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化环境与学术自由 |
| 正文 | 文化环境与学术自由（散淡道人） 说起文化环境，经常都会想起中世纪政教合一，或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但凡文化领域出现的诸种桎梏，一定与当时执政者或政治环境相关。欧洲中世纪政教合一，并不是单纯发生的，它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前夕，甚至可以说是封建势力达到顶端时期政治与宗教紧密结合的必然社会现象。秦始皇或许只相信长生不老，他自有一套道家养生理论。但从他开始相信徐福等方士的迷惑言论开始，实际上已经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迷信境界。汉武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旦所谓的长生幻想破灭，那么带来的副作用即可想而知了。秦皇汉武虽然杀了不少人，但余韵流风不可小觑。自此社会知识界不敢轻言朝政，不敢妄议皇权。政治的无形之手，能够遮盖整个社会，还有什么文化环境学术自由可言吗？ 古希腊古罗马崇尚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那是因为共和政体导致了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元老院贵族虽然把持国家政治机构，但是起码在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里，不乏真知灼见的有道之士。他们干预抨击一些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在文化层面往往能够把自己所代表的整个知识群体以一种超凡的智慧用文学艺术或社会活动表达出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等等。中世纪后的思想家，有些不一定是贵族，但是他们经常参加贵族举办的高级沙龙酒会，在受到贵族阶层影响的同时，也会给贵族带来一些新鲜的社会动态社会思想，间接影响着贵族阶层心理观念和意识形态。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阶层所处的文化环境，似乎与欧洲有着天壤之别。秦皇汉武之后形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钳制，即便如董仲舒的所谓独尊儒术，也不过是装点门面的权宜之计罢了。当然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希望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教育人民遵守礼教安分守己，其实这样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是有着积极作用的。 显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不希望存在太多的反对势力，尤其受到分封的家族成员之间往往还要相互争斗，权力之争有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看看汉武帝刘彻与淮南王刘安之间的拼斗就可以略知一二，唐太宗李世民消灭自己的同胞兄弟也就见怪不怪了。在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之下，文化环境能是怎样一种面貌呢？且不说秦皇汉武，即是两晋司马氏统治下的文化环境，不知杀了多少有识之士，嵇康当然是一个代表，还有许多装聋作哑的阮籍之类，不是也无可奈何的苟活着吗？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来自于社会最广大人民的认可，这个最广大人民的杰出代表就是知识界的精英份子，如果社会知识精英50%以上都没有或者无法认可这个政权，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政权的虚伪虚假性。以强权获取的权力是不能够长久的，当强权绑架社会绑架人民绑架知识精英的时候，后果怎样我不说你懂的！ 辛亥革命后近半个世纪，中国虽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文化领域出现了空前的活跃气象， 蒋氏政权日伪政府加强了报刊审查力度，但在国统区以外，知识界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在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后，共产党人中的知识精英积极热忱的投入到新文艺创作中来。延安鲁艺学员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喷发，川流不息。冼星海、聂耳、杜鹏程、冰心、丁玲、范长江、柳青、赵树理等等，创作写作了大量反映边区生活和抗战精神的作品，极大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抗战士气，与国统区的文化氛围相较真有天壤之别。 但是抗战胜利后不到十年时间，在大陆的许多作家学者教授文艺骨干文化精英却遭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打击。这些人大多数是抱着给党和国家献策建言而发的议论，有些直接是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自己的恳切之心。但他们都忽略了政治斗争的残酷。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出现了左倾，所以一切所谓右倾言论都不同程度遭到了批判。虽然文化界不少学者教授还抱有幻想，希望刘少奇同志能够出来为他们说句话，但此时的少奇同志也是自身难保，直到文化革命开始，这样的批判从未停止。 文化领域出现的思想桎梏，不能说与封建残余思想毫无关系。学术上的争论，应该采取相对自由宽松的态度。在历史学科和文学艺术领域尤其如此。不能用政治权力过多的粗暴干涉，以一己至高无上之权力去压制言论钳制思想，这是历史的倒退文明的失忆。只有封建集权专制独裁能够做到，秦始皇是这样干的，希特勒也是这样干的。 有人说周扬是两面派墙头草，我看这个评语很恰当。他在主持文联文化部工作时期，可以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还不是靠着一点小聪明，顺从上面旨意唯唯诺诺，没有一点正义正直刚正之心，残害了那么多好同志，没想到兔死狗烹，自己最后也落得兔死狐悲的结局。秦城监狱教育了他，但有没有改造了他？谁也说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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