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7)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2“ 劳动改造思想”----到喜马拉雅山脚下（1969年1月---6月） 1969年，我父母，我姐姐，我的兄弟金明，还有我，一个一个地都被从成都下放了，我们都被送到了四川的偏远地区。几百万的城市居民被下放到农村，我们就在他们当中。用这种方法，年轻人就不能因为没事可做而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仅仅因为烦闷就制造麻烦，像我父母这样的成年人也有了“前途。”他们是旧的管理体制的一部分，旧的管理体制已经被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打发他们到边缘的农村去干累活，这是一项很容易就可以做出的决定。 按照毛泽东的浮华的说法，我们被送到农村，是去“接受改造。”毛泽东提倡，每个人都要“通过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了，也没有一个人要求澄清。仅仅是思考一下诸如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会被认为是背叛。在现实当中，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艰苦劳动，特别是在农村的艰苦劳动，总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心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军官---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去干艰苦劳动。 我们当中第一个被流放的人是我的父亲。1969年，新年刚一过完，他就被送到了西昌地区的米易县，西昌地区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东部边沿上，这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今天，中国的卫星发射基地就设在这里。西昌位于离成都300英里的地方，乘卡车需要四天的行程，因为那里没有铁路。在古代的时候，这一地区是做流放用的，因为，这一地区的山和水，据说，弥漫着神秘的“邪气。”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邪气”就是亚热带的病菌。 在那里，一个营地被建立起来，来接纳先前的那些省政府官员。在全中国，有几千个这样的营地。它们被叫做“干部学校，”但是，除了这个事实---它们不是学校之外，它们也不光只是为官员准备的。作家，学者，科学家，教师，医生，演员，这些人在毛泽东的一无所知的新秩序下变得没有用了，他们也被派到了那里。 在官员当中，不光像我父亲这样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被打发到营地去，多数他们的造反派同事也被流放了。因为新的四川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什么都接纳，不能对他们照单全收，因为革命委员会还得吸纳其他背景的人，例如工人，学生，和部队人员，来充实岗位。“劳动改造思想”成了处理那些多余的造反派的便捷方法。在我父亲的部里，仅有很少一部分人留在了成都。邵夫人成了四川革命委员会公共事务部的副主任。所有的造反派组织现在都被解散了。 “干部学校”不是集中营或者古拉格，但是，它们是孤立的被用做拘留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并且他们得在严密的监视之下干累活。因为，在中国，每一个可耕做的地区，人口居住都非常密集，只有在干旱和多山的地区才有地方来容留从城市里流放下来的人。住在营地里的人被认为可以自己生产粮食，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尽管他们照样还被发放工资，但是，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他们购买。生活非常艰苦。 为了给他的行程做准备，在他离开的前几天，我父亲被从他在成都的居留地释放出来。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见我母亲。她还被监禁着，他想，他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他写信给革命委员会，信写得尽可能地直截了当，他要求被允许去看她。他的请求被拒绝了。 监禁我母亲的那家电影院在那条曾经是成都最热闹的购物街上。现在，有一半的商店是空的，但是我兄弟金明经常光顾的卖半导体零件的黑市就在附近，他有时会看见我母亲随着被拘留的人的队伍走在大街上，他们手里都拿着一只碗和一双筷子。电影院里的食堂不是每天都开张，所以，被拘留的人，不时地，得出去买饭。金明的发现意味着，有的时候，我们等在大街上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母亲。有的时候，她没有和其他的被拘留者一起出现，我们就会很焦虑，很受折磨。我们不知道的是，见不到她的这些时候，就是她的精神病看守惩罚她，不允许她出去吃饭的时候，但是，也许，第二天，我们就能见到她，她在十个，或者十个左右的沉默并且表情僵硬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他们都低着头，都带着袖标，袖标上有四个邪恶的黑色大字：“牛鬼蛇神。” 有那么几天，我带上我父亲去那条街上跑步，我们等在那里，从黎明一直等到午饭时间，但是却没有见到我母亲的影子。我们走过来又走过去，在盖着霜的步行道上跺脚取暖。一天早晨，我们又一次看着浓雾抬升显露出那座毫无生气的水泥建筑，这时，我母亲出现了，因为有好多次在这条街上看见她的孩子，她迅速地抬起头看看这次我们是否在那里。她的眼睛碰到了我父亲的眼睛。他们的嘴唇在颤抖，但是，没有声音发出来，他们只是用眼睛锁定对方的眼睛，直到看守朝我母亲喊叫，让她低下她的头，在她走过街角好长时间之后，我父亲依然站在那里，眼睛愣珂珂地追踪着她。 几天之后，我父亲走了。尽管他很平静，很内敛，我还是能够察觉到一些迹象，他的神经处在崩溃的边缘。我非常担心，他可能会再次神经错乱，特别是现在，没有家人在身边，在孤独之中，忍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不久，我就决定，起身去他那里，去陪伴他。但是，要找到去米易的车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去这么遥远地方的公共运输服务已经瘫痪。所以，当几天之后，我被告知，我的学校要被派到一个叫宁南的地方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宁南距离他的营地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 1969年一月，成都的每一所中学都被派到了四川农村的某个地方。