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综合地质大队中的“小弟弟” |
| 正文 | 综合地质大队中的“小弟弟” 1958年成立的青海省地质局班戈湖地质大队，可能是当时全国所有综合地质大队中的一个小弟弟了，但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综合地质大队应有的地质、测量、钻探、山地、化验测试工种样样齐全。这个队还很特殊：建制属于青海，工作区域却远在鲜为人知的西藏班戈湖。刚组队时，有人竟将它误当成了横跨中印边境的班公湖，说：“这下可好了，我们该到印度去‘留洋’了。”一位老地质工程师却连连摇头，说：“局里也太粗心了嘛，班公湖怎么就写成了班戈湖？”甚至有人问：“半个湖？能有这么一个湖吗？你们到那里去干什么？”可就是这么个小不点的班戈湖地质大队，它的组建竟受到了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的特别关注。当时，我刚来青海局，不知道这位何部长是何许人物。队上的机要员老张睁大了双眼，说：“怎么？你连何部长都不知道？！” 那意思倒好像我是一个外星人。接着，老张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介绍起何部长的故事来。他说：“小王，你千万别以为何长工只是个副部长，他还是地质部的党组书记，跟李四光部长平—起—平—坐！另外，何部长是‘最老’的老革命！当年毛主席和朱老总上井冈山会师，就是由他牵的线。”说到这里，老张来了劲，伸出左手说：“第一，何部长参加过长辛店罢工和五四运动；第二、何部长勤工俭学去巴黎留过学；第三、他投笔从戎支援北伐军；第四、他秋收起义上了井岗山；第五、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受命组建航空工业。”这时，老张发现自己左手的五根指头已经握成了拳，他将拳头伸开又接着说：“1952年8月，又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名，主席点了头，何部长拖着一条跛腿，又当上了咱们这些游击队员的司令。” 听了老张的介绍，我也觉得这位何部长确实不寻常。真正是那里艰苦那里就有他。但管着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多个地质队，日理万机的部长，怎么会对班戈湖队这个小不点如此关注呢？我问老张。他说：“西藏去年（1957）就已经在班戈湖建立了硼砂厂。那班戈湖的晶硼品位特高，能达到90%以上，听范敏忠讲，她拿着样品去她的母校——北京地质学院，不少教授说他们从来也没见到过这种结晶硼。听说是华沙八国会议，要求中国提供这种硼砂。化工部党组请求地质部派队伍帮助他们勘探，这才成立了咱们这个队。”后来我在队上作计划统计员，果然看到班戈湖地质队1958年的地质任务书上赫然写着：“华沙八国会议要求……”、“化工部请求地质部派地质队进藏勘探班戈湖……”的文字。比我们早到班戈湖的“西藏化工厂”数千名转业官兵，一说起进藏，共同的一句话也是：“上级说了：去西藏化工厂，保卫马列主义……” 在后来出版的《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上，我才真正晓得了这段历史的渊源:“一九六零年，周总理指示硼砂厂扩大生产，中央解决设备困难，并调拨汽车一千辆，加强运输工作。当年生产原硼十四万吨。当时苏联逼债，硼砂出口苏联还债。” 这就是五十年前班戈湖地质队进藏的历史背景。我想，这也应该就是该队受到何长工副部长特别关照的主要原因吧。 小小地质队的两位指挥员，一位是队长赵斌，这位三十多岁正当年的年轻老八路，来到高寒缺氧的班戈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后来一首歌里唱的那一句话：“冬天里的一把火！” 他用自己的言和行，温暖着地质队员们的心，受到了大家发自内心的爱戴和拥护。后来我在大队作计划统计员，更是有了深刻的感受。一次，赵队长回青海地质局去开会，在他离队期间，那钻探进尺曲线图上的红线就开始往下掉，可他一从西宁回来，那根红线很快又升了上来。赵队长并没有天天上工区去摇手摇钻探机，我想，这不正是“干部决定一切”那句抽象语言的形象化吗。 另一位是技术负责人范敏中，一位二十几岁的女同志，北京地质学院的高才生。若依照现在的时髦说法，那时候她还只能算是一个 “女生”，或者干脆就叫“女孩”一点也不夸张。我在西宁第一次见到她时，看到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留着短发，脸部颧骨处也同高原女子一样，有着两块因强烈紫外线照射而留下的“高原红”，再加上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一身劳动布登山服，一双牛皮登山鞋，就是走在1958年还很闭塞的西宁小城的“大”街上，在人们眼里，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学教员，抑或就是一个年轻女工。