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9)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当然了，外面也没有什么乐子。我渴望着能读点什么，除了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家里能够找到的所有的书就是一本字典。其它所有的书都被烧掉了。我全身心的投入到字典当中，学习里面的个汉字，学习那些我没有背下来的字。 我把剩下来的时间花在照顾我七岁大的兄弟，小方身上，领着他四处溜达。有时候，他玩烦了，就朝我要玩具枪或者炭黑糖果之类的东西，炭黑糖果孤零零地摆在商店里。但是，我没有钱---我们的基本生活补贴非常少。小方，才七岁，他不懂得这个，就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打滚儿，蹬腿儿，嚎叫，撕扯我的衣服。我就会蹲下来哄他，最终，我也没辙了，就也开始哭。看到我哭了，他就会停止哭闹跟我和好。我们两个都累了，就一起走回家。 宜宾是一座很有情调的城市，即使是在文化革命的中期，弯曲的河流，静谧的山丘，远处地平线上的雾气，这些都在我身上唤起一种永恒的感觉，抚慰我，让我暂时忘记纠缠在身边的苦难。当黄昏降临的时候，满城都是的大字报和大喇叭就都模糊起来了，没有点灯的后街巷也被雾气封锁了起来，只有油灯的那点光亮才能划破一丁点儿暮色，灯光是从门缝和窗户缝中挤出来的。不时地，也会有一小块明亮的地方：一家小吃摊还开着，摊上没有什么可卖的小吃，但是，会有一张方形木桌立在步行道上，四条狭窄的长板凳围在木桌四周，板凳都是深棕色的，因为多年来又是擦，又是坐地，板凳变得闪闪发亮。木桌上会有一点豌豆大小的光亮，---那是一盏灯，是一盏烧菜籽油的灯。永远也不会有人坐在这些桌子旁聊天了，但是，摊主仍然让小吃摊开着。在以往的日子里，小吃摊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儿喝着五粮液，一边儿闲聊着。就着酒，吃着酱牛肉，酱闷猪舌，咸辣花生。这些空摊子唤起我对宜宾旧时的美好回忆，那时候，生活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所左右。 我刚一从后街巷出来，我的耳朵就遭到了大喇叭的攻击。每天至多会有十八个小时，市中心都非常吵闹，充斥着谴责和呼喊口号的声音，就算甭管内容，单是噪音的音量也令人难以忍受，我养成了一个技巧，迫使自己不去听任何东西，以保持自己神经正常。 四月的一天晚上，一段广播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党的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像往常一样，中国人民没有被告知，这个党的代表的最重要的集会实际上在做什么。一个新的顶层领导团队被宣布了出来。当我听到新的文化革命组织机构得到确认时，我的心沉底了。 这次代表大会，第九次，标志着毛泽东的个人权利体系正式建立起来。几乎没有上一届代表大会，1956年的代表大会，的高级领导进入这次代表大会。十七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四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李先念依然在位。其余的所有人，除了那些已经逝世的，都遭到批斗，并且被淘汰。这些人当中的一些人不久就去世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八大时是二号人物，自从1967年起就被监禁了，他在批斗会上被暴打。他被拒绝给药治疗他的慢性病糖尿病和新染上的肺炎，只有在他处在死亡边缘的时候，他才能得到治疗，因为毛夫人明确地命令，要让他活着，这样，九大就有了“活靶子，”在九大上对他的判决由周恩来宣读，判决说他是“罪恶的叛徒，内奸，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工贼，现代修正主义者{俄国人}，和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大会之后，刘少奇被准许死亡，他死得很痛苦。 贺龙元帅，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党军队的创建者，在代表大会仅仅两个月之后也死亡了。因为他在军队里操纵权力，他受到了长达两年半时间的缓慢折磨，他跟他的夫人说，缓慢折磨是“刻意要毁坏我的健康，这样，他们就可以谋杀我而不溅出一点血来。”折磨包括，在煮沸了的夏日，只允许他每天喝一小听水，冬天的时候，切断供暖，当气温连续数月保持零度以下时，拒绝给他药物治疗糖尿病。最终，当他糖尿病病情加重的时候，在被注射了大剂量的葡萄糖之后，他死了。 陶铸，是在文革开始时帮助过我母亲的一位政治局委员，在没有人性的条件下被监禁了将近三年时间，监禁毁坏了他的健康。不给他治疗，直到他的胆囊癌症恶化，周恩来批准做手术。医院的病房窗户永远地用报纸糊上了，他死在病床上时，或者在他死后，他的家人都不被允许见他。 