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杭盖西部文学作品】行走西部 |
| 正文 | 行走西部 孟克杭盖 【作者题记】 在中国西部（这里主要指西北地区），居住着汉、蒙、藏、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锡伯、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保安、裕固、土、羌等二十多个民族。其中，汉、藏、蒙、羌、哈萨克、塔塔尔以及维吾尔、回、保安、裕固等民族，都属于西部的原住民。而锡伯、乌兹别克、俄罗斯等族是十九世纪才逐渐融入的。 在《西部文学》不断走进西部，我们将会把原住的兄弟民族逐渐的介绍给大家。《西部文学》首先是立足于西部，以弘扬西部文化、西部精神、西部性格为己任。 此文，为中国共产党建党92年周年纪念而作。 夏天是个激情洋溢、彰显魅力的季节。大清早，看见一位身着丽装，清新如绿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忍不住色色的看着她说：“夏天真好，夏天的女人真好……” 这个被赞美的小女人，只是“嘿嘿……”的笑，并不接我的话茬。忽然，我觉得她很美丽，只是以前怎么没看出来？我为自己的目中无人而自责。能在我玩笑中仍乐呵呵的女子，是我的同事，建厂之初，她还是个小姑娘。没想到眨眼间，她已是个年华依旧将年逾四十岁门口的年轻女子。 今天，面对充满激情，彰显魅力，洋溢活力的时代，那女人为什么不可以？ 我带着这样的美好心情，开始了《西部文学》的西部行。 一 在洛沙社长的带领下，《西部文学》杂志社编辑部的赵海教授、书法家唐明才先生、摄影家卓然先生、西部网作家董润生老师以及陕西爱乐乐团的歌唱家郑继红老师、民营企业家陈小社先生和司机小杨、我等一行九人，浩浩荡荡，意气风发，从古城西安出发，开始了《西部文学》的首次西部之旅。 赵海教授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觉得邀请参与采风的写手（或者称之为：作家）太少，至少应该有七、八位。我们几个也有同感，可《西部文学》属于创建阶段，资金稀缺。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邀请更多的作家参与。 青年歌唱家郑继红老师是个专业技艺精湛的实力派人物，她的演唱风格舒展、清丽、凝重而大气，完全具备了在全国群星灿烂的演艺界挣得一席之地。可她却谦虚的说：歌手要走向全国，演唱技艺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演唱自己的作品。 所谓自己的作品，就是需要作曲家根据歌唱家个体的音色、音域特点，写出最能符合与表现歌唱家最佳音域范围的旋律。也就是说：每个歌手必须演唱适合自己音域特色的音乐作品。比如：郭兰英、马玉涛、邓玉华、德德玛以及演绎新锐：降央卓玛、呼斯楞等。 此刻，我忽然明白：《西部文学》要走向全国，走向华人世界。办刊必须要有他人无法替代的特色：弘扬西部文化，彰显西部精神，突出西部性格。 二 山东有个叫莫言的人，获得了一个叫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劳什子荣誉，一时间在九州大地掀起了一股莫言热。而我却在一边冷冷的看着：真想告诉国人，别忘记获得这项大奖的还有个叫达赖的和尚，一个喜欢搞分裂的政治叛逃者。 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些心理阴暗、夜郎自大、自命不凡的瑞典皇家研究院的元老们，给达赖和尚颁发代表人类良心的“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国人是怎么的群情激昂，慷慨愤然，肆意抨击，鞭挞批判……你们不是攻击：诺贝尔奖不能代表客观、公正和理性吗？今天，我们又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们中国人，我看你们怎么讲？ 这是不是狭隘、偏激的瑞典人给我们挖了个大坑？大概只有那些阴暗的瑞典人自己最清楚。莫言先生说：他领这个奖很低调，如果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他就会高调的去领这个大奖。 我仍然会冷冷的告诉莫言兄，未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祝总驤教授，曾在若干年前，发现了人体存在“经络”。要知道中医诞生了五、六千年之久，中医理论所依赖的最根本的医学实体根据就是经络。如果人体不存在经络，那只能表明中医是一门伪科学。 祝总驤的研究告诉世人：经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医是一门严密的科学的古老的医学。中国人用这种古老而科学的医学手段，在人类遭受的若干次瘟疫肆虐打击中，却让华夏子孙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佑护了华夏子孙的连绵繁衍。 而，至今令人心悸恐怖的黑死病，曾在欧洲肆意泛滥，几乎让整个欧洲大陆陷入亡族灭种的绝境。让曾经繁荣一时的欧洲，在瘟疫肆虐之后，仅仅只剩下两千万人。 可，瑞典皇家研究院的那些元老们对此却视而不见。如果祝总驤研究员的科学发现，拿不到那个代表人类科学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那，我就可以理直气壮的用陕西方言告诉你：所谓的诺贝尔科学奖，实际就是个“锤子”。 估计那些亲西方的民主人士，闻此不雅之言，会对我的言论嗤之以鼻、不予理睬，或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那，我需要再明确一些，“锤子”就是指躲在我裤裆里，偶然还能装模作样、吓唬一下西方世界修女的两腿之间悬垂的那根物件。 