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1)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3“书读得越多，你就越愚蠢”----我做农民，做赤脚医生（1969年六月----1971年） 金明和我坐在金沙江岸上，等待摆渡。我用双手托着头，望着桀骜不驯的河水出神，金沙江起源于喜马拉雅山，翻滚着从我身边经过，跋涉千里，倾泻入海。在宜宾，金沙江和岷江交汇，成为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长江顺流而下，长达300英里。在流程的末端，长江蜿蜒曲折，流域宽广，灌溉着大片的平坦农田。但是，在这里，在大山之中，江水忒汹涌了，人们甚至没法跨江建设桥梁。在东面，只有通过摆渡才能将四川省和云南连接起来。每年夏天，因为积雪融化，江水水高浪急，江水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仅仅在几天之前，江水吞噬了一条渡船，我的学校的三名同学就在这条渡船上。 黄昏降临了。我感觉病得很厉害。金明，为了我，把他的上衣铺在地上，这样，我就不用坐在潮湿的草上了。我们的目标是跨过金沙江进入云南，再搭车去成都。穿越西昌的道路，因为造反派之间的战斗而被阻断了，所以，我们得走一条绕道的线路。在去成都的路上，娜娜和文主动替我拿着户口本和行李，他们也带上了小鸿的户口本和行李。 十来个强壮的男人齐声喊着号子，搏击激流，划船而行。当他们划到江心的时候，他们停下来了，让渡船随波逐流，飘到云南那边。有那么几次，巨大的浪头打在我们身上。当渡船被无助地掀起的时候，我紧紧的抓住渡船的船帮。通常情况下，我会感到害怕，但是，现在，我只是感到麻木。我的心完全放在我姥姥去世这件事上。 一辆孤零零的卡车停在一个叫乔家的小镇的篮球场上，乔家小镇在云南这边儿的江岸上。司机很愿意让我们搭车，让我们坐在卡车的后面。途中，我一直使劲在想，要是我怎样怎样做了，我就能拯救我姥姥了。当卡车颠簸着前行的时候，我们从一片香蕉林旁经过，香蕉林在一些土房子的后面，土房子被大山环抱着，大山山顶云雾缭绕。看到硕大的香蕉叶，我想起了那棵很小的，盆栽的，不结果的香蕉树，那棵香蕉树在我姥姥在成都的病房门旁。当兵来看我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坐在香蕉树旁，一直聊天，聊到深夜。因为他嘲讽的笑容，也因为他对待成年人忒随便，所以，我姥姥不喜欢他，我姥姥认为他对人不够恭敬。有两次，她蹒跚着下楼招呼我回来，我恨自己，让她为我着急，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控制不了要去见兵的欲望。但是，现在，我多想，一切都能从来！我不会做任何让她感到不安的事。我只是要确信，她好起来了---尽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她好起来。 我们穿过宜宾城，公路盘绕翠屏山下来，翠屏山在宜宾城的城边儿。凝视着雅致的红木林和竹林，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四月，当时，我刚从宜宾回到陨石街。我告诉我姥姥，我是怎样在温暖的春日阳光下给夏医生扫墓的，夏医生的墓在翠屏山的山坡上。俊英姑姑给我一些特别的“银钱，”“银钱”要在坟前焚烧。上帝知道，她从哪弄来的“银钱，”因为，银钱被认为是“封建”的东西。我上上下下地寻找，找了几个小时，但是，却找不到夏医生的坟墓，山坡上乱七八糟，非常混乱。红卫兵铲平了坟墓，砸毁了墓碑，因为，他们认为，土葬是旧的习俗。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我提到我去墓地的时候，我姥姥眼中燃起的热切的希望的火焰，还有当我愚蠢地加上一句，墓地找不到了的时候，她的眼神又立马儿暗淡下来的情景。她失望的表情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令我难以忘却。现在，我对自己生气，我为什么不对她撒一个善意的谎言。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在路上跑了一周多时间之后，金明和我回到家里，家里只剩下一张她用过的空床。我记得曾经看见她伸腿躺在床上，她的头发散了，但是，依然整齐，她紧咬着嘴唇，她的脸颊深陷下去。她默默地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她保持镇静，从来也不喊叫，从来也不翻滚。因为她的坚韧，我没能意识到她的病有多么地严重。 我母亲被监禁着。小黑和小芳对我说了我姥姥最后那些日子的情形，他们描述的情形令我如此痛苦，以至于，我让他们停下来，别说了。只是在多年之后，我才了解到，在我离开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会做一些家务，然后，回到床上，躺在那里，脸紧绷着，试图忍住疼痛。