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2)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这里,和在宁南一样,根本就没有机器。耕作方法差不多和两千年前一样,除了用一些化肥之外,化肥是用粮食从政府那里换来的。除了用水牛耕地之外,实际上也没有耕作用的牲畜。其他的每一件事情,包括运水,运粪,运燃料,运蔬菜,和运粮食,都完全用手,用肩膀,用竹篓背在背上,或者用一根扁担把两只木桶挑在肩上。我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负重。我的右肩永远是肿痛的,因为我得把水从井沿挑到家里。无论什么时候,哪个小伙子迷上我,来看我,看见我表现出来这么无助的样子,他从来也不会忘记帮我把水缸打满水。不光是水缸,---把缸,碗,甚至杯子都填满了水。 队长很体谅我,不再分配我干挑担子的活儿,派我和孩子,和年岁大一点儿的人,和孕妇一起干“轻松”一点儿的活。但是,这些轻松的活对我也不轻松,掏粪,掏上一会儿,我的胳膊就会疼,更不用说,我一看见肥蛆在表面游动,我就会反胃。在雪白色的海洋里采摘棉花也许会构成一幅田园画儿,但是,我很快就意识到,干这活儿有多吃力,干这活得直接地暴露在无情的阳光下,温度在85华氏度之上,湿度很大,干这活还得行走在带刺的枝杈当中,带刺的枝杈搞得我浑身都是伤痕。 我更喜欢插稻子。这被认为是一个累活,因为干活的人得使劲弯腰。经常地,干一天活下来,即使是最棒的男人也会叫苦说直不起腰来了。我喜欢站在凉水里腿上凉丝丝的感觉,要不然的话,酷热会让人难以忍受。我喜欢看那一排排嫩绿的稻苗。我还喜欢光着脚踩在柔软的泥里,这给我一种愉悦的感觉。唯一一个让我着实感到不安的东西是蚂蝗。我第一次遭遇蚂蝗时是我觉得我的腿上有点儿痒,我抬起腿来要去抓痒,却看见一个很肥,很滑溜的活物把它的头扎进了我的皮肤里,它在使劲往里钻。我发出巨大的惊叫声。挨着我的农民女孩咯咯的笑起来。她看我神经这么脆弱,感觉非常有趣。她吃力地走过来,用手拍我的腿,蚂蝗就在她拍打的位置,我噗通一声栽进水里。 冬天的早晨,在早饭前两小时的工作时段里,我和身体“较弱”的妇女一起上山拾柴。山上几乎没有什么树,即使是树丛也非常少,一撮树丛与另一撮树丛之间离得非常远。我们经常得走很长的路。我们用一只手攥住树丛,用另一只手拿着镰刀割树丛。树丛上全是刺,很多刺都扎进我左手的手掌和手腕上。起初的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试图把刺拔出来。但是,最终,我习惯了把刺留在那里,待扎刺的地方发炎之后,刺会自己跑出来。 我们捡拾被农民称作“羽毛燃料”的柴禾。这种燃料相当不中用,烧起来不经时候。一次,我说出了我的遗憾,抱怨没有现成的树。跟我在一块儿的妇女说,情况并非一直都是这样。在大跃进之前,她对我说,山上盖满了松树,桉树,和柏树。他们都被砍倒了来填“后院的熔炉”炼钢。这个妇女对我说这个的时候,说得非常平静,没有一点儿痛苦,仿佛,这不是他们为找柴禾而战斗的原因。他们似乎把这个看作是生活强塞给他们事情,他们对待这件事情就像对待很多其他的不幸的事情一样。我震惊了,这是第一次,我面对面地看到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我曾经只是把大跃进看成是一次“辉煌的胜利。” 我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为农民组织“诉苦”会,让他们描述,在国民党统治下他们受的苦,让他们产生对毛主席的感激,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产生对毛主席的感激。一些农民谈到他们孩提时代难以缓解的饥饿,他们痛惜地说,他们自己的孩子给惯得忒坏了,以至于,他们经常得哄着他们把饭吃完。 然后,他们的谈话转向一次具体的饥馑。他们描述说,他们不得不吃甜薯叶子,不得不挖开田埂,试图找到一些植物的根。他们提到村里死了好多人,他们的故事惹得我掉下了眼泪。在说完他们有多恨国民党,多爱毛主席的时候,农民提到,这次饥馑发生在“组建人民公社的时候。”突然,我想到,他们谈到的这次饥馑发生在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他们把两个政权给弄混了。我问:“那个时期是否有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不是问题的根源?”“不是,不是,”他们说,“天气不能再好了,地里有好多粮食。但是,那个人”---他们指向一个猥琐的四十岁男人---“命令所有男人都去炼钢,一半的收成都损失在田里了。但是,他告诉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都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我们不用担心没有饭吃。以前,我们老是得控制我们的肚子,但是,现在,我们在公社食堂可以吃个饱;我们把剩饭都扔掉;我们甚至用珍贵的大米来喂猪。然后,食堂没有更多的粮食吃了,但是,他在仓库的外面安置了警卫。剩余的粮食要运到北京和上海---哪里有外国人。” 一点儿一点儿地,整个的画面就出来了。那个猥琐的人,在大跃进期间,曾经是生产队长。他跟他的那帮狐朋狗友把农民的锅和炉子都砸了,这样,他们就不能在家做饭了,这样,锅就可以被填进熔炉里。他大幅度地虚报产量,结果是,要交的税就非常高,以至于,他们得拿走农民剩下来的每一口粮食。