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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过白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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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庄,地在宁波城西,是浙东学派现存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在宁波历史上,白云庄与天一阁地位相当,素有“城内天一阁,城外白云庄”之说,俨然是宁波文化史上并峙的双峰。然而,天一阁早已蜚声海外,白云庄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问一个宁波当地人:白云庄在什么地方?大约多数人是会挠头而不其知所踪的。纵然“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被认为概括得比较贴切的宁波城市口号,说的依然是天一阁,白云庄却不能在其中占有一丝的痕迹。

天一阁出名自然是无疑的,仅就时间一项,就让天一阁带上了中国及亚洲最早、世界三大最早私家藏书楼的桂冠。为了保护好书籍,范氏定下严格制度,其中就包括“外姓人不得入阁”的规定。直至清康熙十二年(1673),黄宗羲在范钦曾孙范光燮的陪同下破例登楼,写下《天一阁藏书记》,发“尝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之感慨,天一阁于是名声大噪,为士人所瞩目。乾隆皇帝编撰四库全书时,不但向天一阁征书赐画,还依照天一阁所遵循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格局,修建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澜七阁。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典藏、范家的精心呵护、皇家的垂青,这一切让天一阁在文人心中变得极有份量。此后数百年间,天一阁向知名学者打开一扇门,万斯同、全祖望、冯南耕、徐健庵、陈广陵等纷纷登楼,为一时之盛。几十年前,余秋雨在台风天登临天一阁后,还写下了《风雨天一阁》一文。

我初读《文化苦旅》时还在念中学,那时候电视报纸网络都不发达,读书便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之一。周日时分,常常会花上半天时间去新华书店看书,也是囊中羞涩的原因,在书店里一本一本地翻看过去,只有碰到十分中意的才肯掏出钱买回来。就在这样的流连中,与《文化苦旅》不期而遇。高高的书架,一大堆文集,前面是一面书墙,没有事先的准备,没有刻意的挑选,信手抽出一本黄色的硬皮书,随意翻开,映入眼帘的是用作题目的“风雨天一阁”五个字。于是细读起来,一读之下便欲罢不能,一读就读了二十多年。此后几次搬家,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成为特别的收藏。

就在这样的不经意间,天一阁和《风雨天一阁》如同一块路标,指引我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秋雨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的写作风格,在我的身上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如今,当我记录自己的人生旅程时,总会不自觉地跳出现实的景物,陷入到对文明、对历史、对人性和精神彼岸的思索中。现在想来,这个关于天一阁的题目大约激发了心底里怀有的一丝自豪感,再加上余秋雨是余姚人,算起来都是宁波老乡,自然又增加了几分亲切感。前些年我在《华夏散文》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收到杂志后竟意外地发现同期也刊发了余秋雨的《西湖梦》,这种亲切感顿时从心底涌起,如同久别老友不期而遇,喜悦之情勃发而出。

有时候我在想,倘若没有那一次邂逅,我是否还会在人生之半途重新拿起纸笔,以自己的方式思考和记录人生。但不管怎样,天一阁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宁波人的精神和文化,毕竟这座藏书楼早已超越其本身,深深地植根在宁波人的精神世界中,成为宁波人心中最值得骄傲的文化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宁波人是幸运的,天一阁也是幸运的。

然而,白云庄却没有这样的幸运。

环城西路上车来车往,没有停歇的一刻。这条当年的“外环路”,如今早已是宁波城里一条相当繁忙的交通干道。在道路距离北斗河不远的地方,两条小路各自在环城西路上开出了口子,彼此相距不过几十米。这两条小路太不起眼了,以至于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普通得过往行人都提不去兴趣张望一下小路深处的景物。但它们所隔开的一段短短的道路,却能安放下一面重重的石墙。翠色相映中,石墙灰砖黛瓦,十分庄重,沙孟海写下的“白云庄”三个大字遒劲有力,提醒过往的行人,在这后面所蕴藏着的沉甸甸的文化积淀。