她不断地小声说，她很担心我的旅程，很担心我的小兄弟们。“没有学校，这些男孩子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会这样叹息说。 然后，有一天，她下不了床了。没有医生会到家里来巡诊，所以，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镜，背着她去医院，我姐姐走在眼镜身边，向上托着她的身体。这样跑了几趟之后，医生告诉他们，不要再来了。他们说，他们诊断不出她有什么病，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 所以，她躺在床上，等死。她的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失去了生气。她的嘴唇不时地在动，但是，我姐姐和我的兄弟们都不能听清她在说什么。有很多回，他们去我母亲监禁的地方，央求允许她回家，每次，他们都被拒之门外，不能见到她。 我姥姥的身体似乎已经整个死掉了。但是，她的眼睛还睁着，期盼地环顾四周。在见到她的女儿之前，她不会闭上她的眼睛。 最终，我母亲被允许回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她没有离开过我姥姥的床边。不时地，我姥姥会小声对她说些什么。最后的话是关于她是怎样得上这个疼痛的病的。 她说，一些属于邵夫人造反派组织的邻居在院子里给她开了一个批斗会。她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捐献珠宝的收据在一次抄家中被一些造反派没收。他们说，她是一个“很臭的剥削阶级成员，”要不然的话，她怎么会得到所有这些珠宝呢？ 我姥姥说，她必须得站在一个小桌子上，地不平，桌子晃悠，她感觉晕眩。邻居在朝她吼叫。那个指控小方强奸她女儿的女人用一根棍子猛击桌子的一条腿。我姥姥保持不住平衡，她后仰着摔到硬地上。她说，从那以后，她就感觉到一种针刺一样的疼痛。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批斗会，批斗会是想象出来的情景，这个情景一直纠缠着她，纠缠到她最后一口气。 我母亲回家后的第三天，我姥姥去世了。两天之后，我姥姥刚一火化，我母亲就又回到了她被监禁的地方。 从那以后，我经常梦见我姥姥，我总是惊醒，哭泣。她有着伟大的人格---勇敢，能干，非常达观。但是，她却没有渠道把她的才能展示出来。一个野心勃勃的小城市警察的女儿，一个军阀的小妾，一个很大但却是分裂的家庭的继母，一个两个共产党官员的母亲和岳母---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她几乎没有什么幸福，在和夏医生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他们生活在他们过去的阴影里，同时，他们还得忍受贫穷，日本侵略，和国内战争。也许，在照顾她的外孙和外孙女的时候，她找到了幸福，但是，她很少能省心，不为我们着急。在她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生活在恐惧当中，有很多次，她都在面对死亡。她是一个强壮的女人，但是，最终，降临在我父母身上的灾难，对外孙，外孙女的担心，和丑陋地对人充满敌意的潮流---所有这一切汇合在一起摧垮了她。但是，最令她难以忍受的是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事情。似乎，她感觉，我母亲遭受的每一点痛苦，都发生在她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她最终被积累起来的痛苦杀死了。 导致她死亡的另一个更直接的因素是：她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不能得到照料，或者，甚至在她病得要命的时候，她女儿也不能来看她。因为文革，革命好在哪里，我问我自己，当它给人带来如此大的破坏，却不因为什么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我告诉我自己，我恨文革，我甚至感觉更糟糕，因为对文革我无可奈何。 我责备自己没能照顾好我姥姥，因为，也许，我能把她照顾好。我是在她住院的时候逐渐认识兵和文的。和他们的友谊让我变得柔软，让我与世隔绝，让我变得迟钝，不能完全了解她忍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我若有一点儿幸福的感觉都是卑鄙的，现在我才意识到的是我站在了我姥姥死亡的床前。我决心，绝不再交男朋友。只有自我否定，我认为，才能赎罪。