著名现代物理的奠基者：爱因斯坦的现代经典理论“相对论力学”的问世，震惊了世界学术界，仍然没有能够感动诺贝尔研究院的那些元老们。后来，爱因斯坦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意识到他的相对论的巨大科学价值。那些自命不凡的元老们再也无法沉稳的静坐在咖啡厅里，自负傲慢的目空一切，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终于想要把那个所谓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成绩的物理学奖颁发给天才般的爱因斯坦，获奖理由是：他发现了物理领域存在的“光电效应”。 实际上，搞理论物理的一个普通博士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发现这个规律。可以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的获奖科学家们所代表的未必就是当时人类所取得的最高科学成就。中国人对此全完不必厚西薄中、妄自菲薄、自卑尊崇。 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起，到今天的2012年的112年间，一共诞生过109位获奖者，分别颁发给五大洲的37个国家的文学家。 实话实说，在这些为数众多的作家中，我只读过印度人戈尔泰、法国人罗曼?罗兰、美国人威廉?福克纳、海明威、日本人川端康成、苏联人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中国人莫言的作品。可真正引起我兴趣的只有肖洛霍夫、海明威和福克纳，对我的写作有较大帮助的仅仅有福克纳，我欣赏他的版块式的结构主义的表现手法。 为此，潜心研习了瑞士人皮亚杰的名著《结构主义》，望能够把握其结构主义流派惯用的表现手法的实质。当然，也重点关注、揣摩、体验过海明威的意识流的写作风格。 用这些炫技的、时尚的、流行的写作手法，创作过短篇小说《上帝的恩赐》、《老校长的难处》、《过队伍》和《星际考察》等等，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三、四岁，是人生最血气方刚的年华，肆意挥霍青春才华是哪个时代的时髦。 最终，我把这些所谓的小说稿件当成废纸卖掉了。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笑：原来，自己也曾天真、幼稚、浪漫的卖弄过。不是说，曾经读过很多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么？可留给我的印象是什么？我不得而知。甚至，我都不敢对人说起，曾经读过这些所谓的文学大师们的作品。 换句话说：莫言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么？我估计莫言自己都不敢承认。 可以说，具有莫言实力的作家，在古城长安多到数以十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红柯……哪一个会比莫氏逊色？ 莫言是个懂得分寸的人，也是个真诚的实在人。他只说：他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一句话，把该表达的都表达了。 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百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曾经多次关注过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据说著名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的胡适。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瑞典学院的元老们希望把诺奖颁发给鲁迅。并让人带话，传递给他一个信息，想提名他。熟知西方游戏规则的鲁迅先生谢绝了。 著名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曾在一次访谈中遗憾的说：“如果沈从文先生在世，那么那年的文学奖肯定是他的。” 还有流传说，老舍先生也有拿此奖的实力云云。 也许是民族主义意识作怪，对那些所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我并不是很推崇，反而较多的还是喜欢去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其次，是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在其次是法国人写的东西，我认为他们仅此而已。 三 有人对西方的所谓文学大师，尊崇程度绝对超过对待他的祖宗。我对此不以为然。 既然是文学大师，那他们的作品能流传几十年么？要知道中国很多文学作品可是有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流传历史的。且不说，西部还有传世千余年的三大民族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静静地躺在图书馆，等候着你去接近和翻阅呢。 秦腔在西部很有市场，我虽不懂秦腔唱腔，却很喜欢那粗犷、激越、悲怆的秦腔曲牌。曾经多次在夜晚一个人虔诚的倾听过它。直听得我想跃上战马，挥着弯刀，赤身露膀，冲击厮杀，剑动血溅…… 这样的乐队指挥，却是一位乐队专职打板的尊者，那才是乐队的灵魂。 今天，同样的演奏乐队非要向西方人那样，也弄出一个碍手碍脚的指挥放在大家面前碍眼。把那种千军万马，气象万千，激越悲烈的音乐感染力破坏、践踏的全然没有了。 从此，我不在去现场倾听秦腔曲牌的演奏。 举世闻名的侗族大歌，其表现形式也是多声部的合唱，那么多的歌手站在一起放歌，可仍然没有什么指挥。 