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0)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人想在政府的僵硬计划之外干哪怕最小的一件事情，他都会觉得，生活总是像这件事这样，那么复杂，那么令人却步。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复杂得令人难以预期。当我正在计划安排怎样转户口的时候，晴天霹雳，中央政府发出一个规定，从六月21号起，冻结所有户口转移。现在已经是五月的第三周了。要锁定一个能接纳我们的真正的亲戚，并且及时办完所有的手续，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向文求助。他片刻都没有犹豫，主动提出要“创造”出那三封信来。伪造政府文件是非常严重的罪过，要被判刑蹲很多年监狱。但是，毛主席忠诚的红卫兵对我提醒他要小心的话只是耸了耸肩。 伪造的关键要素是印章。在中国，所有文件只有有印章盖在上面才生效。文擅长书法，能够刻政府印章这类的东西。他用肥皂刻印章。用一晚上时间，供我们三个人用的所有三封信就都准备好了。这三封信要花几个月时间才能搞到，要是我们幸运的话。文主动提出要和娜娜，和我一起回宁南，他要帮我们办完剩下来的手续。 当我要走的时候，我很痛苦，很纠结，因为这意味着得把我姥姥一个人留在医院。她催促我走，她说，她也要回家照看我的小兄弟们。我不想劝她：医院是一个非常令人压抑的地方。除了令人作呕的气味，还吵得令人难以置信。日日夜夜，呻吟声，撞击声，还有走廊里大声的谈话声。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大喇叭就会吵醒每一个人，还经常会有死亡，所有的病人都会看到死人。 她被允许出院的那天晚上，她感到后脊骨的底部针刺一样的疼痛。她不能坐在自行车的行李架上，所以，小黑带上她的衣服，毛巾，脸盆，热水瓶，和炊具骑车回家，我搀着她，和她一起走回家。那天晚上非常闷热，即使走得很慢，对她依然伤害很大，就像我看到的那样，当她使劲忍着，不呻吟出声的时候，她使劲地撅着嘴，浑身都在颤抖。我给她讲故事，跟她说闲话来转移她的注意力。那些曾经为步行道遮阴的悬铃树现在仅仅生出几条树枝，树枝上长着树叶---这些树，因为文革，已经有三年没有整枝了，那些建筑，这儿那儿地，到处都是伤疤，这是造反派之间激烈战斗的结果。 花了一个小时，我们才走了一半路。突然，天变得黑了起来，一股暴风突然刮了起来，暴风卷起尘土，还把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撕成碎片。我姥姥蹒跚而行，我紧紧地拥着她。大雨开始浇下来了，立马，我们就被完全淋湿了。没有地方躲雨，所以，我们只能挣扎着前行。衣服粘在了我们的身上，阻碍着我们前行。我喘着粗气。我姥姥娇小瘦弱的身体在我的双臂里变得越来越沉重。雨嘶叫着，泼洒着，风割痛我们湿透的身体，我感觉非常冷。我姥姥哭着说，“老天呀，让我死吧！”我也想哭，但我只是说，“姥姥，我们一会儿就要到家了-----” 然后，我听到车铃在响。“嗨，你们要搭车吗？”一辆脚踏三轮车骑了过来；一个年轻人骑在脚踏车上，他汗衫没有，敞着怀，雨水从他的脸颊上躺下来。他走过来，把我姥姥抱上敞篷的三轮车上，三轮车上还蹲着一个老人。他朝我们点头。年轻人说，这是他的父亲，他把他从医院接回家。他把我们送到家门口，我千恩万谢，他高兴地朝我们挥手告别“一点也不麻烦，”然后，消失在湿漉漉的夜幕当中。因为下着大雨，我一直都没问他的名字。 两天之后，我姥姥从床上起来了，她在厨房里忙乎着，擀饺子皮，准备招待我们好好搓一顿。她还是像往常一样闲不下来，开始整理我们的房间。我看到，她又过度干活了，就让她卧床休息，但是，她不肯听话。 到现在已经是六月初了。她不断地跟我说，我该走了，她坚持说，金明也该走了，去照看我，因为，上次，我在宁南的时候病得那么严重。虽然，金明已经满十六岁了，但是，他还没有被分配到一个公社去。我拍了一封电报，让我姐姐从宁南回来照顾我姥姥。小黑，当时已经十四岁了，保证说，可以依靠他，七岁的小方也庄重地做出了同样的宣言。 当我去和我姥姥道别的时候，她哭了。她说，她不知道她是否还能见到我，我抚摸她的手背，她的手背全是骨头，血管凸起，我把她的手背贴到我的脸上，我抑制自己，不让眼泪涌出来，我对她说，不久我就会回来。 