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
| 正文 |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文/溪水一石 盛夏的一天 ，正逢周末，在一中教书的发小邀我回老家看看，正为酷暑难耐而焦躁的我，便忙答应搭他顺风车回趟位于什字塬的老家——丁家沟。车子顺泾渗路飞驰，没过半小时就到了公路边兄弟家的门前。尽管交通便利，可我每年仅回去两三次，是为了在父母亲坟头烧几张纸钱。自打父母亲去世后，老家就成了我永远忘不了、回不去的家。要说回去，我都是以客人的身份回到兄弟的家，尽管兄弟一家很亲热，但我感觉还是不自在，根本找不到父母健在时回到家里的那种感觉。 看到兄弟忙着给过往车辆加水，我便向他招呼一声，戴上他挂在墙壁的草帽，独自沿公路向东走了百余米，到了通往后子（我们村一个住着七八户人家的地方）的小路口折转进去。少年时，我们姐弟在这条路上不知走过多少回，在这条路的两旁田地里，给猪剜草、给生产队的玉米苗施化肥、捡麦穗。现在漫步这乡间小路上，半小时前的那种嘈杂和酷热没有了。天蓝地绿，清风徐徐，一丝带泥土味的草木花香扑鼻而来，在充分享受大自然赐予的恩惠中，东张张西望望，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了与后子连接的另一个村庄——姚家沟村。侧目看到不远的一处老宅子，被粗壮的杨树和茂密的洋槐所笼罩。这宅子的主人我是知道的，他们一家搬到省城居住生活，大概也有20年了吧。主人的几个子女学业有成，个个优秀均属人中龙凤，都供职在省城的不同单位。为了方便照顾，就接他们到省城居住，安享晚年了。 这宅子的主人夫妇就是周生发于朝霞。他们是我的长辈，因为他们的女儿健平是我小学、中学时的同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采访过时任县城建局局长的周伯伯，顺便问过于阿姨和他女儿健平的情况。这么多年来与他们联系很少，十年前与健平在上聊天，知道她父母生活在兰州，一切都很好。如今我们都是奔六、过不了几年就得退休的人了。今天看到宅子想起了她的主人，心中不由思绪万千，记忆的闸门瞬间被打开，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丁家沟还是姚家沟大队的一部分，我要升到小学四年级时，新建的向阳中学（后来的姚家沟八年制学校）把我们小学高年级兼并了进去。从那时起，我和健平就成了同学，因为都是班干部，所以相互接触就多些。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好多家庭都是兄弟姐妹四五个，家大人多劳力少是普遍现象，特别是像我家，父亲在外乡教书，我们都小，家里只有病母一个弱劳力，在生产队里，遭受别人白眼和欺辱是常事，我幼小的心灵在那个时候就受到过伤害。当然，也有许多值得感恩、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对少年时代的好多事怎么会记得那么深？也许是年龄原因，新近事儿记不住，远年事儿忘不了，也许是小时候受父母“做人要知道感恩，多记别人好处”的家教影响。 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个星期天，有一个高个儿、剪着齐耳短发、穿天蓝色上衣、肩上斜挎着一个草绿色帆布包，上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骑自行车的阿姨来到我们生产队麦场，放稳车子，笑眯眯向我们几个玩耍的小孩走来，问我们认识驻队的工作组长不，显得和蔼可亲，她听我说认得，便从包里掏出一本《红旗》（现《求是》）杂志，让我去交给住在万银家的县派驻队干部。庄里人基本都住窑洞，去万银家要下一段坡拐一个弯的，我走到坡口时，听见有人称呼她：“于支书”。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她是我们姚家沟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又过了些时候，她来我们学校，我才知道她是同学健平的妈妈。再后来，在大队或学校的一些活动中，总能看到她的身影，甚至有时生产队开社员大会，她也来参加并讲话。在一个少年的眼中，她是亲切、善良、同情弱小、富有爱心的慈祥长者。后来的几件事，完全证明了我当初的感知和判断。 有一年快要收麦时，我们家里的粮食即将吃完。这之前，父亲已在他任教的学校那儿借了几次粮食供家里度春荒，这回母亲想了法子，打算再次到生产队借储备粮。她先找到生产队专管粮食的人——粮干，打问队里还有没有储备粮，当得知还有的答复时，母亲就在崖头边叫我拿上装粮的帆布口袋，跟她去找生产队长——一个外号叫毛胡子的。队长在他家门前的涝坝边，眯着眼靠树蹲着，听我母亲说借粮，他凶神恶煞一般：“你家里已经借过一次了怎么还要借，队里已没有多少储备粮了，快另想办法去”。任凭母亲再怎么哀求，他就象睡着了一样，不再开口。