说明，不同的音乐，其表达形式是不同的。不一定都要向西洋人那样去处理问题。 我喜欢音乐，就喜欢与音乐人纵情放歌、开怀畅谈。见到兰州的马晓斌先生，就有一见如故之感，会师中学副校长杜正权，见此情景，也马上凑过来。 他是这次“会师中学”管弦乐队的指挥，我与他谈起了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也提到了那个才气横溢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这是两个指挥风格差别很大的指挥家。 杜老师说：卡拉扬的指挥动作极小，有时甚至仅仅是几根手指在动。可他却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有指挥皇帝之美誉。我希望这位颇具才华的杜正权老师能够从中吸收到他想要表达的音乐元素。 会宁县教育局的张海局长和兰州来的甘肃獒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张燕女士，在我们下榻的酒店大厅，一直等候在下午四点多钟。极具耐心的等候着《西部文学》杂志社的作家代表团一行。 让我等一行深受感动，无以言表。 安顿好《西部文学》杂志社一行后，赵海局长和小张又急匆匆的赶到会师楼演出会场，去察看大会现场的情况。 四 卓然先生、董润生老师与我，不顾一路疲惫。马上背上挎包，也兴冲冲的赶到会师楼。会宁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多地名和建筑都要和当年的红军会师联系在一起：会师楼、会师桥、会师路、会师大酒店、会师中学……甚至，那些小业主们也不甘寂寞，弄出一个“会师饭馆”的名号。 看那情景，仿佛中华字典里只有“会师”两个字。 走进会师纪念馆，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型雕塑，猛烈的冲击着我的视角：那是一只穿着草鞋的大脚。 一个熟悉的民歌旋律，在我的耳边响起来《红军阿哥你慢慢走……》。 随着情绪进入当年的那种情景，极度赤贫的会宁人突然在某一天，看到了一支支衣不遮体，面色晦暗、满山遍野的红军战士，该是什么心情？ 当年的会宁人够穷了，难道还有比会宁人更贫穷的军队吗？他们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可眼睛不欺骗自己，他们看到的确实是比会宁人还要穷困万分的红军。 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打破了一切语言上的隔膜。会宁人纷纷拿出自己家里仅有的那一点点糊口的粮食，去接济比自己还要贫穷困苦的红军。穷人知道怎么去爱戴自己的军队。 这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比穷人还要穷的军队。 哎呀来，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 会宁的穷人们接济了他们，延安的穷人们接济了他们：红军，穷人，他们是穷人们自己的队伍。 此刻，我的泪水情不自禁的缓缓流淌下来。我默默的面对着墙壁，让那触动了我心弦的苦涩泪水，尽情的流淌着。 红军从南方根据地出发时，有三十万名战士。这么一路艰难的走来，到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剩下不到三万人。二十七万红军战士，不是牺牲在湘江战役的江边，就是长眠在雪山草地的沼泽地里。 还有少量伤病员，成了脱离大部队的流落老红军。 在革命初期，苏维埃的情形就是这么残酷。只有少量的意志力超凡脱俗、异常坚定的人，才能从那种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极端环境中活下来，挺过来。 时间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甚至还有红军老战士健在。可，有些意志薄弱者，在西方人的忽悠下，就忘记了先辈们历尽千难万苦、冒着枪林弹雨的硝烟岁月，大喊大叫什么“民主普世价值观”？ 我实在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如果西方人给你发放生活补贴、困难补助费，甚至高额奖金。那你的行为还多多少少的能够理解。比如，哪些叛国者为了活命而出卖。可，那些西方反华势力并没给你支付一分一文，你却拿着自己祖国的薪金，喝着自己祖国的水，吃着自己祖国的粮食，却去为西方人的价值观而奔走相告，乐此不疲。 我就不理解你的肩膀上扛得到底是什么？真想问问：你肩膀上的那颗叫脑袋的东西，还能叫人头么？ 可以明确的讲：如果因为那些反华势力内外勾结、遥相呼应，弄乱了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些众多的穷人们，绝对会口衔利刃，沉着风高月黑夜，割了哪些祸国殃民的异己分子的脑袋。这不是吓唬谁，在民族大义面前，西北男儿天生就有这种血性和气节。 我们今天的人民政权，是父辈们冒着枪林弹雨，淌着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只有人民才珍惜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国家。 五 会宁县有五十七万人，其中有汉、蒙、藏、回、东乡、哈萨克等七个民族。我知道这里的原住民是汉、藏、蒙等三个主体民族；回和东乡肯定是蒙元时期，成吉思汗西征后大量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涌入中国后，与周边民族融合后形成的新民族；那么，这些哈萨克兄弟是怎么进入会宁的？我需要弄清楚他们的历史渊源。 哈萨克是个古老的民族，她是华夏民族的近亲旁支。哈萨克族的源流可上溯到汉代，形成早期哈萨克的是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康居人、阿兰人和匈奴人。