我们得住在村子里，和农民一起生活，得接受他们的“再教育。”确切的说，他们能教给我们的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毛泽东总是坚持，受过一些教育的人要比没有文化的农民低劣，他们需要改造，改造得更像农民。他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农民的手是脏的，脚上有牛屎，但是，他们要比知识分子干净多了。” 我的学校和我姐姐的学校里尽是一些走资派的孩子，所以，他们特别被送到一些破地方去。没有一个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孩子去这些地方。他们参军，与去农村相比，参军是唯一的，也是相当惬意的活法。从这时候开始，显示权利的一个最清晰的标记就是，谁谁的孩子在军队里。 总共，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移动之中，有一千五百万年轻人被送到了农村。在动乱之中，这是一种秩序的证明，行动快捷，组织良好，每个人都被发给了津贴，以帮助他们买替换的衣服，被子，床单，行李箱，蚊帐，和包裹行李卷的塑料布。工作做到了具体的细节，诸如为我们提供运动鞋，水瓶，和手电筒。这些东西多数都是为我们特别制造的，因为在严重缺货的商店里，这些东西是买不到的。那些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还可以申请额外的财政帮助。第一年的时候，国家还为我们提供零花钱和伙食定量，伙食定量包括大米，食用油，和肉。这些都是从我们被分配到的村子里征集来的。 从大跃进开始，农村已经被组织成公社，每个公社都由若干个村子组成，公社可囊括2000到个家庭不等。公社的下面是生产大队，相应地，生产大队管理几个生产小队。一个生产小队大体相当于一个村子。生产小队是农村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在我们学校，每八个学生被分配到一个生产小队，我们被允许挑选我们想要的同伴结成一组，我挑选了圆圆那个年级的朋友。我姐姐选择和我在一起，而不是和她的学校在一起：我们被允许选择和亲戚一起去一个地方。我的兄弟金明，尽管和我在一个学校，留在了成都，因为他还不到十六岁，十六岁是年龄界限。圆圆也没有去，因为她是独生子女。 我盼着去宁南。我还没有干艰苦体力劳动的体验，还几乎不知道艰苦的体力劳动意味着什么。我在想象着一种田园风光的环境，那里没有政治。一个从宁南来的官员来给我们做报告，他向我们描绘了亚热带气候的情形，天很高很蓝，大朵的红色木槿花，脚丫子那么长的香蕉，还有金沙江---长江的上游流段---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着光亮，河水在轻柔的和风中泛着波浪。 我一直生活在灰色的迷雾和和黑色的墙报标语当中，阳光和热带的植物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梦。我一边听着官员的报告，一边在大脑里描绘着一幅图画，我置身在一座开满鲜花的大山里，脚下流淌的是金沙江水。他提到了神秘的“邪气，”“邪气”是我在古典文学里曾经读到过的，但是，即使是这个也为这一地区添加了一抹古代的情调。对我来说，危险仅仅存在于政治运动当中。我还急着要去那里，因为，我想，我会很容易拜访我父亲。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我们中间还隔着不可逾越的英尺的高山。对地图，我向来都不怎么懂。 1969年一月27号，我的学校出发去宁南。每个学生被允许带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行李卷。我们被装进卡车里，我们大约每三十人被装进一辆车。车里仅有几个座位；我们大多数都坐在行李卷上，或者坐在车厢的地板上。一串卡车在乡村路上颠簸了三天，最终，我们到达了西昌的边界。我们穿越了成都平原，穿越了喜马拉雅山东部边缘的大山。我试图坐在靠后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看到从天上飘下的大雪和冰雹把整个宇宙弄成白色，而宇宙似乎又在瞬间晴朗起来，变成绿松石般湛蓝的天和令人炫目的阳光。这种瞬间幻变的大美令我无语。在西面远处升腾着一个差不多2500英尺高的山峰，山峰的那面是一片远古的荒原，荒原上生长着很多属于这个世界的植物。当我来到西部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每天都能见到的杜鹃花，菊花，多数玫瑰，和很多其他花卉都来自这里。这里还栖息着大熊猫。 第二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叫（asbestos）阿斯柏斯托斯县的地方，这个县是以它的一个主产品而命名的。在大山里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厕所了---两间土坯房，土坯房里有一些圆的公用的茅坑，坑的表层全是蛆。看见厕所里面令人作呕，看见厕所外面的人则令人恐怖。那些工人的脸色惨白，是铅的颜色，没有一点生气。因为恐惧，我向一个叫董安的善良的宣传部长询问这些僵尸一样的人是什么人，董安是带我们到达目的地的人，他回答说，他们是被判刑在劳改营工作的人。因为在阿斯柏斯托斯采矿是高危行业，没有任何安全和健康措施，所以，主要由劳改犯来干采矿的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遇见中国的古拉格。 在第五天的时候，卡车把我们卸在了位于一座山顶上的粮站里。宣传报道让我们期待着有一场锣鼓喧天的欢迎仪式，人们敲着鼓，摇着红色纸旗欢迎我们的到来，但是，所有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名公社官员来到粮站接见我们。他做了一个欢迎讲话，讲话用的全是报纸上的生硬术语。几十个农民在这里帮助我们搬运铺盖卷和行李箱。他们的脸色很空洞，令人难以捉摸，我听不懂他们讲话。 我姐姐，我，和其他两个女孩，四个男孩走着去我们的新家，我们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小组。四个为我们提行李的农民完全默不作声地跟着我们走着，他们似乎听不懂我们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也陷入沉默当中。我们鱼贯而行，走了四个小时，越来越深地走进墨绿色的大山的世界，但是，我太疲劳了，没有注意到大山的壮美。有一次，在我挣扎着将自己靠在一块岩石上喘上一口气之后，我环顾四周，极目远望，在广袤无边的山的世界，我们的小组似乎非常渺小，这里看不到路，看不到房子，看不到其他的人，只有掠过森林的飒飒的风声，还有暗流逆流而动的声音。我觉得，我迷失在这个寂静的，奇妙的荒野之中。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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