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大爱无声—教师节献给我们最敬爱的老师 |
| 正文 | 整下午都是雨，淅淅沥沥，树下的几片落叶蜷缩在路面上，被流水拉扯着。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又是一个多雨的秋季，秋季是一个多情浪漫而又伤感的季节，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的某些思绪，让人产生些许莫名的怅惘，尤其是这丝丝秋雨，不紧不慢，洒落淅沥，又似乎悄无声息。独自行雨中，或是倚窗凭栏，眺望远山上层层雾霭，更能勾起人们心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丝缕记忆。 外面的雨依旧戚戚嘈嘈，我坐在窗前，随意浏览着网页上的信息，一行这样的文字闪现在我的眼前，“第二十九个教师节，你准备给你最敬爱的老师送上怎样的祝福？”看着这个问题，我的思绪似乎随着这雨声回到了十几年前的那个秋季，当年我一位尊师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脑际，依然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亲切。 那年我十四岁，同样的季节，同样是一整下午的秋雨，踩着泥泞的山路，父亲背着母亲为我手工缝制的被褥，送我到陶洼子中学去读初中，我很兴奋，我第一次走出了我们村子，第一次住在学校读书，第一次接触和自己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老师（小学的老师都同个村子的，全部都是半农半师，而且我和老师们都有亲戚），太多的第一次让我忘记了秋雨的冰凉，雨路的湿滑。 到学校，父亲斜着身子扛着我的被褥，我紧跟在父亲的后面，在偌大的校园里转了几个圈，几经打听，才找到我报名的地方：那是一间大教室，门上红纸浓墨写着“初一（2）班报名处”几个大字，里面整整齐齐的摆满和我们小学差不多破旧的桌椅，讲台上围了一堆人，都是学生和家长，还有几个家长和父亲一样，背着被褥和孩子一起伸着脖子往里挤。几分钟后，人就稀疏多了，我才看见讲桌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此人三十出头，身材偏瘦，穿着一件灰色的运动服上衣，中长而乌黑的头发直直的从额头梳向后脑勺，是那时候很流行的“背头”，黝黑的皮肤，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头也不抬，专注的填着桌上的注册簿子，边填边问学生的信息，让人感觉干练又精神。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新班主任吧，那时候的学生是很怕老师的，尤其是我这样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农村孩子，更是不敢正眼看老师，我跟在父亲后面从人缝里偷偷的打量着我未来的班主任，后来在开学第二天的班会上，我才知道，我的新班主任叫薛云，也是我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 报了名，班主任给我安排了住宿，算是正式入学了，父亲匆匆离开学校回家。晚上，薛老师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吃完饭后，他背着手踱进了我们宿舍。 当时的学生宿舍没有上下铺，全都是大通铺，我们的宿舍有两间房子大小，住了我们班同学30个同学，非常挤，母亲给我做的褥子大概有一米宽，在家的时候，看着这个褥子，我还埋怨母亲，“这也太窄了吧”！没想到当同宿舍的同学都来齐的时候才发现，这褥子真是太宽了，一个挨着一个铺的话，至少有七八个同学的褥子没地方铺，只能叠着铺，一个压着一个，同学们一下午都在为把全部同学的褥子铺上而不断调整，一下午，宿舍里学生和家长进进出出，人头攒动，乱七八糟。 薛老师进来的时候几个同学还在床上调整自己的褥子，看见薛老师走进宿舍，同学们迅速的停下手中活，那几个在床上的同学也一个箭步跃到地上，都直直的站在地上等薛老师说话，薛老师看了宿舍一圈，“都收拾好了吗？哎，这个不行啊，这都弄成一个个大脊梁了人怎么睡。”薛老师看着被同学们铺成波浪形的床，一个劲的摇头。因为同学的被褥都是家里给做的，宽窄、长短、薄厚就没个统一，再加上是一个叠着一个铺的，整个通铺真是“波涛汹涌”，此起彼伏。薛老师说罢，弯下身子，亲自动手将那些不平的褥子再做调整，最后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将长短薄厚差不多的那些铺在一起。薛老师一会儿指挥，一会儿动手铺床……愣是倒腾了近一个小时，才将我们宿舍床上的一个个大波大浪基本抹平，薛老师这才走出了宿舍。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次学校的组织的文艺汇演中薛老师给我们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那年六月，我上初一第二学期，初三临近毕业，学校决定组织一台欢送毕业生的文艺晚会，因为初三学生临近中考，时间紧张，这台晚会由初一、初二两个年级准备，班主任组织选定节目，安排排练。 