一通儿长时间的寻找之后，我终于找到一辆去西昌地区的卡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就命令把很多非常重要的工厂（包括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镜工作的工厂）搬到四川，特别是搬到西昌，在西昌，一个新的工业基地正在被建设起来。毛泽东的理论是，四川的大山提供了最好的威慑，以防止美国人或俄国人的进攻。来自五个不同省份的卡车正忙着向基地运送货物。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一个来自北京的司机同意带上我们----金明，娜娜，文，和我。我们都得坐在敞篷卡车的后部，因为驾驶室得留给替班的司机。每一辆卡车都属于一个车队，车队在晚上会齐。 这些司机都有这样的名声，他们愿意带女孩，而不愿意带男孩，这一点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兄弟一样。因为他们几乎是唯一的运输资源，这可气坏了一些男孩。沿途，我看见贴在树干上的标语：“强烈抗议司机只带女性不带男性！”一些更胆大一点儿的男孩站在道路中间，试图强迫卡车停下来。我们学校的一个男孩因为没有及时跳开，被压死了。 从这些幸运的女性蹭车者当中，传出几则被强奸的传闻，但是，大多数都是一些浪漫的传闻。这些旅程促成了好多起婚姻。参加战备基地建设的司机享受某些特权，一个特权就是可以把他妻子的农村户口转到他居住的城市。一些女孩欣然接受这样的机遇。 我们的司机都很善良，行为都很完美。当我们停下来过夜的时候，他们在去自己的客房之前，都要帮助我们获得旅馆的床位，他们会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这样，我们就可以分享他们特别的饭菜，免费的饭菜。 仅仅有一次，我觉得，他们隐约有一点性的意思。在一个站点，另外一对儿司机邀请娜娜和我上他们的卡车，走下一段路程。当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司机的时候，他沉下脸来，用阴沉的语气说，“那就走吧，跟那些你们的好伙计走吧，要是你们更喜欢他们的话。”娜娜跟我互相对视着，窘迫地嘟囔说，“我们没有说，我们更喜欢他们。你们对我们都非常好-----”我们没有走。 文一直在照看着娜娜和我。他不停地警告我们要留神司机，要留神男人，男人通常都一样，要留神小偷，要留神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天黑以后出去也要留神。他还经常替我们拎包，为我们打开水。晚饭的时候，他会让娜娜，金明和我跟司机一起去吃饭，而他却呆在旅馆里为我们看包，因为偷盗事件频频发生。我们把饭菜给他带回来。 文从未对我们发出过一点儿性勾引的信息。晚上的时候，我们跨越边界，进入西昌，娜娜和我想在河里洗澡，因为天气那么热，夜晚又是那么美好。文为我们找到一处安静的河湾，我们在野鸭和摇曳的芦苇的陪伴下洗澡。月光照进河里，月亮的影子在河面上播洒出一圈银色的火花。文坐在路旁，刻意地背对着我们，为我们站岗。像很多年轻小伙一样，他是在文革之前的年月里培养长大起来的，他彬彬有礼。 要进入一家旅馆，我们需要出示我们单位开的介绍信。文，娜娜，和我都从我们在宁南的生产大队开出了介绍信，金明从他的学校开出了介绍信。旅馆不贵，但是，我们没有多少钱，因为我们父母的工资被大幅度的削减了。娜娜和我住一个宿舍，我们各占一张单人床，男孩子们也是一样。旅馆很脏，很简陋。上床之前，娜娜和我就会把被子翻来翻去找跳骚和虱子。旅馆的脸盆里通常会有一圈暗灰色或者是黄色的尘土。沙眼和真菌感染是很普通的事，所以，我们使用自己的脸盆。 一天夜里，大约十二点的时候，震耳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住在旅馆里的每个人都必须起床向毛主席做“晚汇报。”这种荒唐的活动和“忠字舞”属于同一类的东西。活动包括，在毛主席雕像或画像面前集合，反复诵读小红宝书里的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万岁，”一边喊，一边有节奏地摇动小红宝书。 半醒着，娜娜和我蹒跚着走出我们的房间。其它旅客也三三两两地走了出来，他们都在揉着眼睛，扣着上衣扣子，提拉着鞋的后帮。一句抱怨也没有，没有人敢抱怨。早晨五点的时候，我们还得干一遍这件事。这个被叫做向毛泽东“早请示。”之后，当我们上路的时候，金明说，“这个城镇的革命委员会的头儿一定是一个失眠患者。” 