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要强与无奈——岁月划痕之二十三 |
| 正文 | 要强与无奈 ——岁月划痕之二十三 母亲老了之后，经常无由头地说：“别看咱们家孩子多，你们小时候比哪家儿穿得也不次。” 我口头上也附和着她说，可我心里清楚，我们家的孩子并不比别家的孩子穿的更好。在我的记忆中，我上学之前就穿过一次买的衣服，其余都是母亲手工缝的。 买的那身衣服是一套小海军服，不仅做工精细布料好，式样也好，有小披肩，小领带，袖口都带扣儿，还有带飘带的硬壳帽，穿戴上可神气了，我特别喜欢，直到衣服小得伸不进胳膊穿不进腿儿，我还嚷嚷着非要穿呢！ 不过穿过这身小海军服之后，我就基本只穿家做的衣服了，因为我很快就有了两个妹妹，母亲再也不带我去服装商店了。 有时候我看到别的孩子买了新衣服，也会跟母亲说一说，母亲就会教育我，小孩子不要比吃比穿，还说她缝的衣服也不比买的差。我承认她的手工活儿确实比邻居们好，但我还是向往买的衣服。 在我上学的时候，母亲也没给我买新书包，而是找了一块白底儿的花布缝了一个。母亲缝的那个书包是一个竖长的布兜儿缀上俩带儿，活像老太太的菜兜子。可开始我不知道还有学生的专用书包，背上还挺高兴呢。 可到学校后发现，我的“菜兜子”是太另类了，别人的书包不管什么颜色，是薄是厚，样子都差不多，是带盖儿的横包，还有宽厚的背带，背起来像个学生。虽然没人对我的书包说三道四，但我觉得别人的眼神似乎有些异样。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就一再央求母亲给我买个真正的书包。母亲也不愿意让我在别的孩子面前低人一等，经过考察最终还是给我买了新书包。 另外，我的铅笔刀也与别人不一样，是同院女孩心宅的父亲做的。心宅的父亲在修表店工作，曾用大发条做了好几把小刀，其中一把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又送给了我。 好像送过小刀后不久，心宅她们家就搬走了，搬到北护城河南边新盖的二层楼上。那片楼是商业系统建的职工宿舍，她们家有幸分到了。我有些羡慕，可母亲却说太远了，都到了老城根子了。其实，那片楼离我们家不过二里多地，不知母亲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心宅家搬走后，我们家住了她们家那间6平方米的小房子。 心宅父亲做的这把刀，闪着棕蓝色的光，有着圆弧手柄，很漂亮。可就是刃口不锋利，削铅笔总削断笔芯。我的铅笔因此用得很快，基本不是用完的，都是削完的。我不断地向母亲要钱买铅笔，自然引起了母亲的不满，她几乎每次都要唠叨，于是我赌气让母亲替我削铅笔。母亲没有推脱，试着削了一下，结果也把笔芯削断了。她就改用菜刀，菜刀倒是比小刀好使，基本能把铅笔削好，可我不可能带把菜刀去上学啊。 母亲最终算清了账，省了刀子的钱而费了铅笔的钱，并不划算，这才给我买了真正的铅笔刀。印象中，那种修脚刀式的铅笔刀也就六七分钱一把。 不知是不是嫌我买铅笔过于频繁，每次母亲都只给我2分钱，让我买那种表皮不上油漆的铅笔，这种铅笔班里使用的人很少。 另外，我买球鞋也颇费周折。上体育课老师让穿球鞋，可我自小就穿母亲做的布鞋，没有一双球鞋。跟母亲商量让她给我买时，她不以为然，说穿布鞋照样能上体育课。可我觉得这事不能母亲说了算，得听体育老师的。那时觉得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比母亲的话权威多了，所以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强硬地让母亲去找老师说理。母亲经过再次考察，得知老师确实有这种要求，最后给我买了球鞋（实际就是解放鞋）。 但她要求我省着穿，与布鞋倒着穿。可我更愿意穿球鞋，郭颂的一首歌里喝道：“穿着球鞋跑地快，打球赛跑不怕磨。”那真是唱出了我的心声。 其实，母亲不给我买球鞋，并不是对我苛刻，家里的其他人也都穿她做的布鞋。母亲做的布鞋可棒了，比保定士宝斋的一点儿不差。 母亲在做鞋上可是下了大工夫，到处找鞋样子，什么方口的，圆口的，五眼的，各式各样都有。印象中她有一本书夹的就都这种纸样。她还注意买做鞋的布，一般是花平布啊，条绒啊，有时也买春富呢，但都给大人用。 另外，她还爱攒旧布，攒够了一批就打夹纸，打了夹纸就纳鞋底。