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年是爹妈年是家 |
| 正文 | 年是爹妈年是家 王建福 每年过年，我发给同事、亲友的贺年短信，都是自己写的。我一般不转发，觉得转发的总有点不贴切。纵是有些好的短信对某个人或人群合适，也难得去一一对号入座。还是自己写，才能够比较准确地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 去年我写的短信，有一句是：年是思念年是情，年是爹妈年是家。这句话，在我是有真实体验的。因为，爹妈都在时，我每年过年是必定要回家的。爹去世后，妈在，我也年年回家过年——不管是在爹妈的老屋，还是在老妈居住的弟弟家。但是，自从老妈去世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回家过年这一说了。 我家汉口的老屋很小，进门一块7、8平米的位置，是客厅兼厨房。后面同样面积的一块，是爹妈的卧室。爬上一段嘎吱作响的木楼梯，楼上十几平方的地方，过去是小弟一家三口的地盘。他们分了房子搬走后，就空了出来。老伴和我相识的第一年,陪我到武汉过年，就住在这个破房子里。那一年工厂分鱼，我们俩在同一个班组，有一条没法分的大鱼，正好就给了我们俩。那是物资何等匮乏的年代！我们俩抬着一条尾巴拖到地上的大鱼进家门，把老爹老妈高兴得合不拢嘴。老妈挽起袖子杀鱼派菜，老爹架起油锅炸丸子炸鱼块，热呼呼的年味儿就升腾起来。穷家破屋也过年，是因为家里有爹妈。 爹妈在，做儿女的就想回家过年，但是不一定都能够回家过年。我家九姊妹多在外地，不是公事繁忙，便是受儿女家事拖累，很少一起回家过年。九姊妹一个不少地围着爹妈过个年，是不敢想象的奢望。1986年春节，在广州美院教书的三哥提议：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九姊妹一个不少地回家，和爹妈一起过一个团圆年。怕大家经济上有困难，三哥表示所有公共费用都由他承担。三哥的诚意感动了大家，那一年，我们九姊妹真的都回到了爹妈的身边。最远的二哥，是年三十晚上带着孩子们从贵州赶回汉口的——他们一到家就开始吃年夜饭。看着年饭桌上满堂儿女，老爹老妈脸上的那个陶醉，令我至今难忘！ 那是多大的一个家呀！我到现在都不能相信，那年夜饭我是如何做出来的？！老少三代40多口人，家里只摆得下一张桌子。于是楼上的地板也成了桌面。孩子们上不了桌子，就沿着楼梯一直坐上去，每个人拿一双筷子，一盘菜从一楼传到二楼，盘子就见底了。我和老婆两人下厨，从晚上7点忙到9点，才把大家的肚子喂饱！ 年初三，我们一家46号人（还有几个在外地加班的孩子没有回来呢！）到中山大道品芳照相馆照全家福，把照相馆吓了一跳！他们派出了最好的师傅来招呼我们，并额外加送了一些服务和照片。师傅说：你们可以把照片给《长江日报》，这可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这是我家九姊妹唯一一次团聚在爹妈身边。 1991年4月30号，父亲突发脑溢血，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我们就匆匆离世。92年春节，按武汉的传统是父亲的清香年，我们一家回汉口过年，把暂住小弟家的母亲接回老屋，挂了父亲的遗像，烧了三天清香。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老屋过年。我们随着母亲走：她老人家在哪里过年，哪里就是我们这个小家的家，一直到95年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三口基本是在黄石过年。节日期间，也在亲友之间走动，有时候也在姐姐或弟弟家住上两天，但年三十是一定在自己的小家过，不会到别处去的。这种感觉是说不清楚的。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是自己的家，说话、做事都没有遮拦也没有忌讳。母亲一走，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知道这是弟弟家，那是姐姐家，反正不是自己家了。记得母亲的清香年，我们在弟弟家过。我老伴找不到自己的钱包了——那里面有过年的全部费用和下个月的生活费用！我们俩自然是非常着急，但是又怕引起误解而不敢声张。直到第二天，我家弟妹打扫清洁，在沙发缝里翻出了钱包，说：“姐，这钱包是你的吧？”我和老伴才长出了一口气！其实姐姐弟弟们还是那样热情相待，而我们在无形之中却生出很多客气，觉得自己是客人了。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奇怪！ 儿子结婚后，过年就热闹一些了。尤其是孙子出世，更是给这个家增添了无穷乐趣。本来对他们来讲，爷爷家和外公家都是家，在哪边过年都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讲，他们是应该在我这里过年才对的。即使要到外公家去过年，也得先在我这里吃罢年饭再走。因为，现在，我就是他们的年，我就是他们的家。 我就是年了，就有了许多过去得不到的体验，就可以揣摩到为什么爹妈是儿女的年了。一般情况下，家里办年，爹妈是主力军。采买年货，洒扫庭除，烧茶做饭,都是爹妈。所谓“水往下流”。孩子们在外面忙，当爹妈的，就愿意让忙了一年的孩子们回家好好休息，好好享受。吃的玩的用的，都是尽自己所能而倾其所有。这种浓浓的温暖和爱意，是爹妈最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儿女愿意围着爹妈过年。 说我就是家了，是因为我这里有血缘的根基，有家族的传统。从进入腊月开始，什么时候要干什么，给孩子们准备什么特色食物，都是有谱的，都有一套爹妈的爹妈那儿传下来的基因和程序。这种基因和程序的运行，严格区别于别的家庭，携带着孩子们从出生到成长所有熟悉的“家”的味道。这种“家”的味道一旦被唤醒，就会在儿女的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驱使着他们象候鸟一样，必须在年三十夜之前奔向父母奔回家。 现在条件好了，“家”的概念已经并不局限于物理意义上的家乡或老屋。我有一个老同事，女儿女婿在北京，儿子媳妇在广州。去年春节，孩子们在海南三亚包下一个别墅，要把三个家庭的爹妈们都接到那里过一个旅游年。老人们不愿意大过年的往外地跑，就对孩子们说：“你们借着过年长假去旅游，挺好。何必非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带上？麻烦。”孩子们却说：“没有爹妈在一起，那叫什么过年？！” 爹妈在哪里，年就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再野的孩子，到了过年，也会想爹、想妈，想自己那个不论贫富都温暖的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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