村民大批地被饿死。饥馑之后,他被指责,要对村里所有的错事负责任。公社允许村民投票表决,让他下台,并且给他贴上了“阶级敌人”的标签。 像大多数阶级敌人一样,他没有被投进监狱,而是,由他的村民伙伴来“监视,”这是毛泽东的方法:把“敌人”放在人民当中,这样,他们总能看见他,并且,随时随地可以恨他。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新的运动来临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其中一个“常见的可疑分子,”他就会被包围,并重新受到攻击。他被分配最累的活,一天却仅仅给他七个公分,比大多数其他的男劳力少三分。我从来没看见过任何人跟他讲过话。有那么几次,我看见,村里的孩子朝他的孩子身上投石子。 农民感谢毛主席惩罚了他,没有人对他的罪行表示怀疑,或者对他应付责任的程度表示怀疑。我物色上了这个人,我仅代表我自己,让他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似乎很可怜,对我的问话表示感激。“我在执行命令,”他一直在说。“我不得不执行命令----”然后,他叹息道:“当然了,我不想失去我的职位。别的什么人会接替我的职务,然后,在我,在我的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会因为饥饿而死掉。生产队长官很小,但是,至少,他会死在村里每一个其他人的后面。” 他的话和农民们的故事让我极为震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文革之前共产党中国的丑陋的一面。这幅画面和经过粉饰的官方版本大相径庭。在德阳的山里,在德阳的田里,我对共产党政权的怀疑加深了。 有的时候,我会想,毛泽东是否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在让备受呵护的中国城市青年接触现实。但是,然后,他很自信,凭借他们所能得到的支离破碎的一点儿信息,大部分老百姓都不可能做出理性的推断。确实是这样,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我还只能对共产党政权有一些模糊的怀疑,而没有明确的分析。不管我多么仇恨文革,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要怀疑毛泽东。 在德阳,就像在宁南,几乎没有农民能读报纸上哪怕最简单的文章,或者写出最基本的字母。很多人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共产党早期的消灭文盲的运动已经被持续不断的迫害运动给排挤掉了。村里曾经有一所小学,公社资助小学,但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孩子们拿整老师来取乐。他们把很重的一摞铸铁的锅扣在他的头上,用锅上的烟灰将他的脸抹黑,拉着他在村子里游行。有一次,他们差一点儿打裂他的头骨。从那以后,劝谁教书,谁都不肯教了。 大多数农民都不怀念学校。“有什么必要呀?”他们会这样说,“你花学费读好几年书,到头来,你还是个农民,还得用你的汗水挣饭吃。虽然你能读书,却不能多挣一粒米来。干嘛要浪费时间和金钱,马上就开始挣你的公分也许更好。”对于任何一个生下来就是农民的人来说,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更好前程的机会,他们几乎完全固步自封,他们不能从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得到激励。处在上学年龄的孩子会呆在家里,帮助家人干活,或者照顾小弟弟,小妹妹,刚刚十岁出头,他们就得出去到田里干活。对于女孩子来说,农民认为,让他们上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她们得嫁人,她们属于别的什么人。这就跟往地上泼水一样。” 文革被鼓吹为把教育带给了农民,教育是通过“夜校”来实现的。一天,生产队宣布,夜校开学,并请娜娜和我做老师。我非常高兴。然而,从第一堂“课”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不是什么教育。 课堂永远都是从生产队长要求娜娜和我大声读毛泽东的文章,或者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开始的。然后,他会做一个小时的讲话,讲话里包含所有新近的政治术语,他把这些他自己也没消化,也不明白的术语生硬地捆在一块儿。时不时地,它会发出一些特别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是庄严地以毛主席的名义发出的。“毛主席说,我们每天必须得吃两顿米粥,而只能吃一顿米饭。”“毛主席说,我们绝不能浪费,不能用甜薯喂猪。” 在田里劳作一天之后,农民的心全都在他们的家务事上。夜晚对他们来说非常珍贵,但是,没有人敢逃“课。”他们就是坐在那里,最终,他们会打盹。看到这种形式的教育逐渐枯萎,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这种教育的初衷与其说是启蒙,还不如说是愚民。 没有教育,农民的世界非常狭窄。他们谈话的话题通常集中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上。