纳鞋底前还有一项工程就是搓麻绳，把粗麻分成两绺儿放在大腿上，左手抻着一头，右手一搓，粗麻就拧在一起变成了麻绳。之后再拿着锥子一针一针地纳鞋底，看着是真辛苦。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母亲讲的一个“懒老婆纳鞋底”的故事，说是丈夫要出门，给老婆布置了做鞋的任务。可一个月后丈夫回来，发现老婆只在要纳的鞋底上扎了一个眼，问她怎么回事，老婆说忘了给麻绳系疙瘩。原来懒老婆搓麻绳时嫌分段麻烦，将所有的粗麻搓成了一根，这一个月就都在鞋底上拉这根麻绳，拉到最后还因为忘了记疙瘩给拉过去了。 母亲处处精打细算，可日子过得还是紧紧巴巴。母亲生性要强，就思考着怎么改变这种局面。 在我们院里有孩子的几家中，全哥家是双职工，喜子的父母是双职工，他们两家的条件也最好。而我们家，小儿家，心宅家都只有当爹的上班，就明显与他们两家有差距。母亲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就想找工作。可她既要料理家务，又要带孩子，上班了家里怎么办？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 1958年夏天奶奶的到来，为她实现愿望创造了条件。1958年6月保定市确定要在大上钢铁工业，随即从各条战线抽调精兵强将充足队伍，我父亲就在那时被抽调到保定市第二炼焦厂，担任冶炼车间的调度。第二炼焦厂位于郊区的大祝泽村附近，离我们家可远了，父亲只能在星期天时回家。而这时母亲已怀孕半年，完全由她来照料我和两个妹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当时我的大妹妹才3岁多，而小妹妹仅1岁多，还是很累人的。另外，母亲生产后，父亲也不可能请假回来照顾，于是父亲就请我奶奶从老家来保定帮忙。 由于奶奶基本能揽起这一大摊子家务，母亲生完孩子之后，就托亲朋好友帮着找工作。我的小伙伴斗儿的老家也是饶阳，他们家和我们家是乡亲，走动得很密切，斗儿的父亲就特意到他上班的厂里四处打听。正好他所在的保定市服装厂下属的便衣门市部需要会计，他便向厂里推荐了我的母亲。没想到经过面试和考核，母亲被顺利地录用了。 母亲能当会计，我感到很惊奇，因为我俩刚从饶阳来到保定的时候，街道上还让她上扫盲班呢。听她自己说，她上过老家的抗日小学，是认识字的，可认识字干嘛还要进都是文盲的扫盲班？因此我对母亲的文化水平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母亲能通过考核，当上会计，看来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母亲上了班，一个月能挣30块钱多一点儿，比父亲的37元钱少不了多少，家里的生活条件顿时有了改善。 母亲对她的工作很满意，经常念叨她们门市部的事，还带我去过那儿呢。 她们那个便衣门市部就在保师附小的西边，正对着老马号（类似北京老东安市场的一个旧式综合商城）的西南出口，是临街的平房，左边是三四十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右边是十二三平方米的业务室。生产车间也有临街的窗户，街上的人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工人们干活。 母亲和门市部的主任在业务室办公。来了做衣服的，由主任丈量尺寸，有联系业务的，也由主任接待，母亲则负责开票、收费、记账。另外，母亲还要记下每个工人每天的工作量，因为工人实行的是记件工资。到了月底则更忙一些，要结账。后来，母亲也掌握了量体的技能，主任有事出去，她也能接待。 门市部的主任姓马，听母亲说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听母亲念叨得多了，我也就知道了这个单位的一些情况。她所在的这个便衣门市部主要承揽零散加工的服装和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服装，是保定市服装厂的下属企业。保定市服装厂是个集体企业，主要承揽批量生产服装。 她们门市部除了做衣服，也改衣服。我还记得我母亲跟王大娘她们讲的一个关于改服装的笑话，说是一位妇女到门市部打听能不能改一下她穿的旗袍，主任看了看说能改。