彭德怀元帅也死于同样的漫长折磨，他被折磨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4年。他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要去外面看看树和阳光，他的医院病房窗户是用报纸糊上的，他被拒绝了。 这些和许多相类似的迫害都是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典型迫害方法。毛泽东没有签署死亡授权，他只是做出暗示，一些人就会自愿地去实施折磨，并且临场发挥，生出很多恐怖的折磨细节。他们的方法包括施加精神压力，身体摧残，拒绝给患者治疗，---或者甚至使用药物杀死患者。用这种办法造成的死亡在中国有一句特别的术语：迫害致死---“迫害造成死亡。”毛泽东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以“默许”的方式鼓励行凶者。这样就能使他干掉他的敌人，而不受到谴责。他负有推脱不掉的责任，但是，责任却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折磨人的人制造出了一些折磨人的方法。毛泽东的下属，为了取宠，猜测毛泽东的意图，想方设法取悦毛泽东，当然，他们自己也沉溺在施虐的倾向当中。 对很多顶层领导人进行迫害的恐怖细节直到很多年之后才被揭露出来。当这些细节被揭露出来之后，在中国，没有人感到震惊。因为，从我们自身的经历中，我们知道太多相类似的案例。 当我站在拥挤的广场收听广播的时候，新的中央委员会被宣读出来了。我非常恐惧地等待着听到婷夫妇的名字。中央委员会里有他们---刘洁婷和张希婷。现在，我觉得，我家的苦难是不会有头儿了。 之后，不久，一封电报拍过来，电报说，我姥姥曾经昏倒过，现在被弄到床上休息呢。她以前可没出过这样的事。俊英姑姑催促我赶紧回家照顾她。小方和我一起乘下一趟火车回到成都。 我姥姥快到六十岁生日了，她的坚韧最终还是被疼痛给征服了。她感到剧烈地疼痛，疼痛在整个身体中移动，然后集中在耳朵里。大院诊所的医生说，可能是神经痛，医生说，他们也没有办法治这病，除非她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我带她去了一家医院，医院距陨石街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 安坐在有司机开车的小轿车里，新的权力拥有者几乎不关心普通民众是怎样生活的。成都的公共汽车已经停运了。因为，对于革命来说，公交并不重要，人力三轮车运营被取缔，理由是，他们剥削劳动人民。因为剧烈的疼痛，我姥姥不能走路。她只能坐在自行车的行李加上，行李架上放了软垫，软垫被绑在车架上。我推着自行车，小黑扶着她，小方坐在自行车的车梁上。 医院还在运转着，这要感谢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在砖墙上，我看到了巨幅标语，标语是他们的更加好斗的同事贴的，好斗的同事指责他们“利用工作压制革命”---这是对坚持工作的人们的标准的指责。我们看的那个医生眼皮在痉挛，眼睛下面有黑眼圈儿，我猜想，一群一群的病人来看病，她一定很疲劳，除此之外，她还得忍受政治攻击。医院里人满为患，到处都是表情僵硬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有的脸上有青块，另一些人，肋骨折了躺在担架上---他们是批斗会的受害者。 没有医生能够诊断出我姥姥得了什么病。没有x光机或者任何其他的器械对我姥姥做全面的检查，医疗器械全都坏了。给我姥姥用了各种各样的止痛药。当这些药不管用了，她被接收住院。病房非常挤，病床一个挨着一个的挤在一起，甚至走廊里也排满了病床，仅有的几名护士葱葱地从一个病房跑进另一个病房，她们没法周全地照顾病人，所以，我决定和我姥姥呆在一块儿。 我回到家里，拿来一些炊具，这样，我就可以在那为她做饭了。我拿来一张竹席，我把竹席放在她的病床下方。夜里，我不断地被她的呻吟声弄醒，我就会从我的薄被子里爬出来为她按摩，按摩让她暂时舒坦起来，从床底下，能够闻到屋里很浓的尿味。每个人的尿壶都挨着床放着，我姥姥太注重干净了，即使是在晚上，她也坚持起床通过走廊去厕所。但是，其他的病人可不愿意这样麻烦，经常地，尿壶放几天都不去倒掉。护士忒忙了，她们没有精力关心这些小事。 我姥姥床边的窗户朝向前面的花园。花园里杂草丛生，花木的枝条都塌下来了。我第一次向外看花园的时候，看见几个孩子正忙着从一颗小木兰树上折花枝，小木兰树没几条花枝，花枝上还开着一两个花朵。成年人漠然地从旁边走过。摧残树木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家常便饭，因而，不会引起人们任何注意。 一天，从开着的窗子里，我看见兵，我的一个朋友，从自行车上下来。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我的脸突然感觉很热。我匆忙照着窗玻璃检查自己。在公众面前照镜子会招来指责，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分子。”我穿着一件粉色和白色相间的上衣，一种刚好被允许让年轻妇女穿的图案。