吃了闭门羹，母亲领我来到生产队的场房前（集体粮库及财物存放、开社员会的地方），将准备借粮的袋子铺在地上，和我挨着坐那里，她告诉我，大队干部每天都要到咱们沟里的提灌站工地来，就坐那儿等他们。不多会儿大队的三个干部骑自行车来了，其中一个女的，头戴一顶崭新的草帽，她正是书记于阿姨。母亲急忙忙起身跟他们打招呼，诉说家中没粮吃，想借队里的储备粮。正在母亲诉说时，生产队队长、会计、粮干一行人也来了，队长先开了腔，“储备粮不多，好几家都要借，咋借呀？”大队的一位主任跟着说，眼看就要收麦了，队里那点储备粮要保证精壮劳力的生活，这不能借。他们还没说完，于阿姨气呼呼的一句：“那你们就看着把他们一家人饿死吗，储备粮还有哩，就先给借些。你们几个都在，快开门给弄去。这娃你妈不识字，你写个借条给队长，有什么事我当着。”那一瞬间，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借到60斤麦子，我和母亲抬着回家。母亲说，今天要不是支书发话，借不到粮咱家吃啥呀。就这样借来的救命粮使我们熬到了夏粮的到来。 那年夏末秋初时节，学校已经开学十多天了，距种麦子的时节近了。别人家的自留地都已经翻耕耙磨好等着秋播，可我家的一亩二分自留地还没耕。周六下午，远在他乡教书的父亲回家，打算第二早耕自留地，吃晚饭前，就去找队长请求安排牲畜。在队部，于支书和生产队的干部们商量事儿，听了父亲来意，毛胡子队长刁难说：“你咋不早说，牲口都安排完了，过几天了再给你安排”。父亲说星期天有时间，明天下午就得回学校去。于阿姨笑着对父亲说：“你确实说的迟了点，老师这工作特殊。是这么个，调一下，先给安排上，家中有劳力在的，排在星期一二。这节令不等人，等到下周日耕地就迟了，就给调一下吧”。队长阴沉着脸答应了。晚饭后，父亲再找队长时，他告诉父亲，已调整并通知了相关人家及饲养员。虽然安排的是一头刚刚调试的牛犊和一头跛足的老毛驴，但总算给安排上，第二天能耕地了。 在我上中小学时期，我家就母亲一个弱劳力，因为挣工分少，每年都分不到多少粮食。每到分粮时，我们就抱着装粮口袋、拿着一米多长、用来抬粮的木杆悄悄躲在一边，生怕人家说：“干活不见人，分粮还急得很”这类伤人的话。等到人多势重的人家分到粮走了，我或姐再上前低声下气请求队长、会计粮干给我们家分粮。扣除先前借的，实际分不到多少。好在那些年父亲和他当时任教学校所在的上良公社宅阳大队的支部书记张正荣关系不错，张支书是个解放初参加过西藏剿匪的伤残退伍军人，他和我们大队的支书于阿姨一样，是个直爽仗义，敢作敢为的人。在他的帮助下，父亲多次悄悄（怕本地社员知道有意见）在那里买些、借些粮食带回家中。 有天下午放学回家，奶奶告诉我，队里安排工作组两人到家里吃饭，要我和弟弟打扫院子卫生，让姐姐帮她洗菜。卫生搞完后，我和弟弟到沟里去抬水。第二回抬进院子时，听到母亲在北窑和人说话，奶奶说，不要乱跑胡嚷了，工作组来了，准备给端洗手水。我看姐姐帮奶奶已做好饭，菜已盛盘子，准备下面了。哦，还有酸汤面啊，我看着就咽口水。我把洗手水端过去，见于阿姨和一个中年男人坐在炕沿边，与坐在小木凳上的母亲聊天。他们见我端水过来，出窑门来洗手。母亲要我端饭，陪着他们吃。当我把饭菜端去放在炕头时，拘谨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于阿姨说“太麻烦了，你奶岁数大了，随便做点吃的就行了么。你也坐下吃。”其实饭挺简单的，只不过是一盘炒鸡蛋，一盘炒洋芋片，一个小碟子里是切薄的蒜瓣，小小的瓷盒子是油熟辣子，说是油熟辣子，却不见油，干得要用筷子往起翘，还有切成三角形、麦面玉米面掺和烙的饼子。坐在炕里边的叔叔问我读几年级，学习咋样，我回答在初一学习很一般的。于阿姨笑着说，“你跟我家健平在一个班里，学习很好的，是个乖娃娃。”她边吃边对我说，“要有志向，在学校好好念书，回家里帮大人干些能干的活儿，不给大人惹是非。你爸平时不在家，你妈身体也不好，家里困难多，好好念书，将来出息了，这日子就好过了”。于阿姨的教诲，和我的父母平时对我们姐弟的说教一模一样，真让我感到温暖。在那样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我能坚持上完中学，最后通过高考这条路子，吃上国家饭，这和于阿姨当年的关心鼓励是分不开的。 当年在我还没上初中的时候，学校就已经不再是专门读书的地方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开展学工学农，师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去学校的农场干活或帮生产队开展夏收、秋收，要么就统一组织到山里去挖药材、割枝条编笼筐，勤工俭学。那年我读初一，开学没几天，父亲到我们学校来交换调剂课本。他和我的班主任、也是本村本族、与父亲同辈的录琪老师聊起对当时学校教育的担忧。于阿姨来了，他们都相互熟悉，就共同担忧的问题关起门悄悄交流看法。父亲回家后对母亲说，大队于支书是有眼光的人，她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尽管形势是这样，但是当老师的心里可要有数，尽量多给娃娃传授文化知识，至于劳动技能，等娃娃们长大自然就会了，于支书能这样说，确实给他们当老师的树立了信心。