有一阵儿时间，对毛泽东的各种荒唐的崇拜形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诵读，戴毛主席像章，摇动小红宝书。但是，到1968年下半年，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起来的时候，偶像崇拜又进一步加剧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盘算着，最安全，最划算的做事方式就是不作为，除了提升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外---当然还有继续干政治迫害的勾当。一次，在成都的一家药店，一个老店员，戴一副灰色边框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毫无神采的眼睛，他没有看我，小声唱道“大海航行靠舵手----”接下来是一阵儿意味深长的停顿，我花了一阵功夫才意识到，我被认为得去完成下面的句子，这是林彪奉承毛泽东的谄媚语录。这样的交流刚刚被强化为标准的打招呼的方式。我只得小声唱出，“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 全国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下达命令，要求建立毛主席雕像。一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雕像计划在成都市中心竖立起来。为了接纳石雕，精致的古代宫殿的城门楼被炸掉了，仅仅在几年之前，我还曾开心地站在城楼之上。白色大理石得从西昌运来，特别的卡车，被叫做“忠心卡车，”把白色大理石从大山里运出来。这些卡车被装饰得就像游行队列里的彩车，卡车的前面装饰着红色丝带和巨大的丝质花朵。它们空着车从成都启程，因为它们是专门去运大理石的。那些运输供应物资去西昌的卡车也空着车回来：不允许它们弄脏将要构成毛泽东身体的材料。 当我们和把我们从成都带过来的司机告别之后，我们又搭上了这样一辆“忠心卡车”走最后一段去宁南的路程。途中，我们在一个大理石采石场停下来休息。一伙儿工人，光着膀子，正在喝茶，抽着烟斗，烟斗有一码长。其中一个人对我们说，他们不使用任何机械，因为只有仅凭双手工作才能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看见他赤裸的胸脯上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我感觉非常恐怖。当我们回到卡车上，金明评论说，像章很有可能是用胶布粘上去的，至于他们忠诚地用手采石，金明评论道：“他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机器。” 金明经常像这样做一些怀疑的评论，经常引我们发笑，在那些日子里，这是很不平常的，因为幽默是很危险的。毛泽东虚伪地号召“造反，”他不想要真诚地探究或怀疑。能够以怀疑的方式去思考是我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就像兵一样，金明也帮助我摧毁僵死的思维习惯。 我们一进入宁南，我的胃病就又犯了。宁南海拔5000英尺。我吃什么吐什么，世界似乎在绕着我旋转。但是，我们却不能停下来。我们得到我们的生产队去，得在六月21号之前完成我们转户口的手续。因为娜娜的生产队离得比较近，我们决定先去那儿。我们穿越大山，整整步行一天。夏日的洪流沿着山谷咆哮而去，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跨越洪流的桥梁，当文在前面蹚水测试水的深度时，金明把我驼在他尽是骨头的后背上。我们经常得走在羊肠小道上，羊肠小道在悬崖边儿上，宽约两英尺，脚下就是万丈深渊。我的几个校友夜间走这样的路时掉下去摔死了。滚烫的阳光照下来，我的皮肤开始脱皮。我口渴得不成，喝光了大家水壶里所有的水。当我们来到一条溪谷的时候，我趴在地上，大口的喝下河里凉爽的液体。娜娜试图阻止我。她说，要是不煮沸的话，即使是当地农民也不敢喝这水。但是，我都渴疯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当然了，紧接着的就是更厉害的呕吐。 最终，我们来到一座房子前，房前有几棵巨大的板栗树，板栗树伸展的枝条构成壮观的华盖。那家的农民请我们进屋。