中亚的突厥化时代，是哈萨克民族形成的主要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共同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蒙元时代，哈萨克人已经并形成了强大的部落社会。其中，主要的部落族群有：克烈部、乃蛮部、篾儿乞惕部、弘吉喇惕部、札喇亦儿部、钦察部和阿尔根部。 从中国先秦起，经历一千多年的衍进，到蒙元哈萨克人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共同名称、共同语言、共同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哈萨克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经形成了。 成吉思汗的长子系术赤之次子拔都建金帐汗国，这个汗国在欧洲存在了约三百年之后，在俄罗斯人的崛起中崩溃了。金帐汗国内还存在着两个相对独立的小汗国：拔都之兄的白帐汗国、拔都之弟的蓝帐汗国。都归属于大汗国：金帐汗国，也叫钦察汗国。 金帐汗国崩溃后，融合了蒙古人的主体哈萨克部落，进入哈萨克草原。1456年，明代的景泰七年，白帐汗国的最后一个可汗巴拉克之子：克烈汗和贾尼别克汗率领哈萨克各部落，迁徙到楚河流域，建立了哈萨克汗国。 进入十九世纪，俄罗斯人的势力扩张到哈萨克汗国的边缘。 在俄罗斯人的不断入侵打击之下，加上汗国内部分裂势力的不断发展，使其走向衰亡与崩溃。哈萨克属于部落社会，根据各自部落的传统特点，形成了三玉兹。其中，大玉兹以乌孙部落为主体，包括了康居、杜拉特、阿勒班、札喇亦儿等部落；中玉兹以克烈、乃蛮为主体，还包括瓦克、阿尔根、弘吉喇惕和克普恰克等部落；小玉兹以阿里钦部为主体，还有艾里木乌勒、克孜勒库尔特、铁烈乌、阿依达等部落。 十八世纪后期，小玉兹首领阿布勒海尔汗是个自私、贪婪、粗暴的人，他为了争夺汗位，投靠了拥有强大扩张野心的俄罗斯人。从而，破坏了哈萨克汗国各玉兹之间的团结。阿布勒海尔汗的叛国行为，激起多数哈萨克人的不满，愤怒的中玉兹巴拉克苏丹击杀了他。 控制了哈萨克小玉兹的俄罗斯人便马上任命阿布勒海尔汗的长子努尔阿里为小玉兹之可汗。面对俄罗斯人的干涉，引起小玉兹所属的大部分哈萨克人的不满，他们便一直拥立历来反对臣服俄罗斯人的巴图尔苏丹为汗。 中玉兹首领阿布赉汗是哈萨克的著名英雄，这个时期由于阿布赉汗的威望和才智，成了实际上的哈萨克三大玉兹的大可汗。 1755年，阿布赉汗派遣阿穆尔巴图鲁为使臣，到达伊犁将军班弟处。1757年，清军来到阿布赉汗游牧地，正式接受了阿布赉的归附。 进入十九实际后期，哈萨克汗国在俄罗斯人的不断入侵打击下慢慢进入衰亡。汗国衰亡的另一个原因是：大清帝国的衰落。沙俄在大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尚有顾忌，不敢贸然行事。但大清国力衰亡，无力顾及哈萨克汗国时，俄罗斯人便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迅速吞并了哈萨克汗国。 哈萨克汗国灭亡后，俄罗斯人又用武力强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中国领土。强行在中俄边界进行划界，条约规定：人随地归。划界后，属于俄罗斯范围的就要归俄国人管辖。划界后归入俄国的哈萨克人，不愿归入俄籍者，纷纷迁入划界后的中国境内。 1864年，哈萨克克烈部不愿成为俄国臣民，在首领阿吉公的率领下，迁入新疆阿勒泰一带游牧。1871年，原属中国的哈萨克阿勒班部落，在俄罗斯新占领区，面对凶残的沙俄统治，率领部落起兵反抗沙俄统治，失败后在塔扎别克的率领下，投奔中国。被安置在今新疆托古斯塔栁（今巩留县）。1883年，沙俄又与清政府签订《中俄科塔界约》，哈萨克、蒙古等牧民们，纷纷要求清廷不要在割地给沙俄。如要“随地划归俄辖，虽死不从。” 在勘界立约其间，哈萨克人强烈反对“人随地归”的原则，在清廷勘界大臣的努力下，议定划界后，两边的哈萨克牧民，可自由选择归属国，期限以一年为界。划入俄界的哈萨克牧民纷纷进入中国境内。 1872年，沙俄悍然入侵新疆伊犁，并占领了当时的新疆首府伊犁。 哈萨克人不得已纷纷向中国内地归附，特别是浩罕汗国的军阀阿古柏入侵新疆，给新疆各民族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才有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军入新疆收复失地之壮举。 所以，我估计进入会宁的这部分哈萨克兄弟，应该是在这个时期。 就在我自以为是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封建军阀盛世才统治时期，对新疆各民族兄弟的迫害和屠杀，或许他们是在这个时期内附甘肃和青海的。这说明：他们也曾受到封建主义的压迫。 哈萨克兄弟为了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前仆后继，浴血抗争，才从中亚的哈萨克草原，进入新疆、甘肃、青海等地。 而中国工农红军也是为了推翻顶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放下手中的锤子和镰刀，拿起刀枪，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历尽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来到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大会师。 