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呆在成都，和娜娜，和我姐姐一起，着急地在附近寻找一个“亲戚，”这个“亲戚”的公社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得在秋收结束前找到一个“亲戚，”秋收结束的时候会分粮食，要不然的话，下一年，我们就没有吃的了---国家供应给我们的粮食一月份用完。 当兵来看我的时候，我对他非常冷淡，我告诉他，永远也别再来了。他给我写信，但是，我没有拆开信就把它投进炉子里---这是一种姿态，是我从俄国小说里拾来的一种姿态。文从宁南回来了，他带来了我的户口本和行李，但是，我拒绝见他。一旦我们在街上碰见的时候，我只当没看见他，只管向前看，我仅仅瞥一眼他的眼睛，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困惑和受伤。 文回到了宁南。1970年夏日的一天，他们村附近的森林着火了。他和一个朋友拿上两把扫帚冲出去扑火。一股风将一个火球吹到他朋友的脸上，他被永久毁容了。他们两个离开宁南，跨越边境进入老挝，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左翼游击队和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在当时，很多高干的孩子都想去老挝和越南，去秘密地和美国人作战，但是，政府禁止这样做。一些年轻人对文革感到幻灭，他们希望，他们通过与美帝国主义作战，能够找回他们的肾上腺素。 在他们到达老挝后不久，有一天，文听到警报声，警报报警，美国人的飞机就要来了。他是第一个跳起来，冲出去的人，但是，因为没有经验，他踩上了地雷，地雷是他的同志自己埋下的，他被炸成了碎片。我对他的最后的记忆就是他在成都，在一条泥泞大街的街角看我时的困惑和受伤的眼神。 同时，我的家人也四散开来。1969年10月17号，林彪以中苏冲突为借口，命令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那年早些时候，中苏冲突发生在中苏边界上。他已“疏散”为名义，将他在军队中的反对者和一些不光彩的顶级领导遣送出首都，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将他们软禁或监禁。革命委员会利用这个机会加速驱逐“不良”分子。我母亲东城区的工作人员有500人被命令离开成都，去西昌腹地一个叫buffalo boy flatland的地方。从监禁的地方出来后，我母亲被允许在家里呆上十天，做家事的安排工作。她把小黑和小芳送上火车去宜宾。尽管俊英姑姑半瘫痪了，但是，那儿还有其他的姑姑和叔叔，他们可以照看他们。金明被他的学校送到了一个公社，公社在成都东北五十英里的地方。 与此同时，娜娜，我姐姐，还有我最终找到了一个接纳我们的公社，这个公社归一个叫德阳的县管。德阳离金明的所在的地方不远。眼镜，我姐姐的男朋友，在这个县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愿意宣称，我们是他的表妹。这个地区的一些公社需要劳动人手。尽管我们没有亲属关系的证据，但是，也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事情是，我们是，或者至少似乎是---额外的劳动力。 我们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生产队，因为，任何一个生产队至多也就能接纳两个额外的人员。娜娜和我去了一个生产队，我姐姐去了三英里之外的另外一个生产队。火车站离这里大约有五小时的步行路程，大部分路程要走在十八英尺宽的稻田田埂上。 我家七口人现在散布在六个不同的地方。小黑很高兴离开成都，在成都，在他的学校，新的语文教材是学校的一些教师和宣传队的人编写的，教材里包含对我父亲的指名批斗，小黑受排挤，受欺负。 1969年初夏，他的学校被送到成都郊外的农村，去帮助收割。男孩和女孩各自宿营在两个大厅里。晚上的时候，在布满星星的苍穹之下，稻田之间的小道儿是年轻情侣经常光顾的地方。浪漫在绽放，特别绽放在我十四岁兄弟的心上，他开始迷上他们组里的一个女孩。他花了几天时间，鼓足勇气，一天下午，在他们割麦子的时候，他忐忑地走近她，邀请她晚上一起去散步。女孩低下头，什么也没有说。小黑认为，这是一个“默许”的信号。 在月光下，他靠在草垛上，焦急地盼望着他的初恋。突然，他听到一声口哨。他的年级的一帮男孩子出现了。他们推搡他，推来推去，并且骂他。然后，他们把一件上衣蒙到他的头上，开始对他拳打脚踢。他奋力挣脱了，蹒跚着跑到一个老师的门前，大声喊叫，请求帮助。老师打开门，但是，他把他推开，他说，“我不能帮你，你还敢回来！” 小黑忒害怕了，他不敢回他的宿营地，他藏在草垛里睡了一宿。他意识到，是他的“甜心”叫人来欺负他的：她感到受了侮辱，一个“反革命走资派”的儿子怎么有胆量迷上她。 当他们回到成都的时候，小黑去向他的街帮求助。他们晾着肌肉，拉着狼狗，出现在学校门口，他们把那个带头欺负人的孩子拽出教室。他在发抖，脸色惨白。但是，在街帮攻击那孩子之前，小黑因为心软，临时变卦，他请求舵手放那个男孩走掉。 