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铭刻于心灵深处的石板房 |
| 正文 | 前几天，母亲和兄弟一家因为拆迁搬离了县城已居住三十多年的老屋，弟弟妹妹们在微信转告消息的同时，流露了无限的感慨和留恋。那可是处处都有着他们人生旅程中童年的心迹啊。这让我翻捡出了我们家在简嘎那铭刻于心灵深处的石板房，毕竟，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尤其对于父母，对于我们稍大的姐弟四人来说，其情感价值是无限的。 石板房兴建的具体时间，我并不清楚，据父母讲述我们的出生地推断，应该是在我来到世间之前的一两年。我们家原先居住下寨。共和国建国不久，父母都走上了新中国建设的工作岗位，幺叔到省城参加铁路建设，爷爷奶奶年老，家中没人能够在枯水季节钻入黑暗而漫长曲折坎坷的黑洞中去挑水，全家只好搬到了那井水永不枯竭的小山村——简嘎。 于是，爷爷奶奶营建了那栋由四排各五棵柱头隔成三大间的木房。正房是我们地方民居中“五柱房”常用的“一丈六大八”的规格，中柱高一丈六尺八寸（还有六尺八分的“小八”），两棵柱头间距五尺，按照“五分水”的高差依次降低二柱和椽柱。房屋宽二丈。居中的堂屋长一丈三，前面椽柱和二柱之间敞着做吞口，是进屋之前小憩之所，然后整个一间堂屋，通常是家庭开展重大活动的场所。两端两间各长一丈二，再从中柱分隔成前后两个小间，分别用作睡房、火房。两端两间的楼枕上，用从山里扯来的绵藤把拇指粗细的竹竿绑缠了铺成楼面，堂屋的楼枕上，空无一物。正房的东北侧，是外公外婆后来搭起的比正房低矮得多也分有楼层的偏厦。 据说，开始的时候，房子一周围都围有足够用来封装的木板，因为支援国家建设，要捐献出去，父亲回来做爷爷奶奶的思想工作，“保留一块木板就是保留国民党的一颗子弹”，于是，木板毫无保留地捐献给国家了。房子的正面，边上两间围的是整块的竹笆箦，只在中间贴着腰栏上面开个一尺左右见方的小窗。那笆箦是把整棵的竹子锤破掰成片编成的，满是细孔，细碎的阳光可以投射到暗黑的屋内。吞口那里就把手臂粗细的木棒竖着绑扎起来围了，连大门都没有开，其余楼枕以下的部位，都用苞谷秆围起来，楼枕以上的部位苞谷秆太重了，就改用芭茅秆围，成群的麻雀可以自由自在穿过芭茅秆来吃楼上囤箩里的稻谷。 不久，幺叔因为没有文化和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回到了老家，也成了家。房屋暗中划分，中间的堂屋共用；左边幺叔家用，前半间做睡房，后半间做火房；右边我们家用，后半间是母亲的睡房，前半间是大姐的睡房，偏厦的前半间是外公外婆的房间，后半间是我们一家的火房，我们三弟兄则睡在偏厦的小楼上。 后来，妹妹弟弟们相继降生，幺叔家也增添了丁口，就分成了两家，按照当时寨中几位老人的评判，房子作为爷爷给两个儿子的唯一财产，折价260元，父亲和幺叔各占一半，谁住房子，谁就付130元钱给对方。幺叔家拿不出那130元钱，被迫搬了出去，爷爷也随幺叔家搬了出去。从后来我们知道的情况看，当时爷爷稍稍偏心一点，坚持着要把房子分给幺叔，那也是天经地义的，无可指责的，因为，父亲毕竟不是爷爷奶奶的亲生儿子。然而，爷爷没有丝毫偏心，把父亲和幺叔绝对平等地对待，当父亲把那东拼西借凑到的130元钱交给幺叔之后，也随着幺叔一家，搬离了他和奶奶亲手营建起来的大五柱房，那是一种多么博大的心胸啊！爷爷不仅把父亲抚养成人，还无私地给了我们一家以无限的安乐！ 往后，家里又添置了大小磨，外公外婆搭的偏厦也因日渐朽坏而被迫拆除，那五柱房已实在不够用，父母亲又请来不少亲戚帮助，沿着正房的后面，把坡地挖平，用挖出的黄土筑墙，增辟了七八尺宽的一溜，用来做火房，安放水缸、小磨，摆放坛坛罐罐和各种农具。左边一间，妹妹们睡前半间，外婆睡安有一个大火坑的后半间。左边一间的楼上用来炕苞谷之类，右边一间没有火，楼上存放着装稻谷、苞谷籽之类的囤箩，我们三弟兄和外公也睡在那空空的楼上。没有粮食装的时候，我们三弟兄把那竹囤箩放倒当床睡，那略为向内收敛的囤箩口，正好做枕头，体重大的就把囤箩压下去，体重小的就要被抬起来，半夜谁要翻身用力，囤箩就往谁的那一边滚，够有趣的。