因此，哈萨克兄弟和红军一样，为反抗帝国主义，历尽千难万险，都曾经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六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勒 小心路上就有石头 碰到阿哥的脚趾头 疼在老妹的心里头 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红歌《哎呀来……》，一首触动了我心弦的民歌，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她优美的旋律，更多的是穷苦人民和红军那种天然的血肉相连的感情。 为了推翻广大劳苦大众头顶的三座大山，共产党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历时九十二年之久，从过去的苦难走向今天的辉煌，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让我等无比自豪与骄傲。中国人终于可以挺起腰杆子，自信而傲岸的走在国际舞台上了。 然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境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却悄然的与国内极少数掌握着国家各级政府的国家政权机器的腐败蜕化变质分子相互勾结，谋取私利，正在悄然的形成了一股官僚资本势力。这将会成为党和人民必须要严肃面对的最严峻的不流血的残酷斗争。 难道，历史还将重演：我们的下一代人，又要重走一次红军的长征之路吗？ 今天，面对西方普世价值观和各种反华势力的渗透，那些政治上幼稚、糊涂的小知识分子们，天真的以真理的捍卫者自居，殊不知自己却是在充当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攻击自己祖国的人权标本的角色。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被西方人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 在上个世纪，曾经有个叫“苏联”的伟大国家，她的全称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这是俄罗斯历代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苏联人民一起创建的伟大国家。历史上的俄罗斯民族曾是一个饱受凌辱和压迫的民族，成吉思汗的西征，在长子术赤王子及其次子拔都率领的蒙古铁骑的征服中，南欧和各罗斯公国臣服于金帐汗国的统治与奴役之下。 在被欧洲人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统治下，俄罗斯民族遭受了残酷迫害和疯狂掠夺：“哪个没有钱，就要他的女儿；哪个没有女儿，就要他的妻子；哪个连妻子也没有，就把他的脑袋留下吧。”这是蒙古鞑靼人统治罗斯公国时期，俄罗斯人听到的最多的几句令人胆寒的歌谣。 伊凡?丹尼洛维奇?卡里达为了获得金帐汗册封的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他宁愿拜金帐汗为父，将大量的黄金和珠宝贡献给金帐汗，哪些重臣和汗的妻妾、子女，也给秘密送去金银财宝，以便让他们影响金帐汗。甚至，为了讨好金帐汗国的汗王，还曾像狗一样卑贱的爬在地上，匍匐着上前去亲吻汗王的皮靴。 这是每个有尊严的俄罗斯人都不喜欢听到的一段羞辱和痛苦的历史记忆。 库利科沃大决战，罗斯人获得胜利。这让整个俄罗斯民族看到了恢复独立的希望，大大的提高了民族自信心。 从1380年9月8日起，罗斯人获得库利科沃大决战的胜利开始，俄罗斯相继出现了众多伟大的政治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列宁、斯大林，经过长达54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苏联”。 可，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却有一个人异常的仇视，他就是：“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他极端痛恨苏维埃体制，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 索尔仁尼琴曾说：“人民的精神生活比疆土的广阔更重要，甚至比经济繁荣的程度更重要。民族的伟大在于其内部发展的高度，而不在其外在发展的高度。” 在这种思想价值观的指导下，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专制主义的文学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玛特廖娜的院子》，长篇小说《第一圈》和 《癌症病房》以及《古拉格群岛》。特别是《古拉格群岛》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反对列宁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被迫采取的镇压措施。作者这样写的目的是要把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诗人叶夫图申科曾把这本书称为“反共宣言书”。 索尔仁尼琴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极端思想，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其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来，他被苏联驱逐，作品也在苏联被禁。 索尔仁尼琴就投奔了他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美国。