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的外祖父母 |
| 正文 | 我的外祖父母 我的父母是同乡。外祖父母故居也在浙江慈溪鸣鹤场。解放前，两老就由宁波到上海谋生。我记事时，看到的外祖父是闸北区天目东路一家废品收购公司的会计，外祖母是天潼路一家水果店的营业员。俩老工资收入不会很高，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 妈妈曾有个妹妹，未婚夭折。因此可说母亲是独女。外公无子，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俗，领养族侄为子。上世纪一九九零年前后，外公外婆在上海相继逝去。我和大弟随母亲去上海天潼路七五四弄58号处理后事。那时，四十岁不到的我，办事精干。跑上海火葬场处理遗体，去派出所注销户口，到居委会联系善后，感谢邻居亲友帮助等，全部由我（大弟协助）亲自处理。外婆的亲弟弟杭州大舅公（我有小舅公在巴西侨居多年，不可能回国前来）也一同来沪吊唁，并处理遗产。 或是老家遗风，或是母亲要强，在整理外祖父母遗物遗产时，母亲不要父母一针一线，拒绝大舅公劝说继承外祖父母部分遗产的提议，将所有财物赠予外祖父母的养子承荣舅舅。按族规，由乡下俞家舅舅将俩老安葬于故乡慈溪鸣鹤场杜湖旁盛产杨梅的和尚山。上海天潼路七五四弄58号一套石库门正厢房居室（私房改造后为公房，但可以承租）也随之放弃，颇为可惜！ 2007年秋冬，我特地去故乡探望亲戚，从此和家乡亲戚恢复正常联系。此后，我弟兄四人每年去故乡祭扫观城茅洋山祖父母之墓，去杜湖和尚山祭扫外祖父母之墓。从那时起，每年一次和舅舅俞承荣以及表弟孟波建波有了联系。每次去，我们为感谢舅舅照拂外祖父母之墓，都送去礼物礼金不等。 听说外婆不善带小孩，母亲从小寄养在杭州太外婆大舅公家里生活，直至成年出嫁。母女感情由此淡薄。 记得太外婆沈老太太六十年代初来苏州，母亲就忙前忙后，购物烧菜，热情招待，对此，我印象颇为深刻。而外婆直到我十来岁时才来过苏州，次数也不算太多。直到我们1979年，我家由苏北返回苏州后，外祖母才来苏州（当时我家住在北园）小住几天。以后我也去上海探望外祖父母，住宿好几次，外祖父母的房间不大，晚上都是在室内空地上临时打地铺睡觉的。 追忆到“文革”，那时不上课，我便去上海外婆家，无事可做，整天拿着地图，游荡在沪上街头，就此对上海主要街道走向较熟。从那时起，我常与外公通信，觉得外祖父母孤老无依，小辈理应尽力照顾。工作后我便常有款项汇去接济，多年不断。外祖父也每月一二次给我写信。外公信函文句很好、书法也颇好。很多信件我至今依旧保存。 （我对亲历往事，大多记忆如新，这都是我常年写日记之功。我喜欢保存当年信件以及发表过的文章。现在遇到疑惑之处，一查信件、原件，一切了然，一般不会有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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