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患难见真情 |
| 正文 | 有些事尽管过去好多年了，也许因感触太深，以致一直印记在脑、铭刻在心。岁月的风吹雨打不曾销蚀，人事的代谢更迭难以淡化，时至今日尚历历然犹在目。 下面是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甚或直接与我相关的几个小故事。多少年过去了，记忆依然清新。借此机会，在此以表对她们的敬意和谢忱。 （一） 小个子老杜和大个子老郑是一对好朋友。她们不在一地工作。一个在永修，一个在瑞昌。但共同的事业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八十年代初起，她们都成了建设银行会计方面的业务骨干。从此，开会、出差、业务培训，都会经常见面。慢慢地她们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二十世纪初期，两人先后退休了。不久，老杜到广州帮小女儿带小孩，老郑回原籍上海去了。平常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互通信息。 今年春节后，老杜回到九江大女儿家来了。她习惯这儿的水土，暂不打算去广州了。 9月21日，突然接到老郑的电话，说她已经在从上海到九江的火车上，准备去瑞昌看望外孙。老杜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22日一大早来到火车站等候，一声鸣笛，列车徐徐进站了。 老杜在站台一眼就看见了老郑，两人四目相对，心情非常激动。老郑带了很多行李下车，也许是太高兴，急于和老朋友见面。下车时不小心一脚踏空，右手本能着地，人摔倒了。就一下功夫，手和脚立刻肿了起来。 老杜当时吓傻了，只知道抱着老郑，问她怎么样，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旁边的“好心人”为她拨打了“120”。 于是从车站直奔医院，经拍片检查，右手粉碎性骨折，右脚软组织受伤。医生很快为她作了处理，右手打上了石膏。医生交待说，这一个月要静养，不能乱动。 很快就到中秋、国庆了，看来只能在老杜家过节，瑞昌是回不去了。 国庆长假期间，老杜本来要和家人去台湾旅游的，票都买好了，也只好放弃了。 近两个月时间，老杜日夜照顾着老郑。前半个多月，天气还很热，天天帮她洗澡、擦身。老杜个子小，要摆弄这个大个子，每次都累得她满头大汗。白天还要为她熬骨头汤，变着花样改善伙食，为她加强营养。晚上和她在一张床上睡，便于照顾她。 老郑的女婿两次开车来接她回瑞昌，老杜都不同意。她说：“你们都上班，还是让她留在九江吧。”就这样，老郑一直在老杜家养伤。 慢慢地老郑觉得好点，就带她出去散步，和同事一起聊聊天、打打麻将，以分散伤痛对她的折磨。 一个月总算过去，石膏终于拆下了，但手腕还没完全消肿。老杜带她再次到医院去拍片，医生说骨头复位得很好。“伤筋动骨一百天”，老年人骨折能好得这么快，已经是个奇迹。老郑说，多亏了老杜的全力照顾呀，我这辈子真不知怎么感谢她。 这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情，也许三两天任何人都能做到，但几十天如一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老杜家还有上班的女儿，上学的小外孙。每天买菜、做饭、洗衣等家务事就够她忙的。这么长时间再增加一个伤病员可想而知，是很辛苦的。 我和她们都是建行系统的，都很熟，对老杜的为人也有一些了解。当我听到这个故事后，非常感动。瞬间萌发了想写点东西的冲动。不错，这就叫“患难见真情”。 （二） 早在1966年，我在九江市粮食局搞社教时，认识了阿荠和阿真。她们都在粮食局人秘股工作。 我那时还是个20来岁的小女孩，他俩比我大几岁。当时，社教工作队队部就设在粮食局办公楼二楼的人秘股隔壁。阿荠是社教工作队结合进来的积极分子，我经常和她在一起。 我那时是社教工作发展的建党对象，组织上为了考验我，被队部派到二粮站社教工作组锻炼（那时侯叫蹲点），和一线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白天除了外调，就和营业员一起卖米、打油，晚上给职工读报和组织学习。 虽然忙点，但过得很充实，对自已提高也很快。就是觉得很寂寞，没有时间和阿荠玩。 工作组一共三人，都是各单位抽调来的。组长姓缪，是个年纪较大的男同志，他对我帮助很大。另一个男同志姓丁，大约三四十岁。 在二粮站的阁楼上临时用板条隔了两间房。阁楼本来是仓库，一般不住人的。隔的一间小的只能放一张床，那是我的住房。大的那间是两位男同志的住房兼办公室。我们开会、学习都在这里。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晚上阁楼上热得没法睡，我们拿三张竹床搬到二粮站门口，也就是大中路街上睡觉。 现在想起来很可笑，那时候不要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住房条件差的临街居民大多都在大街上乘凉。 后因“文革”的开始，进行了近十个月的社教运动被迫中断，最后不了了之。 我回到原单位后，和所有人一样“就地闹革命”。业务基本停摆了，这种情况各单位都差不多。正好我有时间和阿荠经常往来，聊天、逛街。她还教会了我打太极拳，当起了“逍遥派”。