我舔着我干裂的嘴唇，立马儿就向炉子那移动，我看见炉子上有一个泥做的大碗，碗里很可能有米汤。在这里，在大山里，米汤被认为是最好喝的饮料，这家的主人好心地让我们喝米汤。米汤通常是白色的，但是，我看到的米汤是黑色的。从碗里发出轰地一阵声响，一大群蝇子从结冻的米汤表面上起飞了。我盯着碗里看，有几只苍蝇已经被淹死在那里了。我向来都是看见蝇子就恶心，但是，现在我端起碗，把蝇子的尸体弹出去，大口地将米汤倒进肚里。 我们到达娜娜的村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第二天，她的生产队长除了高兴，还是高兴，他给她的三封信盖了章，打发她走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农民已经明白了，他们得到的不是额外的帮手，而是要去喂的额外的嘴。他们不能将这些城市青年哄出去，但是，要是谁主动要求离开的话，他们就太高兴了。 我病得太厉害了，不能继续走回自己的生产队，所以文一个人出发去获取放我姐姐和我的盖章。娜娜和我们队里的其他女孩尽她们最大的力量来照看我，我只是吃喝那些煮过或重新煮过很多遍的东西，但是，我躺在那里，感觉很痛苦，惦记着我姥姥，惦记着她的鸡汤。在那些日子里，鸡肉被认为是了不起的美食。娜娜开玩笑说，我把胃里的动乱和馋美食的欲望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尽管如此，她和其他女孩，还有金明竭尽全力争取要买到一只鸡。但是，当地农民不吃鸡，或者不卖鸡，他们养鸡只是为了得到鸡蛋。他们按照祖宗的规定沿袭这一习俗，但是，有朋友告诉我们说，这儿的鸡感染了麻风，在这些大山里，感染非常普遍。所以，我也避开，不吃鸡蛋了。 金明决心要给我做一碗像我姥姥做的那样的汤，他要将决心付诸实践。在房前的一块开阔平台上，他用木棍支起一个圆形的大竹盖子，再在盖子下面撒上一些粮食。他在木棍上拴上一根绳子，他躲在门后面，手里攥着绳子的另一头，再把一面镜子放在这样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他可以监视半开的盖子下面的动静。成群的麻雀落下来争抢粮食吃，有的时候，一只斑鸠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金明就会挑选最佳时机，拉绳，拉倒盖子。由于他的创造力，我喝到了野味的汤。 房子后面的大山上长满了桃树，树上结满桃子，桃子都熟了，金明和几个女孩每天回来时都提回满满几篮子桃子。金明说，我千万不能吃生桃，他给我做桃酱吃。 我觉着自己被惯坏了，每天都在客厅里度日，望着远处的山峦，阅读turgenev和chekhov,书是金明为旅途准备的。我为turgenev书里的情调深深感染，我能背出“初恋”里的很多段落。 夜晚，蛇样儿起伏的山峦在燃烧，在黑暗天空的衬托下，燃烧的山峦的轮廓宛如一条凶猛的火龙。西昌气候干燥，森林保护规定没有得到强化，用火规定也不严格。因此，日复一日，大山都在燃烧，只有当峡谷挡住去路，或者当暴雨浇灭火焰的时候，燃烧才会停下来。 几天之后，文带着生产队批准我姐姐和我离开的文件回来了。我们立刻出发去找户籍管理员，尽管我还很虚弱，刚走几码远，就晕眩，眼冒金花。距六月21号仅有一周时间了。 我们到达宁南县城，我们发现，县城的气氛就像战时一样，到现在，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派别之间的激烈战斗已经停息，但是，像这个县城这样儿的遥远地区，战斗还在继续。失败的一方藏在大山里，他们一直在频繁的发动闪电攻击。到处都有武装警卫，成员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彝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更深的荒野地带。传说描述说，当他们睡觉的时候，他们不躺下来，而是蹲着，用双臂把头捂起来。派别的头目，他们都是汉人，忽悠他们，让他们干最危险的活，例如，打仗时在第一排，还有警卫。当我们找寻县户籍登记办公室的时候，我们经常得费力地向彝族警卫做长时间的，复杂的解释，我们使用手势，因为我们没有共通的语言。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他们端起枪，用枪瞄准我们，他们手指放在扳机上，左眼眯起瞄准。我们都快吓死了，但是，看上去还得若无其事。