哥们照顾我，让我睡中间，我却常常在深夜被他们挤醒来。后来长高到不能用囤箩口做枕头，囤箩就睡不成了。我们又从岩山上砍来拇指粗的芦苇，编了笆箦，铺在右边一间的楼上，虽说只铺了一半，但再铺上草席，睡起觉来的那种熨帖感，实在是竹条上所无法相比的！那芭茅秆根本抵御不住风寒，每到冬天，北风呼啸，我们睡在那楼上，再怎么抢着裹被子，也还是冷，蜷缩成一团，三兄弟加上外公，那本来就不宽的草席，怎么也不够睡，总要自然地滚到冰冷的芦苇笆箦上。 房子早的时候盖草，为了让房草不致被雨水蓄积而沤烂，加大屋面的斜度，在房梁的上面，再叠放一棵檩子。每次新盖的草，经过一两年的雨水浸沤，就会出现漏水，局部换草修补也最多挨得过一两年，到三四年就必须全部翻盖。那翻盖，是一个复杂的大工程。房草用量大，而资源有限，得报告生产队，该轮到哪家，统筹安排。平时由外公独自一人先一捆两捆地割，零星积累，至少要积到一半以上，到翻盖前几天，生产队安排全村男劳力帮割，备齐全部房草。我们还要在砍柴的时候，遇到稍直而细长的，尽量保留其长，留做椽阁（屋面呈“人”字形搭向两边承受屋草用的木条）。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子里自己烧瓦，按工分分配，不少人家的房子都盖了瓦。我们家，因为劳动力奇缺，连口粮都要补钱给生产队才分得到，凭外公一个人的工分，只分到几百块瓦，远远不够盖房。后来，父母经过几年一分一厘东抠西抠的积攒，才勉强凑足了彻底改造屋面的经费，从白云公社的板壁村买来椽皮（五寸来宽呈“人字”搭在房上承载瓦片的长条木板），到我们公社的岩上村找开石板的人，订了石板，因为父母在外工作，换不来那么多人力，石板只得由岩上的人用马驮，所以除了买石板的费用，人家还专门索要两三百斤苞谷喂马。在今天看来，马驮重担非常劳累，喂苞谷保证马的力气，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那个年代，那两三百斤的苞谷，可是我们不少的口粮啊。石板大概驮了半年，苞谷由大姐根据对方的要求，用小木杆秤每次几斤地称，母亲还专门教导大姐，用作业本做好记录，少称了对不起人家，多称了我们就要挨饿。好在大姐当时小学已快毕业，又细心，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啊，从那一年起，我们家的粮食，年年都有很大的缺口，每年都要找山里的亲戚借苞谷，好在亲戚们对我们一家倾力相助，只让我们象征性地多还百分之五到十，这就已经很难了，不讲亲情根本借不到！有其他人家，借一百斤，要多还二三十斤呢。我们一家就这样熬着那艰难的岁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大哥参了军，二哥在大队的民办学校教书，我高中毕业回乡和大姐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父母又把几个弟弟妹妹转成了非农业户口，我们家的缺粮岁月才彻底结束。 石板驮齐了，把草掀掉，把叠上去的檩子拆下，又在每两棵柱头之间加上短柱，再加上檩子，钉上椽皮，花钱请有技术的人来把石板盖上。那盖石板啊，也是技术活，得把每一块石板都塞垫稳实，塞垫不好，打雷下雨，房子受到振动，石板要滑落的。我们家的石板房，几十年间，没有掉过一块石板！只不过那二十棵柱头，支撑那两大面石板，总是力不从心，免不了东倒西歪，于是，得在房子歪向的一面，用柱头大小的木头，斜斜地支着。 后来，那房子也陆续得到局部的修缮。某一年，有外地的木匠游走到我们村打家具，我们家东搜西搜凑了些杂木板，把吞口左边的小门装上。往后大哥学会了做木工，在几年的时间里，又从我们扛来的木柴中选可以用的，楼枕以下的部分，一壁一壁装上抱柱和横木条，我们从山里砍来小竹条小木条编上，再把村子附近的牛屎粑搜来，加上黄泥拌好糊上，挡风了，比竹笆箦和苞谷秆简洁了精悍了！ 后来开了大门，那大门，早些时候，就是一个木框编上竹条，用篾条捆上去的，总是倾斜着压在地上，不能转动，我们力气小抬不起来关不了。记得有一段时间，木框门坏了，晚上就用一根木棒撑着那直径两米左右的大晒簸一挡，就算关门了——哦，世间还有这样关门的么？