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馆陶一中65周年校庆构陈 |
正文 | 馆陶一中65周年校庆构陈 文/申保箱 一 2016年9月9日,是母校65周年华诞,走出校门整整40年的我有缘又回到了母校,从事校志的编撰工作。忽忆几十年来漂泊云海,时常梦里应考,仓促间忘记带笔或其他考试用具的急迫情景……每逢醒来,都常常回忆老师在黑板上进行板书的声响。又时常回忆政教处房前路旁的几棵大柳,在绿柳婆娑的掩映下,有一尊毛泽东的塑像。每逢在此走过都有一种雄伟庄严的感触。 初回母校,确有隔世之感。一条宽敞的柏油路把学校分为南北两片,柏油路正好在那几棵两人合抱的巨柳处通过,几棵巨柳也不见了踪影。校园内一丛丛楼房拔地而起,绒花依然飘洒着醉人的气息,似乎是昔日同窗好友飘来的发香。所幸的是,东面小二楼后面,我曾经读书的教师——一座红砖红瓦的平地瓦房还在。她勾起了我太多的回忆。 就是在这座教室里,一天我们正写壁报,突然学习委员领来一个插班女生,就安排在我的前桌。有道是一鸟进林,百鸟哑音。于是我们都退让起来,谁也不肯接过毛笔。那个刚刚落座的女生,回头夺过毛笔说:“我写!”于是铺好的一张红纸,向下拉了一下,像握铅笔一样就写了起来。说实话,她写的毛笔字,的确还不如我写得好。但是,正因为她写的不好,而令人敬佩,这种魄力,气压群雄,令多少男子而汗颜。 就是在这座教室门口,似乎看到了我当年的诸多老师走上教坛,走出教室。有的是刚刚走出师范学校的老师,可谓是人比黄花秀。特别是一些女教师的优雅举止,常常成为学生模仿的偶像。其发型、衣着穿戴,总有学生学着来。 在这座教室前面有两个方坑,那是唐山大地震时搭建棚子留下的印记,把坑里填上宣土,不少学生在这里练空翻。教室内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声笑语。夕阳下、绒花树下的身影、耳边哦窃窃私语…….这一切一切,一时间都汇聚在眼前,历历在目…… 啊!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皆付笑谈中……今日独立于40年前的教室门口,一时间真的是不知身在何处,置身何年啊!回到房间,夜深了,仍不能平静,便模仿苏轼的“江城子”写了一首不合古法的词: 《祝贺母校65周年华诞》 母校华诞适重阳,见菊思。雁过想。千里漂泊,常忆板书响。纵回母校当瞻仰,巨柳下,伟人像。 归逢校庆人欢畅,楼丛丛,绒花香。顾无柳影,心绪缭怅惘。忽闻高考又夺魁,一杯酒,醉夕阳。 二 (这是拍自于1951年10月10日,学校刚刚建立时的一张照片) 馆陶县第一中学始建于1951年9月9日,原名河北省馆陶县中学,原址在卫运河河套内的焦圈村——原地主焦汝镜庄宅内。据说焦汝镜是王占元的外甥,在王占元威名显赫之际,他姐姐截下王占元一船银元而而发迹。1947年土地革命时期,其庄宅及土地被充公,在其庄宅旁又扩建了一些校舍。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后的第二年建立了馆陶县第一中学。学校占地50亩,房屋150间,全校教职员工12人,始招两个初中班,学生106人。 此张照片是1951年10月10日拍下的宝贵照片。照片中郭冠英,1938年春八路军办事处来到馆陶,“政训处”在南馆陶镇挂牌成立。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我党鲁西区党委与范筑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以延安抗大为榜样,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训,建立起“聊城政干学校”。郭冠英在政干校结业后,被派往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三团,任营教导员。1940年为培养地方抗日人才,县政府分别在浅口和南拐渠村成立抗日高级小学(抗高)。郭冠英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到南拐渠村创建“抗高”。郭冠英任校长,王尚白负责后勤工作。1943年,我国著名诗人雁翼当时在战场负伤后,曾在南拐渠村抗高边养伤边学习过一段时间。和他一起学习的还有王驰(馆陶塔头村人,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当时战争环境非常恶劣,学校上课时,外面派上岗哨,遇有敌人扫荡,立刻转移。学校时聚时散,经常停课复课。当时“抗高”师生生活所需,都有政府供给。 1944年抗战形式趋于好转,各类教育均得到迅速发展,小学校发展到60余处,在校人数3000余人。抗战胜利后,馆陶县各类教育的发展,更是迅猛异常。师资力量奇缺。1948年8月,在北馆陶成立“简易师范”。郝子茀任校长,郭冠英任教导主任。为适应教育发展的大好形势,1951年9月9日创建馆陶中学。 