我挺纳闷，那时候全国支援大西北，青海地质局技术人员也算得上是人才济济，高手如云。何部长为什么偏偏就挑上了她？到班戈湖后，我一开始还真的争取到地质科去当了几天练习生，同她有了较多的接触，地质技术员们佩服老范对第四纪地质和盐湖地质的独到见解。开始野外施工后，她绝大部分时间又都“泡”在了工地上，什么时候都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老范就是人们心中的“花木兰”。这时我才感觉到，何部长真是慧眼识英雄呀。 他们二位都是1956年西藏成立地质局时进的藏。1957年一同撤回青海。现在又要共同再赴班戈湖了。 还有全队那二十几位钻工师傅，他们的来历也很不“寻常”。人称“话篓子”的钻探班长赵文虎，就讲了很多有关这些钻工师傅——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故事。老赵说：在朝鲜时，我们部队的番号是志愿军总部二分部独立团。1954年1月，上级命令全团撤出战区，去执行新任务。执行什么任务？目的地又在哪里？别说普通战士，就连班排长们也不知道。直到闷罐军列轰隆轰隆开过一座大桥，又过了好一阵子，车停了下来，外面有人喊我们下车。我们才知道已经过了鸭绿江，回到了祖国。可是，车站上没有欢迎的人群，更没有电影上的狂欢拥抱，有的只是很快又响起来的集合号声。张希乐团长站在队列前，向全团官兵举手敬礼，然后说： “同志们，奉中央军委命令，从现在起，我部被编为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勘探独立团。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出发，去执行新任务。上车！”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这些共和国“最可爱的人”，没有来得及脱掉血染的军装，没有洗去身上的征尘，更别说同亲人见上一面，就又开赴了新的战场。 闷罐军列“轰隆轰隆”继续在严寒中疾驰。开了停；停了开……也不知过了几日又几夜，列车又一次停了下来。这次听到车外有人在喊：“下来吧，同志们。目的地到了！”我们来到了一个新战场。这战场就是祖国的大西北。我们先是到了甘肃白银。握惯枪的手，拿上了陌生的探矿工具，一边学、一边干，当年就向国家提交了几十万吨经济建设急需的铜储量。1955年，我们陆续撤出白银，转移到新的矿区。但谁能想到，这次却真正是“西天取经”——进西藏了。 讲完了故事，赵班长感慨万千而又关怀备至地回头对坐在他身旁那位文文静静的技术员小刘说：“这抗枪打仗、上山找矿，原本就是我们这些当兵人干的活，你们这些学生娃哪里吃得了这个苦哟。”小刘学着赵师傅的口气回答道：“赵师傅，这您就放心好了。去年（1957年）5月17日晚上，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接见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班学生代表时我就在场。刘副主席说，地质队员是建设时期的游击队、侦察兵。我们这些‘学生娃’也是一个兵呀。”说完这句话，小刘意犹未尽，他清了清嗓子，说：“伙伴们，我们一起来唱个自己的兵歌好吗？”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尽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现在想起来，当年何部长的关照是多么及时多么必要呀！一个小小地质队，孤军深入距离西宁一千多公里的藏北无人区班戈湖，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就只是两部军用手摇电台，交通工具就是几台苏制嘎斯载重汽车。可是除了要满足硼砂厂的要求，尽快将可供开采的商品富矿及工业富矿地段圈出之外，还要负责班戈一、二、三湖的低品位硼矿勘探，以及矿区填图和外围普查；随后又接到寻找预备开采区的任务。除此之外，还要人人为兵，时刻提防当时流窜在藏北一带的“四水六岗”叛乱分子的骚忧。没有一个“独立营长”，没有“花木兰”范敏中，没有一批经过枪林弹雨考验的勘探独立团老战士和从地质院校毕业的“游击队员”，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是难以想象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地质队员们用自己的汗、泪、血，甚至是用宝贵的生命，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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