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留给孩子的记忆之：伊呀 |
| 正文 | 留给孩子的记忆之：伊呀 伊，在我老家就是妈妈，我打小叫母亲为伊。江南的方言很有些凌乱，不同的乡镇都有明显的不同，对母亲的称呼也不一致，我所在的乡称母亲大体都叫伊，还拖长了音叫“伊呀”。不过，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改叫妈了。 外公有六女，然而再多的女儿也抵不上一个儿子，在农村没有儿子就要受欺凌。父亲分配到公社（现在改为乡了）当老师，因为是外乡人，所以无意间就成为上门女婿，伊呀是长女，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儿子的角色。在那个物质极为贫乏的年代，伊呀将妹妹们一个一个尽量体面地送到夫家，又将我们姐弟四个拉扯大，想来是非常艰辛的事情，这种艰辛的滋味只有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能体味得到。在大集体时代，家里人口多、劳力少，一年干到头还到欠着生产队的钱。有一年，过年前一天村长来家里讨钱，家里没有，求情已然是毫无意义，伊呀很无奈，只有家里的狗对着村长叫得很凶。 连续几年全国性的大饥荒，荒唐的大集体制度终于有些松动，允许有自留地，甚至还有专门的猪饲料地，这些地里所有的收成都是自家的。在大集体时代，勤劳不能致富，只能略微改善一点生活，这一丝改善的机会犹如救命稻草，绝不会被放过。那时的农村没有休息日，自家的地只能在生产队收工以后才能去打理，往往要干到天黑得看不见才回家，家里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小孩等着吃晚饭，起早贪黑远不足以形容那个年代的艰辛。父亲要上班，这样，伊呀要比其他农妇多承担一些农活，而农活基本靠体力，上百斤的重担一担接一担往家里挑，粪肥又一担接一担往地里送。 家里的生活总是困顿，地里收的花生要拿去卖钱，伊呀等我们睡熟了，在半夜把花生炒好，我们起来时伊呀已经赶到十几里外的县城，一毛钱一把，花生全卖给了上班途中的职工，还好，簸出来的干瘪花生还是留给我们几个打打牙祭。农闲时，伊呀还会做点小生意，一早上县城，往往到傍晚才回来，有时，带回一些卖剩的烂苹果，姐弟几个呼的围上去各抢几个在手，把烂处挖掉就可以大饱口福。伊呀还会做豆腐，打凉粉，走村串户去卖，赚的不过是三瓜两枣，稍稍贴补点家用。这些改变得益于大集体制度终结，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国家逐渐恢复理性。 以前的农村，大人一天到晚不停的劳作，也不像广西贵州人干活时用背篓背着小孩，没有人看的孩子像牛一样，用绳子拴着。父母晚上回来，数数发现少了一个孩子，才打着手电去找，说不定趴在那个角落里睡着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孩子都未必能填饱肚子，哪里顾得上孩子的教育。父母与孩子之间交流小时候是打骂，大一些后是吵闹，后来干脆相互不理不睬，那些令人动容的母爱、父爱情节，说实话在农村真难得一见。这种爱终究是存在的，不过是默默地给予，默默地接受，期间，并没有多少温度。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成家后，对父母也是漠不关心，反过来对父母责备和呵斥。 我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姐姐是独生女，所处的位置最容易被忽视，打小被送到爷爷奶奶身边。家里对我很少管束，基本由着我，高中没有毕业就进了工厂，做过生意，当过老师，折腾几年又想去念书，与其他同学相比，我是幸运的，我至今不知道伊呀怎么想，至少没有强烈反对过，要么父亲不会四处给我借学费。外婆怪母亲让我和弟弟去了天远地远的地方，当我辞掉在广州令人羡慕的工作，北上读书，也没有听到伊呀发表任何的意见。我说读书不要家里的钱，父母真的就没给，过年时，弟弟知道了，责怪：“怎么这么恶（狠心）？”或许因为这事，伊呀总说我吃了很多的苦，其实，上学时，我打了一份工，有很不错的收入。 伊呀读过一些书，还当了几年老师，一直在农村生活，与普通农村妇女无异，对孩子动辄是破口大骂和外婆相处也不好，总免不了吵上一嘴，相互进行言语的伤害。家里受到村里人的欺辱，伊呀隐忍的多于对抗，对于大家族和村干部显然有些刻意的讨好，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以低头、屈服换取临时的安宁。以前，城乡恍如两个阶级，镇里吃商品粮的人总有优越感，骂农村人为“乡巴佬”。父亲家族只有父亲在农村，伊呀是自卑的，现在经济条件转好，儿女似乎过得还算体面，于是自卑变得有些刻薄，对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翻出来反复的叨唠，恩怨必报，斤斤计较，甚至还管起闲事来。 伊呀一辈子勤劳，勤劳已然成为习惯，不愿在北京、上海跟我或弟弟一起生活。住在县城，伊呀还在乡下种了好些地，早上坐公交车去，下午再坐车回来，毕竟七十多岁了，总是累得哼叫，身体不舒服。叫她不要去，就像小时候我们不听父母话一样，伊呀也不听我们的“劝说”，怎么说终究是没用。伊呀依然喜欢做生意，自告奋勇帮村里人卖些农产品，一五一十按照卖价和村里人结算，村里人也送些谷子，大米作为感谢。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想象去安排父母的生活，伊呀小时候没有干预我，等她老了我又何必干预她呢？是苦是乐她应当是自知的，只要喜欢就由着她吧。 一人远离了家乡，二十多年来，与父母的联系大体就是春节时的相聚，在家里吃吃睡睡终究没有几句话说，我在做什么，我不说，父母也不问，只要把伊呀埋在碗底的肉呀、鸡呀全部吃掉了，伊呀大概就高兴了。这两年，回家的次数相当的勤，但一般都不会提前告知父母，以免巴望着。推开家门，伊呀有些茫然地看着电视，面容明显憔悴了，看到我来，立马来了精神，变戏法一般拿出许多吃的，问：你吃这个吗？那里有××你吃吧，这次哪天走？……临走头一天，总是不停的问：你要这个吗？你要哪个吗？忙忙叨叨和父亲分工，一个去老县城，一个到新县城，非要搜罗一些东西让我带回来，每次都抱怨我的箱子小，不管我多么不愿带都是无用的，干脆任由父母夜里偷偷把箱子塞得满满的。我刚离开家门，伊呀老是追出来：“还有一包××不记得拿哆”。回到北京，打开箱子不过是些寻常的鱼、肉、蔬菜而已，甚至有几个家里吃剩的辣椒，几根大蒜，被用来填补箱子每一个细小的空间。 伊呀，即将成为历史名词，我的母亲大约是最后一代伊呀，大半生的操劳和赤贫，终于赶上社会的大变革。朱自清先生在《背影》一文中写道他的父亲中年失业，老境颓唐。相较而言，伊呀一生辛劳，老来倒还算安逸，父亲有退休工资，伊呀也买到了社保，生活比较宽裕。外公整整过了100个年头，愿伊呀承继这长寿的基因，安心享夕阳。 作者：王瑜 2015年12月作于火车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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