可以说，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他在全世界声誉卓著，如日中天。那个时期，索尔仁尼琴通过对苏联劳改营的描述，为自己树立了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形象，被誉为“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和良知”。 因此，在索尔仁尼琴逝世时，索尔仁尼琴的宿敌——沃伊诺维奇，用文学家惯用的极为浪漫主义的夸张口气，称赞索尔仁尼琴：“他孤身一人与苏维埃体制作战并孤身一人战胜了它”。而作家阿列克赛?伊万诺夫却比较客观和理性：“索尔仁尼琴将俄国文学传统带进了一条死胡同。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天赋似乎是托尔斯泰级别的。不过，索尔仁尼琴却缺乏托尔斯泰的分寸感。他走到了托尔斯泰决定停步的地方。” 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离开美国，回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方媒体对他的关注就大不一样了。西方的主流媒体对于索尔仁尼琴晚年的声誉和评价，远不如当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的那段时间。对于索尔仁尼琴的晚年，更多的评价词语是“充满争议”、“极富争议”之类。 1978年，索尔仁尼琴定居于美国。当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猛烈批评西方社会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此后，索尔仁尼琴还多次批评西方社会的道德堕落，并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等。因此，有人说他是反复无常的怪人、易怒者、专制主义者。还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等等。 一贯标榜自己是自由、民主、公正的西方社会，在索尔仁尼琴攻击专制的共产主义的苏联时，他就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他认为的最简单的方法来陈述：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可，当索尔仁尼琴又开始抨击西方的社会制度时，认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没有人类道德底线的个人享乐主义，造成了西方社会的：“道德沦丧”。 西方媒体马上就对他进行猛烈的回击：索尔仁尼琴因为在监狱呆了太长时间，性格已经扭曲，精神已经不正常，已经疯了。 这说明：索尔仁尼琴面对多彩的人类社会，不论是民主的西方社会，还是极权的东方世界，都只会用一种彩色去表达，那就是灰色。也许，在索尔仁尼琴的灵魂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灰暗的。——他，索尔仁尼琴在一个精神层面上、情感世界里，只存在一种色彩：灰色。他是个先天的、标准的色盲患者。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远东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20年的俄罗斯故土。当他看到物是人非、满目疮痍、人民极度贫困的祖国悲剧般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他内心开始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充满着无尽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罗斯祖国。”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年他曾经深深加以指责和批判的、早已不复存在的苏联及斯大林的态度，又来了一次重大转变。当他看到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一切，他在临去世前一年说了这样的话：也可能我是错的。 这是一个一直在诋毁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发出深深的忏悔。 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2005年6月媒体采访时，他公开指责俄罗斯政治现状，同时，强烈批评美国社会虚伪的民主，打着民主旗号，推行强权的做法。 索尔仁尼琴以反斯大林主义的小说《古拉格群岛》而著称，是反苏维埃制度最著名的斗士，但他在苏联解体后认识到自己反对斯大林和苏共是绝大错误。面对俄罗斯正沦为西方附庸的现实（即使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所谓经济复苏也是靠出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与沙皇时代的俄国和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落后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他痛苦悲哀地说：“今日的俄罗斯已经彻底丧失了斯大林曾经赋予这个国家的冲劲与斗志!” 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今日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们正在扮演索尔仁尼琴的角色。