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说苐一次上讲台 |
| 正文 | 在人生的旅途中，大凡第一次去作某种工作，因没有这方面的经历，总是要作较长时间准备的。“惴惴小心，如临干谷”，是不敢贸然应对的。因而，这个第一次“吃螃蟹”，总是会在自己记忆的屏幕上，留下深深印记的。这不，我的朋友张愉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第一次上讲台，是45年前的冬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的苍老，经历的许多事情都已忘却，然而第一次登台上课的情景，依然萦回脑际，挥之不去。” 张愉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国重点大学——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李何林教授在这个系任系主任。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著名专家，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尤以4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两部著作，在学术界一帜独树，享有盛名。有人评论说：“这两部书，揭示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先驱之作。”1975年10月，周海婴同志上书毛泽东，建议加强鲁迅著作和手稿的编辑，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毛泽东批示“赞同，立即实行。”国家文物局呈准中央所属北京鲁迅博物馆内成立鲁迅研究室。1976年2月，年以72岁高龄的李教授调北京负责馆室工作。期间，他主持编著了诸如《鲁迅手稿全集》等诸多研究鲁迅的著作和资料，为推动鲁迅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何林教授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作系主任是1952年，到1976年离开，其间有25年时间。何林教授为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犹为师生称道。尤其在指导青年教师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严格要求，诲人不倦，教泽广被。为后辈留下了没有见诸文字的感人至深的篇章。 张愉曾告诉我，他刚刚分配到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亲自安排他苐一次上讲台的讲课内容，并对其作了严格要求。那天，李何林教授教把他叫到办公室，仔细地看了他一眼，对他说： “你第一次上讲台就讲巴金。讲巴金，要广泛接触有关巴金的资料，要读巴金的原著，拓宽视野，要准确分析和评价巴金的作品……” “新上讲台，你要写出详细教案，两节课的讲稿，大约7000字左右，讲稿要把导入性、过渡性、讲课内容、总结性的语言也写进去，防止语无伦次。讲稿完成后，要请教研室主任张学植先生审查，然后交我过目。” 张愉回忆道，接受任务后，我查阅了巴金几百万字中的大部分作品，四易其稿，才把教案写好，又经过层层审查，认为合格，才获准上课。讲课那天，李教授偕同张学植教授等教研室诸多老师坐在教室里听课。李教授听得特别认真，当我声调稍低一点，李教授就像乐队指挥那样扬手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示意我“扬起”声音，讲到重点或需强调处，他还握起拳头做重力捶击状，示意我突出此处观点……这堂课，我在李教授的要求下，准备得非常充分，讲稿中的每一个字差不多都可以背诵了。即便如此，我仍然一身衣服都汗湿了。 张愉动情地说：“如今，李教授早已作古，我也退休多时。然而，每当我想起当年情景还是激动不已。李何林先生对同志的真诚，对晚辈的严格，对事业的执著，对是非的分明，还有那不受世俗侵染的求真精神成了我心中永久的丰碑。” 听完张愉讲完他述说苐一次上讲台，我感到他是幸运的。这幸运就是在他走上教师这个崇高岗位的初始时刻，就遇上了这么一位卓越的引领人。俯仰平生，张愉未敢忘记李教授的悉心指点和从严要求。直到现在，他仍每日孜孜，手不释卷，他没有别的爱好，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他把精力全放在读书上，不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使然，而是他第一次学剃头就遇上了一个“大胡子”，是李教授“关爱”、“难为”他，并从严要求他使然；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素来令人尊崇、令人景仰的神圣职业使然。当教师的，只有自己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勺水。如果把学生比做嗷嗷待哺的幼婴，那么，教师就要备好充裕而甘甜的知识乳泉去抚育他们。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上课总是认真备课，从不马虎；走上讲台，他总是旁征博引、话语滔滔。张愉善于表达，无论用语言还是文字，他都高人一筹。他常说：“李教授对他第一次上讲台的从严要求，对他的治学、授课、成长是起到了影响终生之作用的。” 讲说我的朋友张愉告知的他的苐一次上讲台这个故事，不是空穴来风，无话找话说，而是我有感而发的：前天，我去听一位新来教师上课，他竟然没作课件，也没有写教案，在课堂上，面对那么多的学生，他拿着一本教材东翻一頁、唸上一段；又西翻一页、再唸上一段……韓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觧惑也”。这苐一次上讲台就如此这般，如果不好好攺一改，如何为师？又如何能搞好传道、授业、觧惑呢？！ 但愿我们各个学院的院级领导和（系）主任，能从张愉教授讲的《第一次上讲台》这个故事中获得启迪，像李何林教授那样，严格要求青年教师，带领青年教师健康成长，为学校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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