那人没有回去换衣服，竟然要当下就改。主任找不出理由拒绝，只好安排人给她改。她脱了旗袍就只剩下胸罩和裤衩，这样呆在业务室实在影响不好，主任就让她到车间里去等着。车间工人都觉着新鲜，纷纷放下手里活儿看她。她也不好意思了，就用书包把裤衩挡上，可这么着更像没穿衣服的了。还有个男职工发坏，故意到她身边找东西。王大娘她们听了都笑起来，可我却没有觉得有什么值得发笑的地方。 另外，她们门市部还承揽戏装。我知道马号里边有一个门市部，是专门制作戏装的，大窗户里就摆满盔头戏鞋雉鸡鸰，不知为什么还有人要找母亲所在的门市部。 听母亲说，保定地区老调剧团就到她们那儿做戏装，而且张口闭口就是那个剧团演员的名字。她说的最多的是王贯英，似乎王贯英总去她们门市部。 那时老调剧团在排演《潘杨讼》，母亲嘴里就又都是杨家将的故事，什么佘太君啦，杨六郞啦，寇准啦，潘洪啦，看来她已经看过剧团演出了。后来剧团进京汇报，演出大获成功，听说中央的领导都夸奖，母亲也跟着高兴，好像那成功里也有她的功劳一样。再后来《潘杨讼》拍成了电影，母亲还主动买票让我看，看了之后我感觉还是真好。 在母亲她们门市部做戏装的还有河北省戏曲学校，母亲也就认识了戏校的人，知道了戏校的情况。在戏校上学管吃管住，毕业后还有工作，母亲就想让我去。可去戏校不能通过转学这种方式去，还要考，在戏校1959年招生时，母亲给我报了名。 院里的王大娘、小儿妈，听说我要考戏校，都跟着高兴，这个说我适于唱小生，那个说我适于唱老生，就像她们是主考官要给我分行当一样。可她们除了说这些没影的事儿，并没有人提示我要做些什么准备。 考试那天，母亲给我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带着我去了戏校。戏校里的教室比我们学校的教室好多了，学生也都看着干净利索，而且长得都好看。负责接待考生的一位女生看上去也就十一二岁，但办事像大人一样稳重干练，让我觉得戏校的学生比我们素质高多了，能跟他们一起学习生活肯定是一件好事。 考场是个大教室，里边就两个人，一位弹风琴的，一位拿着本子记录的。 那位弹风琴的让我站好，认真听她弹琴，从琴声中辨识出所弹音符并唱出来。她一次只弹四五个音符，按说是很简单了，可架不住我对此一窍不通，只能高一声低一声地瞎唱，听得那个记录的直皱眉头。 大概是弹到第四次的时候，那位记录的发话了：“乐感太差！”并当即告诉我，没有通过，不用参加后面的考试了。 我一出来，母亲就满怀希望地问我考得怎么样，我难过地说：“不行，没有通过。”母亲问了一个过程，就带我回家了。考戏校的事也就到此结束。 母亲工作后，家里有三个大人，四个小孩，跟院里的王大娘家、喜子家相比，还是人口多工资少。他们两家的大人都在理发馆上班，是记件工资，比我父母都挣得多，所以母亲还得继续精打细算，在现有的条件下尽量让我们穿戴得更像样一些。 记得1960年冬天的时候，母亲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并在领口上缝了一个白布的领子，这样既方便拆洗，又像穿了衬衣，显示美观。那时孩子都是空心穿棉袄，我穿这件新棉袄也不套衬衣，所以母亲的这种做法纯属“面子工程”，不过也体现出了母亲的良苦用心。可我并没有领情，到了学校就撕下来，因为那雪白的领子太扎眼了。大王子虽然走了，可影响还在，穿得那么扎眼，还是会被人骂成“相蛋”的。 大概也在那个时期，母亲还用旧棉线给我织了一件线裤。那时的孩子秋裤都穿不上，就更别提线裤了。所以这回可不是“面子工程”，而是实打实的疼爱了。可我依然不领情，觉得穿上它，实质上就进入了“相蛋”行列，心里非常抵触。但我又不敢明着拒绝，怎么办？我就偷偷地把裤脚的线扯断，并将脱落出来的线抻出来，故意让母亲看到。母亲看到后以为是线糟了，不能再穿，也就不再催着我穿了。 现在想来，我的做法有些不可理喻，可当时就那么做了。我觉得这可能还与学校的艰苦朴素教育有关，老师倡导艰苦朴素，同学自然就响应，有同学还故意把衣服弄破再打上补丁呢，所以我那么做也就可以理解了。看看现在，潮人们不也是花重金买破洞装吗？ 要强的母亲煞费苦心地替我操心费力，我却不领情，这恐怕是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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