一个妇女会花整个一上午的时间抱怨,她的嫂嫂,为了做早饭,烧了十捆羽毛燃料,她本来可以凑合着烧九捆就行了(燃料,和其他别的资源一样,是大家集中在一起的资源)。另一位妇女会抱怨好几个小时,她说,她的婆婆在米饭里放了太多甜薯(与甜薯相比,大米更珍贵,人们也更爱吃)。我知道,她们的眼界非常有限,这虽然不是她们的错儿,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她们的谈话令人难以忍受。 闲话的一个永恒主题,当然是,性。一个从德阳县城来的二十岁妇女被分配到了与我们临近的村子。据传,她跟很多知青,还有农民睡过觉。时不时地,田里就会有人抖落出一件关于她的下流故事。据谣传说,她怀孕了,她一直在束腰,瞒着别人。梅在努力证明,她没有怀上“杂种,”她在刻意地干所有那些被认为孕妇不能干的活,例如,挑重担。最终,一个死婴被发现了,死婴在她的村庄的小溪旁的树丛里。人们说,死婴是她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生下来就死了。她的生产队长命令,将死婴挖坑埋了。就是这样,除了闲话还是闲话,闲话变得甚至更加恶毒。 整个故事把我吓着了,但是,还有更吓人的。我的一个邻居有四个女儿---四个黑皮肤,圆眼睛的美人。但是,村民认为,他们不漂亮。太黑了,他们说,白皮肤,在中国农村的多数地方,才是评判美人的标准。当大女儿该嫁人的时候,父亲决定,要找一个倒插门儿的女婿。这样的话,他不仅能够保住他女儿的工分,而且还可以得到一双额外的人手。通常来说,妇女要嫁到男人的家里,一个大男人嫁到女人家里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情。但是,我们的邻居最终找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来自贫穷的大山地区,他急着想走出大山---可是他却做不到,除非通过婚姻才有可能。年轻人,因此,地位非常低。我经常听到,他的岳父顶破嗓门骂他。为了折磨年轻人,他使坏,让他女儿单睡。因为“孝顺,”女儿不敢不听话,孝顺是孔夫子道德标准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孔夫子的道德标准嘱咐孩子必须得服从父母---因为她决不能让人看出她热心于和一个男人睡觉,即使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因为一个女人喜欢性被认为是丢脸的。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一阵吵闹声惊醒。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弄来几瓶酒,酒是甜薯做成的,他把酒全都倒进了自己的喉咙。他的岳父一直在踢他的卧房门,让他出工干活,当他最终把门踢坏的时候,他发现,女婿已经死了。 一天,我的生产队正在做豌豆面的面条,他们借我的搪瓷脸盆去端水。那天,面条没有型,乱成一团。一大群人,激烈地,期盼地,围在做面条的桶周围,看见我走过来,开始大声抱怨,并且厌恶地瞪着看我。我很害怕。之后,一些妇女告诉我,村民把乱面条怪罪在我身上。他们说,我在月经的时候,一定用那个盆洗过。那个妇女告诉我说,还好,我是一个城市知青,要是她们当中那个人干了这事的话,她们的男人会“好好地揍她们一顿。” 有一回,一伙挑着红薯担子的年轻人经过我们村,他们在一条窄路上停下来休息。他们的扁担躺在地上,挡住了道路。我迈过其中的一条扁担,突然,其中的一个年轻人跳了起来,他抄起他的扁担,瞪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看上去,似乎他要揍我。从另一些农民那里,我得知,要是一个女人迈过他的扁担,他就会染上肩膀疼的毛病。我被迫又从扁担上迈回去来“解毒。”在我呆在农村的整个时间里,我从未见到过任何处理这类畸形思想的尝试---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人提到过,要处理这类畸形思想。 在我们生产队,受教育最多的就是那个前地主。我条件反射,把地主看成恶魔,但是,现在,与最初的忧虑相反,我发现,我和这家人处得最好。他们一点儿都没有早就灌输到我脑子中的地主的形象。丈夫没有长着一双残忍,邪恶的眼睛,他的妻子也不摆屁股,或者说话嗲声嗲气,以显得很诱惑。 有的时候,当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就会谈他的冤枉。“chang jung,”有一次,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也一定是一个讲理的人,因为,你读过书。你能判断这是否公平。”然后,他告诉我,他因为什么而被划为地主。1948年,他在成都做仆人,他小心翼翼,不乱花一分钱,因而,攒下了一些钱。在当时,一些有远见的地主正在贱卖他们的土地,因为,他们能够看到,如果共产党来到四川,土地改革就要开始。这位仆人没有政治的敏锐性,他买了一些土地,心想,他还很划算。不久,在土改中,他不仅丧失了大部分土地,另外,他还变成了阶级敌人。“哎,”他说,无可奈何地,他引用了一句经典诗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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