后来，还是父亲和大哥，从木柴中选直的，自己解板，把那大门装成了木板门，那门框和门条，都是水青?的，门框也只有十来公分宽，以至于大哥参军以后，公社送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门联，都贴不上去。 那大门，三十来公分的门枋上面还要加上一棵十来公分见方的地楼枕，门坎就显得很高。我们小时候挑水，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先把前面一桶抬高，过了门坎，放平，人再跨过门坎，又小心翼翼地把后面一桶抬高，过了门坎，放平，再走向水缸。人小，力气不大，一挑水几十斤，一气走下来，早就累得直喘粗气，还要如此折腾，肩膀火辣辣地痛。记得有一次，大哥挑水过门坎，动作不很到位，人和前一桶过了，后一桶在门坎上一绊，水泼了一身，前后失衡，前一桶重重地往地上一缒，半桶水泼得满地都是，大哥一气之下，水也不顾了，提了菜刀一气猛砍，砍得那地楼枕木片乱飞，发泄够了，才把那有幸剩下的小半挑水倒进水缸。按照父亲的脾气，大哥那一顿痛打是挨定了的。然而，意想不到，父亲回来后，只平平静静地说了大哥几句。是啊，门坎砍坏了，永久不可修复，是令人痛心的，可是，那时的大哥，才多大啊，挑水连那样的门坎都不能顺利通过，以那样的身量，承担那一挑水的责任，父亲看在眼里，平平静静几句话的内心，又岂能是平静的？ 后来，父亲和大哥一起装大门，那水青?的门框还是装在那被砍残缺的地楼枕上。 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的时候，那房子上半部分的芭茅秆也只换过一两次，左边山墙的后半部分，围的仍然是苞谷秆。然而，哪怕是这种火星飞溅上去都能够引燃的苞谷秆和芭茅秆围的房子，四十来年竟没有发生过一次火险，这完全有赖于父母亲对我们严格的管教，更完全有赖于一家人管理火种的一丝不苟。 那地面，全然是黄土筑成。由于土的硬度不一致，开裂、起尘、踩踏、扫地等消耗，过三四年，就坑坑洼洼，走在上面不小心都会跌倒，于是，得重新平整。把用具搬开，把土挖翻了拍细，用水浸透，水收得差不多了，就把一节弯木柴砍成拍板，使劲拍平，地面干硬得差不多了，再把用具放回来。一次平整，总要花三四天功夫，也不过管得了三四年。 吞口的右侧安放大磨。左侧靠里翻扣着一个螺木树的大粑槽，尺把高一尺多宽五六尺长，是全村最大的了。过年打糍粑，不少人家都来借，它就很忙碌，平时静静地躺在那里。小的时候，我们要有“家庭作业”，就趴在它上面写，可是，那粑槽的底板啊，忙的时候，在人们猛烈敲打之下与泥土碰撞摩擦，闲的时候静躺着接受风霜雨露和烈日的搓磨，早已是沟壑纵横，宛如一位百岁老人历经岁月洗礼后的老脸，根本找不到一方可以顺利写字之处，我们笨拙的手用着那稣脆而倔强的铅笔，哪怕是在薄薄的纸上书写，也仿佛比在黄土高原上开垦要费力得多！那交上去的作业，老师怎么评判，早就全然忘却了！早些时候，全身趴在那上面写，正合适；后来身板增大了，趴在那上面，就没有书写的地盘，跪在地上就着粑槽写，也合适；再后来，又长高了，跪在地上就着写，腰都要弯得酸痛难挨。可是，我们家又实在没有别的可写作业之处！ 冬天，我们一家围在火坑边烤火，那比煤油灯或者电灯还亮得多的火光之下，一张张黯然的面庞，有时挂着泪水，有时也充满了微笑。冬季之夜，时间犹其漫长，床被冰冷，个个不愿早睡。无聊至极，就到楼上找来被烟熏得黄黑混杂的颗粒大的干苞谷，就着通红的柴火灰，炮苞谷花，不能用筷子，只能用自己从山上选来的小木棒或者削好的棕叶杆，大家拼抢，也只有动作快有技巧的才抢得到，但是，并不是自己抢了就吃，总要给不会抢在旁边看的弟弟妹妹们一颗两颗，所以，抢到抢不到都同样快乐。外公烤起火来，背一痒，就把衣服脱了，光着背到那糊着牛屎粑的篱笆墙一上一下搓得直响，自己还赞叹不已，总让我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九八零年，父亲调到县城的粮管所工作，不久分到了宿舍，我们家在县城就有了安身之所，弟弟妹妹们也转到了县城读书。但是我们总觉得县城的安身之所不是家，一放假，就要回归那破败的石板房。因为，那是我们的出生地，那是我们的游乐园，那是我们的安乐窝！ 