怜悯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概念，被看做是愚蠢的表现。小黑甚至比以前更受欺负了。他胆怯的尝试寻求他的街帮再次帮他，但是，他们告诉他，他们不会帮助一个“小虾。” 小黑来到宜宾的新学校，他害怕再受欺负。让他惊奇的是，他受到了温暖的，几乎是热情的欢迎。老师们，管理学校的宣传队队员，还有孩子们---所有人似乎都听说过我父亲，他们在提到他的时候，都明确的表示敬仰。小黑立马儿获得了某种名誉。这个学校最漂亮的女孩成了他的女朋友。即使是最残暴的男孩对他也非常尊敬。对他来说很清楚，在宜宾，我父亲是一位令人敬重的人物，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他受到侮辱，婷夫妇大权在握。在婷夫妇的统治下，宜宾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儿。在派性斗争或者是用刑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人死了或者残了。我家的一个朋友逃过一死，是因为，他的孩子们去陈尸的地方收尸的时候发现他还在喘气。 宜宾人民一直在盼望着和平的日子，盼望着官员不滥用权力，盼望着政府让生活和工作运转起来。这种怀旧情怀聚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当时我父亲是区长。也是在那个时候，共产党最受欢迎---正好是在他们取代国民党之后，共产党结束了饥饿，建立起法律和秩序，但是，这些都是在他们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还有他们自己，毛泽东招致的饥馑）之前的事情。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我父亲成了美好的旧日时光的象征。我父亲被看做是传奇的好官，与婷夫妇形成了鲜明地对比。 因为他，小黑喜欢呆在宜宾---尽管，在学校，他没学到什么。教学的材料依然由毛泽东著作和人民日报的文章构成，没有人能对学生有任何权威---因为毛主席没有收回他完全取消正规学习的话语。 老师和工人宣传队都在努力争取小黑的帮助来加强班上的纪律。但是，在这里，即使是我父亲的名声也不管用，小黑最终受到一些男孩子的排挤，他们说他是老师的“狗腿子。”有谣言开始宣称，他在大街电灯杆下拥抱他的女朋友，抱女朋友是“资产阶级的罪行。”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权位置，他被要求写自我批评，他要进行思想改造。一天，女孩的母亲出现在学校里，她坚持说，要做一个外科检查来证明她女儿的贞洁。在着实地大闹一场之后，她领着她的女儿离开了学校。 在班上，小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一个很受欢迎的十七岁男孩，他有一个敏感的痛处：他母亲从来都没有结婚，但是，却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不同的不认识的父亲，这种事情在社会上是极端不寻常的，“非婚生育”被认为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尽管“非婚生育”已经被废除。现在，在一次迫害的潮流中，她被作为“坏分子”当众羞辱，男孩对他的母亲感到非常耻辱，他在私下里跟小黑说，他恨她。一天，学校要给最棒的游泳者颁奖（因为毛主席喜欢游泳），学生一致提名小黑的朋友当选；但是，颁奖宣布的时候，却没有提到他。很显然，一个年轻女教师表示反对：“我们不能颁奖给他：他的母亲是一个‘破鞋。’” 当男孩听说这个之后，他抄起一把菜刀，风一样地冲进教师办公室。一个老师将他拦住，同时，那个女老师赶紧跑掉藏了起来。小黑知道，这件事对他的朋友伤害有多大。头一次，那个男孩，被人看见，痛哭起来。那天夜里，小黑和其他男孩和他一起坐了一宿，试图来安慰他。第二天，他失踪了。他的尸体被冲上了金沙江的江岸。他在跳下去之前，捆住了自己的双手。 文化革命在文化现代化上没有做任何事情，它没有改变中国文化里的中世纪因素，它实际上让这些因素获得了政治的体面。“现代”专制和古代宽容互补。任何冒犯了古老的保守思想的人现在都会成为政治的受害者。 我在德阳的新公社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地区，丘陵上点缀着树丛和桉树。大部分农田都很好，一年主要有两次收获，一次是小麦，一次是稻米。蔬菜，油菜，和甜薯长得都很茂盛。离开宁南之后，对我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不用必须得爬山了，我可以平缓的呼吸了，而不是整天都在喘气。我不在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走路意味着得在狭窄泥泞的田埂上蹒跚而行。