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63) |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有一年多的时间，直到1968年底，我父亲和省政府前主要领导人一起反复进出拘留所。我们的公寓不断地被抄家，被翻个底朝天。拘留现在被叫做“毛泽东思想学习课程。”这些课程的压力是这样的，很多人向婷夫妇卑躬屈膝了；一些人自杀了。但是，我父亲决不让步，他拒绝了婷夫妇要他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要求。后来，他说，有一个可爱的家庭对他该有多么大的帮助。那些自杀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他们的家庭抛弃他们之后就自行了断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一被允许，就到拘留所去看望我父亲。但是，被允许的时候非常少。无论什么时候他回到家里作短暂停留，围绕在他身边的就都是我们对他的钟爱。 婷夫妇知道我父亲非常爱我母亲。他们企图通过她将他打倒。他们对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她揭发他。她有很多理由来恨我父亲。他没有邀请她的母亲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让她走了那么多痛苦的路程，她身处危机的时候，他没有对她表示多少同情。在宜宾，他拒绝让她去更好的医院生产，难产令她处于危险境地。他总是把党放在胜过她的优先位置上。但是，我母亲理解并且敬重我父亲---最主要的是她从没有停止爱我父亲。现在，他遇到麻烦了，她特别要站在他一边，不管遭受过多少苦难都不能令她去揭发他。 我母亲自己的部对婷夫妇让他们折磨她的命令装作没有听见，但是邵夫人那伙人愿意服从命令，与我母亲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些组织也愿意服从命令。统共起来，她去了大约一百多个批斗会。有一次，她被带到一个有一万人参加的批斗会上挨批斗，批斗会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举行。大多数参加批斗会的人都不知道她是谁。她还没有重要到那个程度，以至于到那么重大的群众集会上去挨批斗。 我母亲被指控干了所有坏事，特别是她曾经有一个军阀将军的父亲。事实是，薛将军去世时她刚两岁，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 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走资派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工作队在对他或她进行调查，调查他们 过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毛泽东要求对每一个为他工作的人的历史都要彻底调查清楚。在不同的时期，我母亲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工作队对她进行调查，最后一支工作队包含大约十五个人。他们被派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就是通过这样的调查，我母亲逐渐知道了她多年失去联系的老朋友和亲戚的下落。大多数调查者只是出去观光，回来的时候没有带来任何显示有罪的证据。但是，有一组回来时带来了一条“最新消息。” 回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在锦州，夏医生把一间房给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于五住，于五是我母亲的上司，负责收集军事情报，并把情报密送出城。于五的上线一直假装为国民党工作，当时，我母亲认识这个人。在文化革命期间，他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让他承认他是国民党间谍，他被施以残酷的刑罚。最终，他“承认”了，编出了一个间谍圈子，这个间谍圈子里就包括于五。 于五也被残酷用刑。为了避免牵连其他的人，他割腕自杀了。他没有提到我母亲。但是调查工作队发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声称她是“间谍圈子”的一名成员。 她十几岁时与国民党的那点联系也被拽了出来。1955年冒出来的所有那些问题现在又重来一遍，现在，调查的人不再提问这些问题让她回答。我母亲就是被简单的命令承认她是国民党间谍。她据理力争说，在1955年的调查中，她已经得到了澄清，但是，她被告知，当时搞调查的人的头目，邝先生自己，就是一个“叛徒和国民党间谍。” 年轻的时候，邝先生曾经被国民党监禁。国民党曾经承诺，要是他们在一个放弃信仰的声明上签字，声明将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他们就会释放这些地下共产党员。