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1982年，我父亲因病去世。那是我第一次遇到亲人离别，不知如何是好。我第一个电话就是打给阿荠，阿荠在第一时间赶到我家，一进门就哭了起来。她一边安慰我，一边和我一起处理父亲的后事。 还有我的邻居小石，她在税务局工作。也主动帮我打理事务，几十个人的饭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她俩在我家忙了好几天，一直到把我父亲的后事办完为止。 这就是朋友，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给你最大的帮助。使我从内心感到“雪中送炭”般温暖。 （三） 社教回来后，好多年不见阿真。听说她调庐山了，82年又调九江县建设银行，还当了主持工作的副行长。 有一次，市分行召开各县建行行长会议。她来找我，相隔十多年，她还是那样漂亮、温柔，另外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没想到她进步这么快，都当上了行长，还和我同事了。 在一个星期天，我特地到九江县（沙河）去看她。她爱人在县委工作，已经有了二男二女四个孩子。 她家住在县委会大院的一栋平房里，前后都有院子，宽敞、明亮。令我好奇的是，她家里竟然还住着三位年迈的老人，是她的父母和爱人的父亲。 在那种年代，双方父母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而且相处得这样和谐，实不为多见。我顿时对这位大姐肃然起敬，觉得她太不容易了。 1986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在南门口原建设银行办公楼上班。中间操时，我突然看见阿真从马路对面过来，心里有点激动。想跑过去和她说话，由于停在路边的一辆小车挡住了我的视线，刚起步就被另一辆由西向东的小车撞了个正着，还推过去1米多远，当时就昏迷了...... 后来才知道是阿真大姐的儿子老三送我到的医院，大姐一直抱着我哭个不停。 还算命大，只是左手骨折，脑部受了点震荡，并无大碍。从那次以后，大姐经常来家里看我。后来加上业务上的联系，我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她聪明能干，为人正直。那时，九江县建行也有七八上十人，她的家更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无论是作为县支行主持工作的一把手，还是一个大家庭的家庭主妇，她都是非常称职的。能把方方面面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是难能可贵的。 退休后，她跟随子女在九江安家。她晚年生活很幸福，四个子女都非常有孝心。女儿怕她寂寞，给她在家里安装了一台自动麻将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场所。 生活中，她总是像大姐一样，处处关心爱护我，不管家里有什么事，都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我。我很庆幸身边有这样的好朋友。 （四） 2007年春，我爱人因心血管病，在中国人解放军一七一医院住院。主治医生说，根据病情，必须做心脏介入手术，就是安装心脏起博器。费用进口的要七、八万元，国产的也要三、四万元。 医生要我尽快作出决定，要装的话，一次性把钱交齐。我一是担心他的病情，二是怕一时三刻筹不到这么多的钱，急得直掉眼泪。 火儿是一七一医院的军医，她安慰我说：“介入法是很小的手术，不要担心。”又说：“要装就装好的，钱不够，先在我这儿拿。”火儿一番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 女儿知道后，赶紧打来电话说：“要装就到武汉来装，费用问题你们不用担心。”到武汉后，女儿带我们跑了四家大医院。经过他们对在九江住院时作的检查分析诊断，只有一家医院说最好装起博器，另外三家都说暂时还没有必要装。 后来就在武汉亚心医院门诊治疗，自已加强锻炼，慢慢恢复了健康。 我和火儿是1968年通过我的朋友萌萌认识的，那时她还是个上海二医大的大学生。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她穿一身绿色的军装，非常的端庄、漂亮，在我眼前一亮。 毕业后分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七一医院当医生。这么多年，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有时一起出去旅游。去年圣诞节，就是我和火儿一起在香港度过的。 家里有人身体不舒服，总找她开药。有时一个电话，她就把药给送来了。 在爱人住院期间，火儿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每天都抽空到病房来。还把他们职工医院的饭卡拿给我们，叫我们就在他们食堂吃饭，免得来回跑。 能有这么好的医生朋友，真是很辛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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