最初招收的106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走来,有的大龄学生在解放战争中随军南下。小一些的同学,做宣传搞支前。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了。冀南仍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气味。有些大龄同学又匆匆奔赴朝鲜战场。 在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经济状况很差。生活很艰苦。但这一切都被战争的胜利,建国的喜悦所冲淡。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自豪感与当家做主人的豪迈之情压倒了一切,刻在人们脸上的只有幸福与甜美的笑容。 三 为了迎接建校65周年校庆,学校准备编撰校志和校庆纪念册。王明照校长听说我曾经编撰过《馆陶县军事志》,便把我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说是还有两位从事写作的老师助阵,于是我就答应了。在2016年6月中旬正式开始了编撰工作。由于面临高考,两位老师都是身兼数职,每天都要给学生上课,抽不出过多的时间。张昀瀛老师在百忙中搜集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广泛搜集,单是2011年以后的资料就整理出120多万字的初稿。2011年以前的文献资料几乎为零。经过对所有资料的整理与阅读,发现有些文献资料,有的征文竟获得国家级二等奖。有些老师的教学感悟与教学范例,竟使我几次阅及都潸然泪下。还有王明照校长走京津、跑衡水,取真经,引理念、三顾茅庐,请来衡水三位教育专家加盟我校的举措。使学生外流求学的现象得到彻底扭转。这使我意识到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必须好好珍藏起来。否则,几十年后,再整理今天的资料的时候,仍然是无从查考。 孟子曾说:“故国者,非草木之谓也,乃世臣之谓也!”北大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高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对于与新中国同生共长的馆陶一中而言,什么最重要?是在一片战争废墟上创建起来的馆陶一中,是这些能够传承学校人文精神思想的历史文献。于是我与张昀瀛老师一起找到主抓校志编撰工作的吕仁先书记,说明在编撰校志的同时还要编撰年鉴的必要性,这得到了吕书记的大力支持。年鉴,暂定为《五年通鉴》。由于工作量的加大,我向吕书记提出增加人手的要求。吕书记说教学工作很繁重,抽不出人来。 于是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校志与年鉴的编撰工作之中。由于大量资料与图片的收集,在编撰工作中,常常遭遇死机现象,甚至有时候保存不了,造成资料的彻底丢失。事态如此紧迫,确又发生这样的事故,令人心焦如焚,几近崩溃。好在我侄子是专做电脑维修的,其技艺,出其右者绝无,门市就在学校附近。几次打电话过来维修、重装程序,又要他用“恢复软件”给恢复文件。 于是我向学校申请换一台电脑,有关科室领导说,再换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旧式电脑。时间急迫,不容踟蹰,我只好把自家新买的一体式电脑搬来。 在年鉴与校志的编撰过程中,张昀瀛老师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编辑她熟悉并善于驾驭的部分章节。常常工作到深夜,付出了不少的心血与汗水。精神可嘉。 时至7月27日,年鉴、校志及纪念册初稿已定,学校在二楼会议室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一是趁高一年级军训之际,吕书记一下抽调13名骨干老师进行校对工作,并要求四天内完成各自的校对任务。二是要求各科室提供图片,及对纪念册进行改版的合理化建议。 散会后,十三位老师有的拿着U盘来到编辑部领取任务。有的互相加了号,利用“离线文件”进行传递。又与各位老师进行了沟通,谈及年鉴的行文规范及编辑要求问题。之后,我向王校长汇报了年鉴、校志及纪念册的工作进展等事项。当王校长听说是《五年通鉴》的版本后,沉思片刻说:“五年通鉴”不好,要与社会接轨,也要编撰成年鉴的样式才好。 等稿子返回后,又安年号分开为四本书籍。最后,又经办公室主任韩金海老师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的斧正,才使校志出落成少女一般的身段,展现在世人面前。 9月初的一天,第二次去邯郸,商定纪念册的定稿及预交出版费的问题。