我们曾经得到过建议说，他们会把我们害怕的表示看作是犯罪的标示，他们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我们最终找到了户籍登记员的办公室，但是登记员没在办公室。然后，我们碰见一个朋友，朋友告诉我们，登记员跑出去躲起来了，因为成群的城市知识青年围住他让他解决困难。我们的朋友不知道登记员去哪儿了，但是，他告诉我们，一群“老知青”可能知道。 “老城市知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文革之前就去农村了。党一直在劝说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的青年去“建设一个辉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们受到的教育在农村会有用武之地。出于浪漫的热情，一些青年人响应了党的号召。农村生活残酷的现实，没有机会逃离，还有对政府虚伪的醒悟---因为从来没有官员的孩子去农村，即使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这群“老知青”非常友好。他们用非常棒的野味饭菜招待我们，主动提出要找出户籍登记员在哪。当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出去找他的时候，我们坐在宽敞的松木建成的走廊里和另一些人聊天，松木走廊面对一条咆哮着的河流，这条河叫黑水。在高处的岩石之上，一些白鹭单腿站立，白鹭的腿修长，纤细，它们抬起另一条腿做各式各样的芭蕾动作。另一些白鹭正在飞翔，潇洒地扇动着他们漂亮的雪白的羽翼。我还从没见过这些在空旷荒野之中的优雅舞者。 我们的主人用手指向河对岸的一个黑洞。从洞的顶部悬下来一把锈迹斑斑的青铜剑。洞穴是不可进入的，因为洞穴正好挨着湍急的河流。传说描述说，剑是诸葛亮放在那里的，诸葛亮非常出名，他是三世纪时古代蜀王国的聪明的宰相，他曾七次从成都出征，试图征服这里，也就是西昌地区的野蛮部落。我非常清楚这些故事，现在看到证据就在眼前，我感到非常兴奋。他七次抓获部落的首领，每次，他都将他释放，希望以他的宽宏大量来让他臣服。六次，首领都不为所动，继续造反，但是，在第七次之后，他就全心全意地效忠蜀国的国王了。这则传说的寓意是，要征服一个人，首先得征服他的心---这是一个毛泽东和共产党人都赞成的战略。我感觉有点逗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进行“思想改造，”---这样，我们就会自愿地服从命令了。这也是为什么要把农民树立为模范的原因：他们是最不寻根究底的人，是最顺从的臣民。 我思想的列车被我们的主人打断。我该怎么办，他们热情地给我出主意，让我给登记员一点暗示，告诉他我父亲的官位。“他会及时的砰地一声给你把章盖上，”一个乐呵呵的年轻人大声嚷嚷。因为我们学校的名声，他们知道我们是高干的孩子。对他们的建议，我感到很疑惑。“但是我们的父母已经不掌握这些官位了，他们已经被贴上了走资派的标签，”我犹豫地指出这一点。 “那有什么关系？”几个声音扫掉了我的担心。“你父亲是共产党老战士，对吧？” “是的，”我小声说。 “是高干，对吧？” “算是吧，”我嘟哝道。“但是那是在文化革命之前。现在----” “别在乎那个。有人宣布他被解职了吗？没有吧？这就好了，然后，你看，就像白昼一样清楚，党的官员的任期还没有结束。他会告诉你这一点”---乐呵呵的年轻人指着聪明的古代宰相挂剑的方向说。有意识，无意识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人民认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机构不能取代共产党管理机制。被淘汰的官员还会回来的。同时，乐呵呵的年轻人还在继续说着，他晃着脑袋，加强语气说：“这儿的官员没有人敢得罪你，给他们自己的未来制造麻烦。”我想起了婷夫妇结仇的非常可怕的事情。当然，中国人对此都非常敏感，他们都害怕那些掌权的官会报复他们。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问他们我该怎样向登记员做暗示，暗示我父亲的身份，听上去又不粗俗。他们都开怀大笑。“他就和农民一样！他们没有那种敏感。无论如何，他们不会看出有什么不同。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父亲是----的领导’”我对他们声音里的轻蔑语气感到吃惊。