绕过石墙,小路平行着一起延伸,在道路的尽头连接在一起,如同孙大圣画下的圈子,阻挡了周围拥挤的住宅和汽车。小路中间围出来的土地其实已经开辟成了一个公园,绿树掩映,修篁叠嶂,灌木和草坪杂间。一处江南民居落在翠色里,于树丛间露出黛瓦山檐。小河从旁流过,带走落红飞絮,为这块不大的土地增添不少灵气。穿行在公园里,树影婆娑,风清气爽,暂时可以远离咫尺之外的喧嚣。白云庄就以这样的方式,避开了世间的繁华,默默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

白云庄本是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祠庄,后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世称“白云先生”,死后葬于此,故名白云庄。清康熙七年(1668年),黄宗羲应万泰等邀请前来宁波讲学,学址起初设在广济街万泰的宅内,后来移到延庆寺,两年后再迁至白云庄。在此期间,黄宗羲创设证人书院,为与其在绍兴的证人书院相区别,黄宗羲的私淑弟子全祖望特意在前面加上“甬上”二字。书院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研究经学,兼习史学、文学、历算,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

“忆开讲席白云庄,杖履欣然一苇航”。甬上证人书院设立后,白云庄里名流咸集、文人荟萃,四明学风蔚然大开,前后听讲者有100多人,其中有弟子66人,被黄宗羲推许者18人,时人评之以“言论丰采,翕然可观”、“讲道论心,极一时师友之盛”。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人的努力下,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浙东学派声名大噪。

端坐在甬上证人书院里,黄宗羲一声清咳,娓娓开讲,一开口便直指“公天下”的重大命题。“公”与“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泾渭分明,韩非子就曾说过:“自环者为之私,背私为之公,公私之相背也”;儒家崇公抑私,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便是“天下为公”。公与私还和道德挂起钩来,每每言及公私,话语之外,公便是高尚,私便是卑鄙。在这样的传统中,“一大二公”的基因悄悄地潜伏了下来。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公到了极点,天下便归于帝王,与百姓却没了关系,这可能是对崇公抑私最大的讽刺。

浙东学派对“公天下”做了全新的诠释,黄宗羲认为,“公天下”就是能使老百姓“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天下。将公私对立转到公私并重,肯定了人有自私自利的权利,大大张扬了一下人性,实现了公与私在哲学上的统一。弗里德曼1988年来华时曾在上海说:“彻底的公有制就是私有制,彻底的私有制就是公有制 ”,几乎就是黄宗羲“公天下”的翻版。

黄宗羲又提出“工商皆本”、“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 ”,强调民富才能国富,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这些主张明显带有重商主义和保护私有制的色彩,是浙东商品经济对传统农业经济在思想上的重大颠覆,即便从如今的角度来看,其现代意义和启蒙价值也丝毫没有褪色。

说到浙东学派,有一个人的名字不得不提及,那便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王阳明,余姚人士,乃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王阳明35岁,正是一个男人成熟的年龄,一场风波不期而至。王阳明为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人上疏论救,开罪于大太监刘瑾,被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龙场驿栈驿丞。从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跌到不入流的驿丞,王阳明所经历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大凡伟人必定要经历人生的苦难,有了切肤之痛,才能涅槃重生。孟子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王阳明的痛苦并不是从龙场开始的,当王阳明还是小王时,就开始追寻成圣之路,然而成圣之路却成为痛苦之源。朱熹说:“格物穷理”,天下事物的根源在于天理,事物虽然千差万别,但天理只有一个。程颐又说:“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每天搞懂一件事,格完一物再格一物,积累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大悟、无所不知,成为圣人了。于是,小王开始格院子里的竹子,格了三天,没格出道理,却格出病来。大约从这时候起,小王开始怀疑起朱熹来,尤其对于朱熹的名言“存天理、灭人欲”大有看法,朱夫子将人欲分成“天理中的人欲”和“超越天理的人欲”,又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可操作性很差,也让理学与日常生活渐行渐远。王阳明如今偏要问一问“天理何在?”