我经常摔倒，有时，为了抓住点什么，从而站稳，我经常把前面的人，通常是娜娜，推进稻田里。我也不在乎另一个危险，晚上行走：有被狗咬的可能，很多狗都有狂犬病。 我们刚到的时候，我们呆的地方挨着一个猪圈。夜里，我们伴着猪哼哼，蚊子嗡嗡，狗汪汪的交响曲入眠。房间里，闻上去，总是有一股猪粪味和蚊香味。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生产队在一块地方为娜娜和我建了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小房子，建房的地点曾经是用来打土坯的地方。这块地方比稻田的地势低，稻田和这地方仅隔着一条狭窄的人行小道，在春天和夏天，当稻田里灌满水的时候，或者在下完大雨之后，湿地的水就会从泥地上冒出来。娜娜和我就得脱下鞋，挽起裤管，蹚水进入小房。幸运的是，我们共用的双人床床腿很高，所以，我们睡在浑水上面大约两英尺的位置。上床也是一件麻烦事，床下放一个板凳，板凳上放一盆清水，我们爬上板凳，洗脚后再上床，居住在这样潮湿的环境当中，我的骨头和肌肉一直都在疼。 但是，小房子也很有趣味。当洪水退去的时候，蘑菇就会从床下，从墙角里冒出来。来一点儿想象的话，地板看上去有点儿像出自于神话故事。有一次，我把一勺豌豆撒在了地上，在水来了又去之后，一撮细嫩的瓣芽从纤细的茎秆上开起来，似乎就像他们刚刚被阳光唤醒，阳光从墙上木框的开口照进来，木框的开口就是我们的窗户。 景色，对我来说，永远充满魔力。我们房门的外面就是村里的池塘，池塘里，百合花和莲花长势茂盛。房前的小路通向一处山口，山口在大约350英尺高的地方。太阳在山口的后面降落，山口的四周是黑色的岩石。黑暗降临之前，银色的雾气就会笼罩在山脚下的农田之上。男人，妇女，和孩子在一天的劳作之后步行回家，他们行走在傍晚的雾气里，身上背着笆篓，手里拿着锄头镰刀，他们的狗来迎接他们，朝他们叫唤，跟他们撒欢。看上去，似乎，他们在云里遨游。炊烟从茅草房上曲曲弯弯地升起来。当人们为做晚饭而提水的时候，木桶在石井里哐当哐当地响着。能听见很大地说话声，人们正在竹林旁聊天，男人蹲在地上，吧嗒着他们又长又细的烟斗。女人既不抽烟，也不蹲着：人们传统地认为，抽烟和蹲着对女人来说是不得体的。在“革命的”中国，还没有人谈论要改变这些思想。 就是在德阳，我才逐渐地真正了解到，中国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从生产队长派活开始。所有农民都得干活，他们每人都会挣到一份固定数量的“公分儿。”积累起来的公分是年终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从生产队领到粮食，燃料，和其他日常生活必需品，再加上数量微小的现金。秋收之后，生产队要把一部分粮食作为税交给国家。然后，剩下来的就分给农民了。首先，量出来一个基本的数量，均等地分给每一位男性，每位女性都要比男性少四分之一。三岁以下的儿童只能分到一半的口粮。因为，一个刚过三岁的小孩显然吃不完一个成年人要吃的口粮，所以人们都想多要孩子。这个制度对生育控制起到了消极作用。 然后，剩余的粮食就要按每个人挣到多少工分来分配了。一年两次，所有农民都要集合开会来确定每一个人每日的工分。没有一个人会错过这些会议。最终，大多数年轻人和中年人会被分配每天十分，妇女八分。也有那么一两个人，他们被全村人公认，特别地强壮，会得到额外的一分。“阶级敌人，”例如以前村里的地主和他们的家人，要比别人少得两分，尽管有这样的事实，他们干活不比别人差，通常分配给他们的活是最累的活。娜娜和我，作为没有经验的“城市知青，”得到四分---仅仅和十几岁孩子挣得公分一样；我们被告知，这个公分是“起步”公分，尽管我们的工分从来没有涨过。 因为，单从每日的工分来说，同性别的每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之间没有什么差别，积累起来的公分数量主要依赖于一个劳动力干了多少天活，而不是依赖他干得怎样。这一直是在村民当中存在愤愤不平情绪的一个根源---这也是效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每天，农民都会眯起他们的眼睛观察，看看别人是怎样干活的，以防备他们自己被别人占了便宜。没有人想比跟自己挣同样公分的别人干活更卖力。妇女也觉着苦，因为，有的时候，男人跟她们干同样的活，却比她们多挣两分。不断地，总是有争论。 经常会这样，我们在田里花十小时干一个活，这个活，本来，五小时就可以干完。但是，我们得在那呆十小时，这样就可以算一整天了。我们干活动作缓慢，我们不耐烦地望着太阳看，希望它快点儿落下来，我们数着分钟等，直到哨声吹响，表示一天工作结束。不久，我发现，枯燥和干累活一样令人疲劳。(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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