辞的崇敬。在高度专制的社会里，下级是没有直话直说，甚至没有实话实说的权利的。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谏臣要数魏征了，但他也是得到太宗首肯的，而且说的还是比较小心，很有分寸。太宗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皇帝，魏征在某种意义上是他标榜自己从谏如流的工具。据说魏征的死还很有些疑点，虽然太宗在他死后叹过：吾失一镜矣！偏偏文人为文虽千曲百转，说话却多喜直抒胸臆，而且还爱说真话、说实话，不知忌讳，当然要挨整；祢衡当然也难逃一死了。 这六种手段大多都非文人所能，即便有人教，依文人的脾气也断做不来。文人就是文人，文人不是政客，文人若学会了这些手段，乐于使用这些手段，这文人就不是文人，也成不了文人，而变成地道的政客了。 这样，文人失意就在所难免了。李白是中国所有文人的偶像，是文人中的文人，想做官干大事业的愿望也最迫切，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的失意情绪也最重。后人弄不懂李白这样的天纵之才挟高度的政治热情为何不得稍有作为，往往怪朝廷腐败，奸臣当道。殊不知李白骨子里文人脾气最大，也是历代文人里最傲的，简直是一狂徒。他的问题是不肯入俗，不仅写诗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做人又要做什么楚狂人，还要凤歌笑孔丘。为人又不深沉，才接召便狂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稍稍得志，便演什么贵妃研墨、力士脱鞋的闹剧。又不愿妥协，偏要去得罪李林甫。更不愿自轻自贱，去拍要人的马屁，虽赶场子喝酒、赋诗、舞剑，实为排遣郁闷，非屈俯就人。加之不干实事（或想干而没有机会），说话又直，说什么“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事权贵，你来朝庭干吗？最后落得个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其实，李白如果能放下文人架子，依玄宗对他的欣赏，要有所作为是有机会的；盛唐并不是由奸臣和小人造就的。 李白尚且如此，其他文人可想而知。 所以中国历史上出色的文人都不得志，或在诗酒放浪、落落寡欢中度过一生，或卷入政治漩涡中英年早逝，悲哉！更可悲的是中国文人尚不自知，还整日哀叹自己壮志未酬、明君未遇，还念念不忘自己本无力参与的政治，那么一厢情愿，那么依依不舍、流连忘返。悲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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