那吞口上大磨的旁边，铭刻着我们从吊在磨担钩把子上跑着步推磨到单手把磨推得飞转的成长历程。 那增辟出来安放小磨的地方，有过年推豆腐时，我们三更半夜半睡眠状态下时断时续地推着小磨，母亲隔四转添几颗黄豆加一饭瓢井水的幸福情景。 那火房里将近一米高的大灶边，还留着我们爬上小板凳把苞谷面或半生半熟的苞谷饭装入杉木甑子的身影，那五黄六月青黄不接的季节，外婆用清水煮给我们充饥，捧瓜的清甜或者小毛桃的略甜而浓酸的味道，应该未及消散。 那大大的火坑里，风吹草动时隐身自保的青?柴火种，应该永远不会熄灭，添了柴照样熊熊燃烧发热发光，为我们煮菜，给我们温暖。火坑的上方，悬挂着一个大大的炕箦，平时空着，秋天堆满了红辣椒；四角上是我们三兄弟瓜分的地盘，我们一年又一年地炕干了一批又一批桃子壶杏子壶，锤破了取桃仁杏仁去卖，换得以分以角计算的钱再买回学习用品；我们一年又一年地炕干了月夜从树林中捡来的核桃，过年的时候，敲出那干脆的核桃米，或单独炒熟舂好用来掏糍粑，或加上红糖稣麻籽舂好做汤圆蕊，那诱人的油香四处飘扬！每到年关，总要铺满一炕饭碗大小的血豆腐。炕箦的下面，先前的年关只能象征性地挂几块猪肉，后来也能够挂上满满一炕，猪的各个部位都有——我们家已经能够用自己喂的整头猪来做腊肉了！那血豆腐，没有腊肉时单独吃，都是一种美味。有了腊肉，一样一片配着吃，人们取那软硬搭配，就像铁匠在铁块中添加钢片打出锋利的刀具一样，叫做“安钢”，一口下去，肥美的油脂浸润着血豆腐耐嚼的韧劲和麻咸的椒盐味，那才叫——爽！ 那宽大的堂屋，二十年间，先后安放过奶奶、外婆、外公和爷爷的遗体，送出过他们四位老人的灵柩…… 那房子周边的自留地，我们都先后在边上或角上栽了树木和竹子。那树木，椿树总长不好，白杨容易成活，也长得好，但常常被虫吃空，木材还不好用；最好的，还是父亲从大老远弄来的楸树（梓木），容易成活，生长快，木材又好，几年之后，我们家周边的楸树成林了，每年春天，一树树淡紫泛白的鲜花，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令人羡慕，四十多年过去，现在不少都已盈抱了。那竹子每年发一批春笋，过几年就长成一大蓬，我们家本来没有竹子，后来竟是全村竹子最多。我在家劳动的时候，就不断砍来编撮箕卖，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直到现在，我搬到省城，都还可以去拉竹片来做鸡舍。 恢复高考以后，我大学毕业在外教书不常在家，大姐出嫁后，大哥二哥也先后结了婚，不久，母亲对我说起哥嫂们要求异爨的事，我突然感到：从此以后，我们一个完整和谐的大家庭，就要分而为三了，心里那种支离破碎的痛感啊，实实在在是，什么言语都说不清楚！当我放假再回到那石板房，看到两个哥嫂的家，屋各一端，小锅小灶，饭先熟的邀我吃饭，饭后熟的挽留让我等待，那种窘境啊，六神无主岂能形容？ 随着爷爷和外公先后辞世，父母对老家的牵挂渐少，加上照顾弟弟妹妹们读书，我们才逐渐让县城的住所变成后来的家。 又过了十来年，大哥在外谋得了新的住所，二哥在外工作早出晚归，无力顾全那日渐破败朽坏的大而空的石板房，在不知作何处理的时候，附近有人看中我们一家后来外出读书和工作的情景，出高价想连同地基买那房子，但是父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卖那地基，房子便没有卖出。大约在一九九几年的时候，那房子已朽坏到不能居住，最终拆除了。父亲还为它的拆除深深伤感，深深叹惋。俗话说，“人穷怪屋基”，一家人命运的好坏，似乎是屋基决定的，然而，我看未必全是道理。 我们家那破败的石板房哦，早已消逝得了无踪影，地基早已改做菜地，只有零乱的石头还依稀标记着那模糊的轮廓。然而，它凝固了我们家那一段艰难的发展历程，随着岁月的增添，将隐遁成一种无形，铭刻于我们心灵深处，幻化成我们永久的记忆，升华而为我们家一段满是生活况味的情感！ 2018年4月20日于贵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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