龙场的经历对王阳明是一种灾难,却是中国哲学的幸运。王阳明在龙场制作了一口石椁,一有空便躺在其中苦思冥想,在经历一夜又一夜的不眠之后,王阳明忽然醍醐灌顶,原来苦苦追寻的天理,竟在自己心中。这大概就是禅宗所说的顿悟。释迦牟尼出家苦修6年一无所获,两手空空走出森林来到菩提树下,历经七天七日的冥想,顿悟成佛。这一幕与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何其相似。

大道至简!于是,王阳明与朱熹彻底分道扬镳。

历史总是在循环中上升的,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为中国人设置起一根理想的标杆,却没能提供获知天理的现实途径。理想高高在上,难以触及,没有现实的路径,终让理想变成无法达到的空想。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里,道德就是天理,规则才是路径。一味强调天理,让宋明理学走进死胡同。幸亏王阳明所遭受的挫折,让儒学再次转向,天理与人欲在朱熹处一分为二,王阳明又将其合二为一,完成了哲学的统一。

自“心即理”之后,王阳明一发不可收,为求理于心,继而又提出“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将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统统阐发了一遍,无怪乎阳明心学一出,明清之际便再无他人可以触及这样的高度。日本虽僻居东瀛,却恭恭敬敬地把阳明心学捧回去,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支柱。东乡平八郎还刻了一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印章,为阳明心学在日本的巨大影响提供了一个注脚。

我接触王阳明时正在东南大学读研究生,人文学院的张教授是研究王阳明的专家,一番接触,我便对这个曾国藩、蒋介石倍加推崇的人物有了兴趣,再读之下,不觉惊为天人。一介书生,创立心学,开馆授业,却数次领兵,一平江西,荡平为患数十年的盗贼;二灭叛乱,三十五天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三督两广,剿除卢苏、王受叛军。其所弘扬的“知行合一”不仅留于文字,还身体力行地建于功业。功成之后,上疏乞求告老还乡,不等朝廷的批复就匆匆离去,潇洒转身,不带走一片云彩。

象王阳明这样能在哲学、政治、军事和教育领域跨界,并且在每个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人,放在中华文明的整条长河中恐怕也是不多的,难怪清代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郑永年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巫术化”》一文中曾惋惜地指出:“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这恐怕是当代学者对于王阳明最高的评价了。

王阳明当然担的起这些评语。

严格说来,王阳明与白云庄并无直接的联系,但阳明心学无疑构成了白云庄的思想本源。浙东学派自古便有广义与狭义之说,狭义者,就是黄宗羲所代表的浙东史学派;广义者,浙东学派分成三个阶段:早期是两宋时期“明州庆历五先生”和“甬上淳熙四先生”开创的四明学派,中间便是王阳明的阳明心学,再者才是白云庄里的黄宗羲。三者治学上各有侧重,思想上彼此相通,上承陆九渊的心学,下启“经世致用”之学说,共同助推浙东学派攀上中国思想史的顶峰。如今仍有不少人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联在一起,中南大学就将这八个字用作了校训。若无阳明心学在前,大概白云庄里所开的讲座多少还是要打一点折扣的。

1934年的一天,46岁的杨菊庭像往常一样,乘一叶扁舟出城寻访白云庄的遗迹。西郊管江岸、万家河一带是他今日寻访的重点。拨开漫漫荒草,杨菊庭在一组荒冢前停住脚步,俯下身来仔细考证。忽然,杨菊庭不由得激动起来,他断定,脚下的这片残垣断壁就是他苦苦寻找了多时的文化圣地——白云庄,至此,被岁月湮没了两百多年的白云庄重现天日。

清中期以后,万家逐渐败落,子孙四散,迁于别居,书院亦废圯,盛极一时的浙东学派学术重地沦为一片废墟。在杨菊庭、冯孟颛等人的努力下,1934年8月,白云庄重新修复。

公园的草地上,黄宗羲铜像盘膝而坐,一手持书,一手缕着胡须,仿佛若有所思。身后的白云庄似邻家小院,只是开启了一扇小门。虽然已是寄身于闹市,白云庄却出奇地安静,除了我们,便没有其他游客到访。倚门向里张望,门后是一进四方院子,西侧的台门高大庄重,黑色的官帽檐很是精神。院子南墙开有一个角门,再往里是花园。花园里草木葱郁,几株香泡树已经挂起了果,引得两小猫在树下嬉戏打闹。花园南面种了许多竹子,挺拔而整齐,为花园增添不少俊朗之气。大约听到有脚步的声音,管理人员从院子边的偏屋里探出头:“参观吗?”我点点头,“登个记吧。”我自然遵命,在石桌上的登记册里写上名字。

花园西侧有一扇小月门,通向正屋的天井。正房两进,一进用作办公,一进用以展览。正屋后又布局了一处小院,小院的主体建筑按照坐西朝东布置,西侧的建筑为万氏故居,室内墙上陈列了万氏一门的功绩,东侧的房子辟为甬上证人书院,雕塑了一些蜡像,或坐或立,或听或论,再现了书院当年讲学的场景。我只是奇怪,黄宗羲开书院讲学时已经在康熙年间,为何蜡像却是明朝的装扮?