无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将中华民族重新拖向苦难的深渊。最近二十多年来，某些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们恶毒的攻击自己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企图将中国重新拉回半殖民地的老路，使中国脱离向世界现代化强国冲刺的道路，沦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低级加工厂。 正是他们迷失的价值观，涣散了中国的人心，削弱了中国人的斗志。 对那些被西方神话了的普世价值观侵蚀了灵魂，丧失了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幼稚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就象苏联的那个色盲患者：索尔仁尼琴。 “莫斯科，红场。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 红墙和广场，像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和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那个辉煌的时代。 然而，它也见证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见证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降落……”——这是《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中的一段解说词： 在苏联亡党亡国的二十年之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专家组赴俄罗斯，通过采访社会各界人士，录制并完成了系列电视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咧?季塔连科：“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之一。这可以从很多角度看。从文明角度看，这是文明的倒退，也是整个世界的倒退。这给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各民族带来巨大的苦难，使这些民族的发展进程倒退了几十年。” 2011年10月，季塔连科院士在俄会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赴俄考察团时说：“苏联解体后至今，除哈萨克斯坦仅仅恢复到解体前的1989年生活水平外，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没有达到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 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党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时代、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同时也承认那些时代、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往往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俄罗斯采访的日子，我们听到不少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无比自豪，同时也对中国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我想给中国朋友说这么一句话，就是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人民要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苏共衰亡的教训，因为只有充分总结这些教训，中国人民才能够稳妥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在《西部文学》杂志社社长洛沙先生的率领下，我们一行在“行走西部”。 在行走西部的过程中，我在默默的思考：什么是作家的良心？什么是作家的责任？作家为什么写作？作家需要为谁写作？这些命题早在数十年前，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阐述并得到了解决。今天又堂而皇之的把它提出来，是不是有些可笑？ 当看到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崩溃之后，我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便僵硬起来，愈发的恐惧。意识形态的斗争就悄悄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残酷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可，人们似乎忘记了另一个真理：各民族兄弟之间的不团结，也要挨打。 行走西部，我似乎找到自己应该所处的历史位置。 2013年6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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