又允许留长发了，但是，只能梳成两条辫子，我会犹豫好几个小时来考虑我该怎样梳我的辫子：两条边子是离得近点儿好呢，还是离得远点儿好呢？是直发，还是将末梢卷起一点儿好呢？编发辫的部分比松开的部分长一些好呢，还是相反？所有这些细节，都没完没了地需要做决定。关于衣服款式，国家没有相关的决定。是每一个其他人正在梳的发式，正在穿的衣服决定了日常梳发穿衣的规矩。因为视野如此狭窄，以至于，人们总是在考虑细微的变化。看上去与众不同，魅力无穷，又要和别人基本相似，让爱挑毛病的人不能明确的说出什么才是个色，这才是对创造力的真正考验。 当我还在琢磨我看上去怎么样的时候，兵走进了病房。他的形象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但是，他的某种气质让他与众不同。他有一抹愤世嫉俗的色彩，这在那个缺乏幽默的岁月里是很少见的。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父亲在文革前曾经是省政府的一名部长，但是兵和大多数其他的高干孩子不同。“为什么我就应该被送到农村去？”他说，实际上，因为他弄到了一张“不可治愈的疾病”的证书，他成功地没有去农村。他是第一个向我展示一颗具有自由智慧，嘲讽，寻根问底的头脑的人，这颗头脑不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任何东西。是他，开启了我内心的禁区。 直到现在，我都一直避开相爱的关系。我对我的家庭的忠诚，忠诚在逆境中更为加强了，盖过了每一样其他的感情。尽管在我当中，总是有另一个我，一个有性欲的我，性欲在渴望发泄出来，我还是成功地把这个我锁在里面。我知道，兵把我拉到了纠缠在一起的边缘。 在这一天，兵出现在我姥姥的病房，他的眼眶是黑的。他说，他刚刚被文打了，文是一个刚从宁南回来的年轻人，他是为护送一个女孩才回来的，女孩在宁南摔坏了腿。兵用刻意地漫不经心的口吻描述打架，他非常自得地说，文嫉妒他得到了更多我的注意和陪伴。后来，我听说了文的故事：他打兵，是因为他忍受不了他“那自大的笑容。” 文很矮，很壮实，手和脚长得都很大，还长着一口兔牙。像兵一样，他也是高干的儿子。他喜欢把袖管和裤管挽起来，再穿一双草鞋，打扮就像农民，和宣传海报上的模范青年的精气神一样。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回宁南继续“改造”自己。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很随意的说“紧跟毛主席，还能为别的什么吗？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有那么一会儿，我无言以对。我开始推测，人们只是在正式的场合才会喷出这类的行话，更进一步的是，他没有摆出很庄重的面孔，人们说这种话时一般都会表情庄重。他信口开河的说话方式让我觉得他是诚心诚意的。 文思考问题的方式没有让我想去避开他。文化革命已经教会我不要根据信仰来区分人，而是根据他是否够残酷，是否够恶毒。我知道，文是一个体面的人，当我要永久地从宁南走出来的时候，我需要帮忙，我找的是他。 我离开宁南已经两个多月了。没有规定来限制这个，但是，国家有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来确保我迟早都要回到大山里：我的户口登记已经从成都迁到了那里，只要我呆在城市里，我就没有口粮或者任何其他的定量。暂时地，我靠我家里人的口粮生活，但是，这样不能永远维持下去。我意识到，我得把我的户口迁到靠近成都的某个地方。 成都本身很成问题，因为不允许任何人把农村户口迁进城市。把一个在艰苦山区的户口迁到富裕一些的地方，像成都附近的平原，是被禁止的。但是这里也有漏洞：我们可以迁户口，要是我们在那里有亲戚，亲戚又愿意接纳我们。搞出这样一个亲戚来还是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多亲戚，没有人能够追踪所有这些亲戚的踪迹。 我和娜娜一起计划迁户口的事，娜娜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刚从宁南回来，她在试图找个办法从那里出来。我们把我姐姐也拉进了我们的计划，她还在宁南。要把我们的户口迁出来，我们首先需要三封信：一封出自一个公社，信上说，公社根据社里一个亲戚的介绍，愿意接收我们；第二封出自公社所属的县，信里表示支持第一封信；第三封出自四川城市知青局，批准转户口。当我们具备了所有这三封信之后，在宁南县户口登记处最后放我们之前，我们还得回到我们在宁南的生产大队以取得他们同意。只有这时，我们才会被给予最关键的文件，这个文件对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户口本---我们得把户口本交给我们下一个住地的政府管理机关。 (待续) 祝各位文友元宵节快乐 |
| 随便看 |
|
四季谷提供散文、诗歌、杂文、随笔、日记、小小说等优秀文学作品，并提供汉语、英语等词典在线查询，是专业的文学及文字学习免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