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6)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这次搬家，搬到陨石街，得依赖我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的智谋和勇气。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们又得到了我姐姐小鸿的男朋友，陈怡的帮助。 陈怡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官员。1949年之后，他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这部分是因为他不良的过去，部分是因为他患有肺结核病和胃溃疡。他干一些零散的工作，例如扫街，例如收自来水费，自来水是共用的。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重庆，在饥馑期间，因为饥饿使疾病加重，他们都死了。 陈怡是一名工人，在一家飞机发动机工厂工作，1968年初，他遇到了我姐姐。在工厂里，他像很多人一样，在主要的造反派组织里是一名表现不积极的成员，工厂的造反派隶属于8月26。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没有娱乐活动，所以，大多数造反派组织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歌舞团，歌舞团能表演几只经过批准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和颂扬毛主席的歌曲。陈怡是一个不错的乐手，他是这样的一个歌舞团的一名成员。尽管我姐姐不是工厂的人，但是，她热爱跳舞，她和圆圆，青青一起加入了歌舞团。不久，她和陈怡就恋爱了。他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确立了恋爱关系：有来自他姐姐和他的工人伙伴的压力，他们担心，与走资派家庭联姻会毁掉他的前程；有来自我们这些高干孩子的压力，我们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有来自不讲理的我施加的压力，我把我姐姐想过自己的生活的愿望看作是抛弃我们的父母。但是，他们的爱情存活下来了，并且，支撑着我姐姐度过了接下来的艰难岁月。不久，我就逐渐喜欢并且非常尊重陈怡了，我们全家人也都是一样喜欢并且尊重他。因为他戴眼镜，我们都喜欢叫他“眼镜儿。” 来自歌舞团的另一名乐手，眼镜儿的一个朋友，是一名木工，他是一个卡车司机的儿子。他是一个乐呵呵的年轻人，他长着一只大鼻子，鼻子大得非常可观，大鼻子让他看上去有点不像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我唯一能经常看到的外国人的照片就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非常小，非常遥远的阿尔巴尼亚是中国的唯一盟友---甚至北朝鲜都被认为忒堕落了。他的朋友昵称他为“阿尔，”阿尔是阿尔巴尼亚的简称。 阿尔推来一辆手推车来帮我们搬到陨石街。因为不想累着他，我建议，我们把一些东西留下来。但是，他要我们带上每一件东西。他一边朝我们满不在乎的笑着，一边攥紧拳头，屈伸胳膊，显示他突起的肌肉。我的兄弟非常羡慕，用手指捅他胳膊上坚硬的肌肉块。 阿尔对圆圆非常热心。搬家后的第二天，他邀请她，青青和我到他家吃中午饭，他家的房子和很多普通的成都的房子一样，没有窗户，泥地板，房子直接面向街道。这是我头一次进入到这样一家房子里。当我到达阿尔家前面的大街时，我看见一伙年轻人正在街角溜达。当他们大声地和阿尔打招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紧盯着我们转动。因为感到骄傲，他的脸红了起来，他走过去和他们说话。他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生动的笑容。它以一种很随意的口吻说，“我告诉他们，你们是高干的孩子。告诉他们，我和你们交朋友了，所以，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就可以得到特权商品了。” 我有点晕。首先，他所说的话似乎在暗示，人们认为高干的孩子有办法搞到消费品，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二，我很惊奇，和我们做朋友，他明显地感到非常快乐，在他的朋友们的眼里，和我们做朋友明显地带给他声誉。在这样的时刻，在我父母被拘留，我们刚刚被轰出大院的时刻，在四川革命委员会成立，走资派被淘汰的时刻，在文化革命似乎已经胜利的时刻，阿尔和他的朋友依然认为，像我父亲这样的官员还会回来的，他们明显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一次又一次地碰到人们这样的态度。每当我走出我们院子的大门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住在陨石大街上的人们的凝视。凝视是一种好奇和敬畏的混合物。对我来说，很清楚，普通民众认为，革命委员会比不上走资派，革命委员会只是个暂时的东西。 1968年夏天，一个新型的工作队过来接管了我们学校。新的工作队被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由没有卷入到派性斗争的士兵和工人组成，他们的任务就是恢复秩序。在我们学校，就像在其他所有的学校一样，宣传队召回了所有两年前文革开始时在学校上学的学生，这样，学生就处在了他们的控制之下。那些少数走出这座城市的学生被找到，并被电报召回。几乎没有人敢呆在原地不回来。 回到学校里，那些没有沦为受害者的教师都不教课了。他们不怕。旧的教材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毒药，”还没有人有足够的胆子来写新教材。所以，我们只是坐在教室里背诵毛泽东的文章，朗读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唱毛泽东的语录歌曲，或者聚在一起跳“忠字舞，”一边跳舞，一边摇动我们的小红宝书。 在全国范围内，把跳“忠字舞”作为一项强制完成的任务，这是革命委员会发出的主要命令之一。这种荒诞的扭动身体的舞蹈在各个地方被强制执行：在学校，在工厂，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火车站台上，甚至在医院里，那些还能动的病人都得跳忠字舞。 总体来说，被派到我们学校的宣传队还是相当仁慈的。其他的宣传队就不同了。成都大学的那支宣传队是由婷夫妇亲手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因为这所大学曾经是他们的敌人红色成都的司令部。燕和勇吃了很多苦，婷夫妇指示宣传队对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指控我父亲。他们拒绝了。他们后来告诉我母亲，他们如此敬仰我父亲的勇气，以至于，他们决定，他们要站在我父亲一边。 到1968年底的时候。全国所有高校的大学生就草草地全部毕业了，没有任何考试，就分配了工作。他们分散到了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燕和勇被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控告我父亲，他们就将没有前程。但是，他们坚持他们的立场。燕被派到四川东部大山的一个小煤矿工作，再没有比这项工作更坏的工作了。工作条件极端艰苦，实际上没有任何安全生产措施。女人得像男人一样，得依靠四肢在矿坑里爬行将煤篓拖出来。燕的命运部分是因为那时的扭曲的华丽语言造成的：毛夫人一直坚持女人要干和男人一样的工作。那时的一句口号就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妇女们知道，当他们被给予这项平等的权力的时候，她们得干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大学生被放逐之后，紧接着，像我这样的中学生发现，我们也要被放逐到遥远的农村和大山地区去干累折腰的农活。毛泽东刻意地要让我们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度过我们的余生。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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