赵会计开车与我同往。车近肥乡之际,突然间黑云压城,风雨骤至。大白天如同黑夜。汽车灯也只能看到十来米远的地方。不得已,赵会计把车停靠在告诉服务区内,暂避风雨与阴晦。半个小时后,天渐复明,骤雨渐歇。车友上路了。 到邯郸出版社编辑部后,我用U盘带去的一份“名人题词”,怎么也打不开文件,赵会计又通过微信与学校联系,把图片传过去后,邯郸图片编辑人员,又把版面反复调整后,才把图片编辑进去。当我看到纪念册的封面时,只是一张与《校友名录》相同的一张照片时,心里很着急,于是把校志的封面,经过反复调试,换上手写体“馆陶县第一中学”几个大字,使纪念册浑然生辉。回来后,又让设计封面的校友乔文彦经过技术处理,与邯郸出版社联系确定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纪念册的最终的样式。 四 中秋节是华夏儿女大团圆的传统节日,为方便海内外校友中秋节回家团圆及校庆盛会,学校把校庆推迟到9月13日(农历八月十三日)举行。 9月13日8点多钟,教务处主任尹秀忠带领一队教师,身着节日制服的,站在学校门口,向前来祝贺校庆的海内外知名人士和校友赠送礼品;王明照校长和吕仁先书记等候在学校门口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贵宾。 当一中校友著名书画家郭抱湘与前任校长刘兰山走进校门的时候,大家为之一振,王明照校长、吕仁先书记与他们在校门口合影留念;当“绒花情助学金”发起人之一的郭建岭在校园下车后,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在编辑纪念册过程中,经常看到他们的照片,记忆很深。之后,当前任校长冯守亮(1996——2001)与化学老师韩书芳老师走进校园大门后,使我眼前一亮,终于见到了在消失的两位老师。冯守亮当时教政治,后晋升为政教处主任。韩书芳老师教我们初中化学课。在我走上去自报家门,一番介绍之后,他们却如何仙姑回归故里一般,旧时的一切全不知。家乡故旧,陌如隔世。 后来见到同为一中校友白云乡的弟子连红霞,他是一位后起之秀——美女画家。其画作很有其老师白云乡的画风,可谓是大气磅礴,诗意韵润。我与他们同来的二位留了影,问及其老师白云乡的时候,她说老师有事,去了青岛。 提及白云乡,我们原是同乡。他与我哥哥是同学,我与她妹妹是同学。两个村相距只有二里路,都在卫河岸边。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哥哥在他们村上高小。有一天我去给哥哥送干粮(窝窝头),及玉米面。他们班里正好上自习,老师不在教室,他坐在紧冲屋门的一个座位,面朝东,头戴一顶皮帽子,白净的面孔透露着稚慧。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默笑不语,他扳着手指说:“你哥叫保顺,你叫保良、保合、保箱?”当他说道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点点头。他说我叫白云箱,咱俩还重一个字呢。这使我想起著名书画家郭抱湘,他说他的乳名也有一个“箱”字。 当我走进会场时,时已过半,天气又很热,看完一幕幕精彩的演出,浑身已是汗流浃背,欲回编辑部时,东行绕至学生公寓前面,正好又遇上连红霞与王敏老师坐在桃树下的石台上,聊得兴趣正浓。她说她与王敏老师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从小就在一起,不巧的是,我学的是她喜欢的专业,她学的是我喜欢的专业。我给她述说了与白云乡相关的一些事情。谈及他与老师白云乡的画风,谈及她对我感触很深的一幅画作《月光浸水水浸天》。我说这幅画很有诗意呢! 她说:“是呀,就是根据《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中“月光浸水水浸天,一派空明互回荡”的诗意创作出来的”。 我说诗与画的确是同源呀,画是以形象表现事物的美好形状,诗是用意象表现对事物的美好想象。其实画与诗词,是同一事物,不同的两个表现方法。王敏老师接过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说:“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我说我在北京漂泊十多年,退休后,才来到这里。连红霞听了不去惊讶地说:“你都退休了,我还以为你是我们同龄人呢?”然后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在这开怀的笑声里,她的名字倏忽间浸染了她的整个面颊,愈加显得楚楚动人,秀色可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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