这个活动安排下来之后，我们班在薛老师的带动下就行动了起来，薛老师利用班会时间和课余时间，通过同学们推荐，试唱试演，最终定了几个节目，我也非常荣幸的是被选定演出学生中的一员，我的节目是独唱一首《中国娃》。选定了节目，接下来就是反复的排练，薛老师就是我们排练的导演，利用课余时间，排练地点就是教室，有时候在薛老师的办公室。 当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学校的教学设备都很简陋，更别说音乐器材设备，没有电脑，更没有KTV，帮助我们排练的唯一一个先进设备就是薛老师结婚时候买给他自己的一台装磁带的老式录音机，两头是两个黑色方块的扩音器，中间有两个装磁带的磁头，磁头上面是玻璃封着的一个凹槽，里面几片绿叶捧着一朵大红花，插上电源，装进磁带，按下播放的时候，那朵大红花在不停的转，转的时候还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当时看来，甚是漂亮，每次眼瞪大眼睛看着薛老师熟练的将磁带装进磁头，音乐起，红花转，我们一个个都激动不已。那时候的录音机是很时尚的，有录音机的人不多，所以有录音机的人都倍加珍惜他的这个高科技产品，薛老师当然很珍惜这个当时很稀少而且还有结婚纪念意义的录音机，但为了我们几个能排练出好节目，为了我们班在这台晚会中能演出成功，薛老师无偿的将自己的录音机提供给我们，为我们提供原唱音乐，供我们反复练习。后来还没到正式演出，薛老师的录音机就这样被我们给排练坏了。 我们排练就是跟着录音机唱或者是清唱，但正是演出要用学校那台VCD机子，所以唱歌的学生都要找上自己歌曲的光盘，演出的时候播放VCD光盘。 晚上就要演出了，独唱的同学都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碟片，我问了很多亲戚同学，家里有歌曲碟片的都没有《中国娃》这首歌。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当晚就要正式演出，怎么办？我心急如焚，甚至感到了绝望，我就去给薛老师说明了情况，薛老师二话没说，起身径直走到教室，把同学们集中起来问：“谁家有《中国娃》这首歌的碟？同学们想想，帮忙找找，马上要演出，再迟就来不及了”。同学们都不说话，意思很明确，都没有，这时，后面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我记得我在我二叔家见过有这首歌的碟，不过那都是几周前了”，那个同学家离学校不远不近，步行一个来回得半个多钟头，骑摩托车不到二十分钟。薛老师立即捎着那个同学去了他二叔家了，去了将近一个小时，薛老师才回来，光碟找上了，见着光碟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怎么去了那么久呢？听那同学说，他二叔家的那张光盘前不久被一个亲戚借走了，薛老师又骑车去了他二叔的那个亲戚家才找上光盘的。那一刻，我对薛老师的感激之情由心底慢慢升起，形成一股暖暖的强大力量，我暗暗的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薛老师对我的期望和付出，这次晚会我要放开了去唱。 下午，学校在图书馆们口搭建了有两间房子大小的一个帆布大棚，大棚下的地面也用帆布铺满了，两边摆着两个音响，半个下午都在不停的播放音乐，夹杂着老师试音的说话声，听着我紧张的脑瓜子一阵阵直冒汗。 晚饭后，我的心情更紧张，我正在教室的转角处一个人偷偷反复试唱着我的歌，薛老师急急忙忙的找到我： “你准备演出的服装了吗？穿整齐可以给演出加分。” “没有------”我看了薛老师一眼，低着头回答。 说起衣服，那是的我真的没几件，父亲母亲都是农民，家里一年的收入微薄。每年妈妈也会到集市上给我们三个买衣服，但都是在估衣摊上碰上合适又便宜的就买一件，一般买回来的我先穿，等衣服小的我穿不上的时候，母亲再缝缝补补，给弟弟穿，很多时候，我们穿的都是经过母亲改作过的父母的旧衣服，演出服装这个词我都是头一次听说，何处去找？薛老师说到整齐的衣服，我无助的低着头。 “那怎么办？那------我的衣服你能穿不？我那还有一套西服，哦------可能太大了，哎！你还是来试试看”说着薛老师就转身向他的办公室走去，我什么都没说，跟着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 到了办公室，薛老师从柜子里取出他的那套西装让我在炕头上立马试穿，当时我的个子不高，薛老师的衣服穿在身上的确是太大了，衬衣在里面，看上去到没什么问题，可上衣的下沿已经将屁股盖严实了，裤子更不用说，站着的话脚面上堆着几层，我挪了一步，裤筒掉下去就把我整个脚包完还长有两三寸。但配上白衬衣，还是有点西装的感觉，对于演出来讲，比我那件衣服是好多了。 薛老师上下打量着，点点头说：“嗯，就这样了，挺好”。 薛老师又拿出了他的皮鞋让我穿上，他说不管大小先穿上，就在台上应付那么一会儿，后来就在马上要上台的时候，我已经在在后面等待演出了，薛老师还从人堆里挤进来，不知道他从哪找来的一双白手套，让我带上，说这样的话全身的配套就齐全了。 