白云庄的建筑风格与浙东常见的民居相仿,粉墙黛瓦、石板铺地,布局却有点奇怪。按说,万氏故居和证人书院应当是白云庄的主体建筑,理应坐北朝南,实际上却是坐西朝东。这样一来,正屋与后面院子的两条主轴线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况且,白云庄大门紧闭,开放的仅是东北的小门,乍一进来,对白云庄为何如此布局还真有些弄不明白。我很怀疑正屋部分是以后增建的,只是没能找个人问问。好在白云庄建筑群不大,穿过正屋前右侧的边门,出来便是墓道,站在此处一看,整体布局就豁然开朗了。墓道整修得非常齐整,一水的石板路,经过残缺了的石牌坊直通向南面的小河,墓道两侧松柏伫立,一对石马默默守护着万泰的父亲万邦孚之墓。在其东侧,白云先生万斯选归葬于此,祖孙三代,唯独缺了万泰之墓。

走回到进来的院子,又与管理人员打了个照面:“游客不多嘛!每天都这样吗?”管理人员点点头,“大家不太知道这里。”同是国家级文保单位,同是代表宁波文化的两座高峰,天一阁里总是游人如织,要想在宝书楼下留个影,还要等前面的游客让开一个场子。而白云庄却是游客寥寥,一片寂寞。这是否代表了思想的悲剧?

天一阁以藏书出名,有书,有藏书的楼。白云庄以思想见长,思想却是无形的,不可见,也难以触及。况且,思想能否流传下来,还得取决于人的口味,而在中国历史上,阉割思想的事着实是干了不少的:秦始皇焚了书,要到鲁壁里才能找回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便成为历史的绝响;朱元璋厌恶“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便薄了不少;乾隆皇帝修了《四库全书》,大清朝的文人都不敢落笔了。白云庄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心底里,多数的国人大约还是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的。与无形的思想相比,有形的书籍更受人关注;与书籍相比,精致的古建筑更受人关注;与古建筑相比,拆旧建新带来的现实利益总是更受人关注。岁月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天一阁与白云庄,一个藏书,一个教书。藏书是出世,危楼枯卷,可以秉烛夜读,不闻窗外之事,但盛名之下,难挡红尘滚滚而来。教书是入世,花径草庐,难得人才辈出,躅行经世致用,惜世事变迁,怎奈落花流水无踪。人间诸事,大抵如此。

历史选择了白云庄,古老的中国传统思想试图在此进行最后一次的自我变革!

自孔子开始,儒家就提义利之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和小人,指得还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到孟子这里,就变成了“舍生取义”。儒家重义轻利,本不是什么错,只是如同朱熹,虽然摆出了天理,却没能给出求理的途径,如此一来,天理与人欲渐行渐远。再到后来,一面宣扬道德至上,一面却与本性相去甚远。王阳明、黄宗羲直面人心,承认人性的合理性,重视人的自身价值,唤醒了东方的人文精神,这大约就是白云庄留下的最大财富。在旧儒学的框架里能够提出这些全新的概念,放眼全球,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概只有西方的启蒙运动,郑永年是看清了这一点的。

白云庄终于留下来了,但是她所承载的思想却被束之高阁。此后的岁月,古老的帝国依然沿着固有的思想轨迹前进,只是在面对西人的坚船利炮时,才匆匆忙忙四处寻找强国的新学。不断有人想播下了龙种,却不意身边的龙种已流落在荒冢乱草之下了。

时光流逝,白云依旧。白云庄里,翠竹深深,白云庄外,流水潺潺。白云庄如同身边的美玉,当她流连身旁时,却未珍视有加,反要寻觅他山之石。直至岁月匆匆,暮然回首,才发现原先的那块美玉,才是留在心底的牵挂。

过白云庄,岁月易过,心却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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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2/26 2:3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