从那以后，录琪老师除了给我们讲授课本知识外，还找来不少数学、物理等方面的辅助教材，指导我们学的更多更深。 姐姐初中比我高一级。那时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姐姐初中毕业了，还想读高中。可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时，上不上高中，不由自己，全凭推荐。那年月，上大学也是靠推荐，所以也才有了“工农兵大学生”一说。正好我们生产队的一个贫农代表是校管会成员，在审查推荐时，他认为我们家劳力少，就不同意我姐上高中。父母亲知道消息后，相继找了学校领导和校管会，后来还是于阿姨出面说：“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家，回队里能干啥，就让她继续读书去吧。”书记出面说了话，才没人再反驳，就这样，姐姐如愿上了高中。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上边给贫困户发放救济款，因我父亲每月领36.5元工资的缘故，这个项目从来与我家无缘，母亲说她也就没想过要救助款。但这一年社员会评议讨论分配的时候，与母亲关系要好的六婆突然提出该给我家救济款，有几人也附和同意。最后汇总，享受救济的户数超出规定。有人便提出取消我家，又是参加指导社员会的于阿姨几句话，保下了我家，最后虽然只评了个三等仅10元钱。但母亲回家给我们说了评议经过和结果，全家人都很高兴，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已实在不易了。放了寒假，我们姐弟忙着打柴，或从沟底捡、抬石头。那时一架子车石头五角钱。抬够一架子车，就拉倒街上卖给正在修建围墙的农机修造厂。一天下午，母亲从大队会计那领回发给我家的救济款一张大团结，我们姐弟几个轮流着摸了一遍，奶奶激动得笑出了泪花，说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父亲纠正说，啥太阳西边出来了，这是朝霞出来照暖咱家了，母亲调侃说，喝了点墨水能说出这么一句，算你有学问。象这样一次次、一件件的小事，却让我们一家在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获得了坚强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 1976年我在初二读书。这年八月下旬起，秋雨连绵不断，即使雨停了，也是多日不见太阳，天总是阴沉沉的。学校安排我们帮助生产队秋收掰玉米棒、拔豆枝，早晨露水弄湿了鞋子，冻得脚趾疼，干枯了的玉米叶子象刀一样划得脸上、手上都是伤。忽然有一天，广播里哀乐低沉，毛主席去世了。举国上下，一下子 陷入悲痛之中。过了几天，大队院里也布置了灵堂，悼念毛主席。我们排成队，接过老师发的白纸花，别在胸前，出校门左转进入隔壁的大队院部参加悼念会。主持悼念会的正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于阿姨，她臂戴黑纱，胸前别的白花比我们的要大许多。可能由于多日的忙碌和悲痛，显得眼圈青黑，憔悴不堪。当她宣布悼念活动开始，追忆毛主席丰功伟绩时，她声泪俱下，时不时哭得说不出话来，这就引得会场不少人也跟着啜泣，甚至有的中老年人也大声哭起来。这是我见过一直笑眯眯、待人温和、解人之难、富有爱心、正直善良的于阿姨当众感情失控的一次。初中读完后，我和于阿姨的女儿健平等众多同学一起进入灵台二中读高中。那时拨乱反正，学校逐渐恢复正规，我们也如饥似渴的学习，弥补曾经的损失。两年半的高中学习刚结束，就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次高考，我们初中不少同学都以较好的成绩被省内多所专业学校录取。 跨出农门后，我们同学见面的机会很少，我见于阿姨就更少了。那时把原来的姚家沟大队已一分为二，派生出了我们丁家沟大队。此时已包产到户两年了，家家户户粮满仓，吃饱肚子已不再是什么奢望了。如今还在村子生活的村民早就住进了两三层高的小楼房，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建办了果园栽植苹果树，增加收入，过上了小康生活。在这条乡间小道上，我们从当年不谙世事的小孩一直走到了通向外面美好生活的幸福大道。今天，我又沿着这条乡间小路走到这里，睹物思人，见宅想主，这记忆中虽有隐痛和苦涩，但更多的是满满的感动和深深的眷念。清风吹来，果园飘香，我不由自主的深呼口气，默默念叨：于阿姨，多年不见，你们在省城还好吧! 2016年7月仲夏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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