那天晚上看演出的人很多，除了全校师生，还有学校周边的群众，男女老少，几乎将那个不大的演出舞台围的水泄不通。晚会上，我的演出是成功的，晚会后我被学校评为本次晚会的“优秀表演者”，学校发给我一幅奖状，至今，这幅奖状还在完好无损的珍藏着，因为他不但见证了我的努力，更凝结着薛老师的心血和对我期望。每次展开这幅陈旧的奖状，就展开了一段鲜活的记忆，我尊敬的薛老师那为我操劳、可爱可敬的身影就闪现在我的脑海，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对老师的无限尊敬之情！ 和薛老师在一起的那几个冬天更是我们班每一个同学心中被定格的记忆！ 记得那时候的冬总是很冷，白天来的很迟，晚上来的很早。冬天的早上，天还很黑，宿舍里几个勤奋好学的同学就悄悄起床到教室早读去了，大多数同学还浸在梦湖里心外无物。接着不到几分钟，你就会听到宿舍门被轻轻推开，还加着轻轻的脚步声，随之一束老式手电筒微弱的红光照进宿舍，在宿舍的床上开始扫视，走进宿舍的不是别人，正是薛老师，他每天早上这个时候准时起床，亲自到宿舍唤我们起床早读，走进宿舍，看到还在呼呼大睡的同学，薛老师弯腰靠近熟睡的同学，轻手推搡，一个挨着一个，低声的说：“某某，醒醒，该起床去早读了！”刚开始的时候，熟睡的同学双手揉着眼睛费劲的睁开，模模糊糊的看到是薛老师，便猛一下起身，蜷缩在床尾，准备起床，后来，很多同学慢慢习惯了薛老师每天早上准时来宿舍，听到薛老师在头顶说话，就知道到起床读书的时候了，边揉眼睛，边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什么么话也不说，收拾起床。因为我们感受到，这和在家父母早晨叫醒自己一样的温声细语，一样的自然无声，一样的可亲可敬，很多时候，同学们甚至都忘记了当时严格师生关系，几次在睡梦中我被轻轻的推搡和熟悉的声音叫醒，一分钟我都没明白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渐渐地，同学们的生物钟形成了，都养成了早起朗读背诵的好习惯，每天这个时候，同学们能按时起床到教室里早读，但尽管这样，每天早上，薛老师还是要亲自到宿舍转一圈，确定同学们都到教室里去了才安心。 到教室，书声早已一片，同学们或是在教室的某个角面壁而诵，或是在课桌间的走廊里边走边读，讲台前有一个小小的火炉，炉中的火已经燃起，教室里也暖和起来了。原来，薛老师在来宿舍之前，就已经到教室里打开了教室灯，生了炉子，有时候上早自习的时候，薛老师在炉子旁边看我们背课文，在炉子上你还可以看到几个黑白大小不一的馒头，我们班的同学都知道，那是薛老师在给我们班某几个同学烤馒头。因为那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背来的馒头一个个都冻成了坚硬的冰块，同学们无法下口，当时同学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从学校灶上打一杯热开水，然后将整个馒头放进去，过一会最外面一圈融化了，赶紧吃一层，放到热水里再融一圈，再吃一层，这样反复几次，一个馒头才能下肚，鉴于这样的情况，薛老师在班会上提出要给我们考热馒头。所以，初中三年，每个冬天，我们班教室的炉子上，少不了同学们几个十几个大小不一的馒头，更少不了火炉子旁边薛老师精心翻烤馒头的身影。 冬天里，寒冷的早晨，大教室里那个小小的火炉，变成了给无数人温暖的大锅炉，在那个天蓝土黄的年代，在那些多雪多朔风的岁月，给了我温暖，给了我感动，更给了我力量。薛老师架起了教室里那个小小的炉子，同样架起了我们农村娃娃的希望，薛老师烤热了我们冰块似的馒头，同样烤热了我们一颗颗年少的心，烤热了来自山沟沟里一群孩子的梦。 大学毕业后，我也由一位学生成了一位普通的老师，如今已为人夫为人父，人们常说，做了父母，才能体会父母的不容易，自己做了老师，才知道老师的辛苦，确实如此。在和学生一起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都回想起十几年前，薛老师是怎样对待学生。有人说，教育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事业不仅需要教师的兢兢业业，更需要教师的真挚的感情投入，在课堂上，在生活中，面对不同的学生，我也会有不耐烦、没有耐心的时候，可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十几年前的自己，自己的学生时代所受到的老师的关爱、帮助，我就立即调整自己的状态，积极乐观、平和包容的处理学生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在我心中，薛老师不仅让我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更让让我学会了勤奋，学会了坚持，学会了付出，学会了帮助别人，让我感受到帮助别人带给自己的快乐。 薛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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