起初，他和他的同志都拒绝了。但是，党指示他们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他们被告知，党需要他们，不在意他们的假的“反共产党声明。”邝先生执行党的命令，他被适时地释放了。 许多其他人也都这样做了。在1936年的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六十一个被监禁的共产党员都是这样被释放的。“宣布放弃信仰”的命令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的，传达这个命令的是刘少奇。这六十一人之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共产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副总理，部长，和一些省份的第一书记。在文化革命期间，毛夫人和康生宣布说，他们是“六十一个大叛徒，大间谍。”这个裁定得到了毛泽东个人的支持。这些人都遭受了最残酷的刑罚。即使是那些与他们有一点遥远关系的人也都被卷入致命的麻烦当中。 遵循这个先例，成千上万的地下工作者和与他们有联系的人，一些为共产主义中国而战斗的最勇敢的男人和女人，被指控是“叛徒和间谍，”并遭受监禁，遭受野蛮的批斗会，遭受刑罚。按照后来的一个官方陈述说，在四川的近邻，云南省，有多人死亡。在北京的周围，河北省，有人被监禁和用刑，几千人死亡。很多年之后，我母亲得知，她的第一个男朋友，表兄胡，就在他们当中。她曾经认为，他已经被国民党正法了。但是，实际上，他父亲用金条把他从监狱中买了出来。还从来没有人告诉我母亲他是怎样死的。 邝先生在同样的指控下倒台了，在酷刑的折磨下，他企图自杀，但自杀未遂。1956年他对我母亲所做的澄清这个事实本身就被断言证明她有“罪。”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从1967年末到1969年十月，她进过各式各样的拘留所，有时进去，有时又出来。她情况的好坏主要依赖于她的看守。一些看守对她相当好---当她们独自看守她的时候。她们当中的一个人，是一位军官的妻子，给我母亲买治子宫出血的药，他还请求她丈夫帮忙，丈夫享受特权食品供应的供应证，她每周都带给我母亲牛奶，鸡蛋，和鸡肉。 由于有她那样的好心的看守，有那么几次，我母亲被允许回家呆上几天。婷夫妇了解到了这个情况，那个好心的看守被一个苦着脸的女人取代，我母亲不认识这个女人，她以折磨我母亲来取乐。当她心血来潮的时候，他就会强迫我母亲在院子里撅着站上几个小时。冬天的时候，她会强迫她跪在冷水里直到她失去知觉。有两次，我母亲被放在了被叫做“老虎凳”的刑具上。我母亲被逼迫坐在一个狭窄的板凳上，双腿伸直在身前。她的躯干被拴在一根柱子上，大腿被拴在板凳上，这样她就不能动弹，也不能弯腿了。砖块被塞在她的脚跟下。这种刑罚就是要毁掉你的膝盖或你的髋骨。二十年前，在锦州，在国民党的刑讯室，她曾经被威胁对她使用这种刑具。老虎凳的使用不得不停下来，因为那个看守需要男人帮助她往里塞砖；他们很不情愿地帮了她几次，但是，然后，他们就拒绝再粘老虎凳的边儿了。很多年之后，那个女人被诊断为精神病人，直到今天，她还在一所精神病院里。 我母亲在很多“供状”上签了字，她承认她对“资本主义道路”持同情态度。但是她拒绝揭发我父亲，并且，她否认任何对她的“间谍”的指控，这项指控，她知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牵连到其他人。 在她被拘留期间，经常地，我们不被允许去看她，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在她可能在的地方的外面的大街上转悠，希望能够看到她。 有一段时间，她被拘禁在一个被废弃的电影院里，电影院在一条购物街上。偶尔地，我们会被允许把送给她的包裹交给看守，或者能看看她，看上几分钟。尽管见面都不是出自她自己的意愿。当凶狠的看守执勤的时候，我们就得在冰冷的眼神下坐着呆着。1968年秋的一天，我去那儿送一个食物包裹，我被告知，包裹不能被接受。没有说原因，我被告知，不能再送任何东西了。当我姥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就失去了知觉。她认为，我母亲一定是死了。 不知道我母亲出了什么事，这让我们难以忍受。我领着我六岁大的弟弟小方去那座电影院。我们在电影院门口的大街上走来走去，我们用眼睛搜索二楼成排的窗户。我们顶破嗓门急切地呼叫“母亲！母亲！”路过的人盯着我们看，但是，我根本不理会他们。我就是想见到她。我弟弟哭了，但是，我母亲却没有出现。 很多年之后，她告诉我，实际上。她的那个精神病看守把窗户稍稍地打开了一点儿，这样，我们的声音就可以大一点儿。她对她说，要是她答应揭发我父亲，承认自己是国民党间谍，她可以立马儿见到我们。“要不然的话，”那位看守说，“你可能永远不能从这座楼里活着出去。”我母亲对此说不。我们叫她的全过程中，她用她的手指甲抠她的手掌心，以阻止她的眼泪落下来。（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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