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知青，老的或者新的，在他们与农民一起生活之后，他们都养成了一种看不起农民的习气。毛泽东，当然了，曾经期望着相反的反应。 六月20号，我们找到了户籍管理员。我们奋力搜寻大山，在搜寻几天之后才找到他。我的暗示我父亲身份的彩排证明一点都没有必要。户籍管理员主动问我：“文革之前，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提了好多的个人问题之后，提出这些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不是出于必要。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很脏的手帕包裹。他打开包裹，露出一枚木质印章和一个圆的锡盒，锡盒里有海绵，海绵里浸着红色墨水。他很庄重地把印章按在海绵上，然后给我们的信盖了印章。 盖上那个至关重要的印章，并且，刚好，---还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还需要找那个负责户口簿的职员，但是，我们知道，那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已经获得了授权。我立马儿放松下来---放松到又开始注意胃痛和拉肚子了。 我挣扎着和其他人一起回县城。我们到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向政府招待所走去，招待所是一座两层小楼，毫无生气的立在一个有围墙的院落中间。门房空着，院子里也没有人。大多数房间的门都关着，但是，在顶层，一些卧房的门半开着。 在确信屋里没人住的情况下，我进了一间卧房。一扇打开的窗子朝向远处的田野，田野在倒塌的砖墙的外面。走廊的另一边是另外一排房子。这儿连个人毛都没有。从房间里有人用过的东西和茶缸里喝了一半的茶，我猜想，就在最近，有人曾在这里呆过。但是，我太累了，没工夫去想，为什么他或者她---或者其他什么人会荒弃这个建筑。我甚至都没力量关门了，也没脱衣服，就扑到床上睡着了。 我被大喇叭给弄醒了，大喇叭在诵读毛主席语录。有一条语录是：“要是敌人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他们！”我突然就完全清醒了。我意识到，我们的建筑正在遭到攻击。 我听到的下一个事情是，子弹在非常近的地方嗖嗖飞过的声音，还有窗户玻璃破碎的声音。大喇叭喊出了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名字，敦促他们投降。要不然的话，大喇叭尖叫着，进攻者就会炸掉这个建筑。 金明冲进屋里。几个拿着武器，头戴藤编头盔的人冲进我们对面的房间，对面的房间俯视着建筑的正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是一个年轻男孩，他扛着一杆枪，枪比他自己还高。没说一句话，他们就冲到窗前，用步枪枪托砸碎玻璃，开始射击。一个男的，他似乎是他们的长官，匆忙告诉我们，这座建筑曾经是他们的派别的司令部，现在正遭到他们对手的攻击。我们最好赶紧撤出---但是不能走楼梯，楼梯通向正面，那该怎么办呢？ 我们拼命的撕扯床单和被罩，弄出一根绳子一样的东西。我们把绳子的一头拴在窗框上，拉着绳子从两层楼上爬下来。当我们落地的时候，子弹呼哨着打进我们身边的硬泥里。我们弓着腰，向塌墙的地方跑。穿过塌墙，我们继续跑，直到我们感到足够安全了才停下来。天空和玉米地都开始显得很苍白。我们去投奔一个朋友，朋友就住在附近一个公社，到他那喘口气，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在路上，我们从一些农民那里得知，招待所已经被炸平了。 在我们的朋友那，一条信息在等着我。就在我们离开娜娜的村庄去找户籍管理员的时候，一封来自成都，来自我姐姐的电报拍过来了。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我的朋友已经把电报拆开了，他们在四处传递信息，这样，甭管谁看到我，都会通知我。 我就是这样得知，我姥姥去世了。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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