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9) |
正文 |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在二月下旬的时候,一架飞机在成都上空做低空飞行,飞机播撒了传单,传单从铅色的天空中飘落下来。传单上印着一封信的复印件,信的注明日期是2月17号,信上有中央军委的签名,中央军委是顶级的军事机构,由高级军人组成。这封信告诉造反派停止他们的暴力行动。尽管这封信没有直接谴责文化革命,但是,显然,它要让文化革命停下来。一位同事给我母亲看了传单。我父母有了一线希望。也许,中国备受人们尊敬的老帅们要干预文革了。为支持元帅们的号召,成都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穿越了成都市中心的主要街道。 传单是北京一场内部动荡的结果。一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号召军队支持造反派。大多数军事领导,---国防部长林彪除外,---都非常愤怒。在2月14和16号,他们和政治领导一起开了两次长会。毛泽东自己没有参加会议,他的副手,林彪也没有参加。周恩来主持会议。元帅们和还没有被清洗的政治局委员们联合在了一起。这些元帅都曾经是共产党军队的统帅,是长征老战士,是革命英雄。他们谴责文革迫害无辜的人民,动摇国家的基础。其中一名副总理,谭震林,愤怒地说道,“我跟着毛主席,跟了一辈子。现在我不想跟他走了。”紧跟着这些会议之后,元帅们开始采取措施试图阻止暴力活动。因为,暴力在四川特别严重,他们特别为四川省发了2月17号的信。 周恩来拒绝支持多数人,他站在毛泽东一边。个人迷信已经赋予了毛泽东魔力。对反抗的报复非常快捷。毛泽东精心安排围攻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局委员和军事统帅,抄他们的家,给他们开野蛮的批斗会。当毛泽东传话下去,要惩罚元帅们的时候,军队不肯动弹,他们支持元帅。 这唯一一次微弱地企图对抗毛泽东和文革的举动被命名为“二月逆流。”国家发了一个叙述二月逆流的选集,这个选集策动起更强烈的反对走资派的暴力行动。 二月的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看到,实际上,大家都反对他的政策。这导致他彻底抛弃---除了保留名字之外---党。政治局被文革领导小组有效取代。林彪不久就开始清洗忠于元帅的司令。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个角色被他的个人办公室接管,他通过他的夫人控制这个办公室。毛泽东的小集团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宫廷。宫廷结构里有夫人,表亲,和谄媚的侍臣。毛泽东派代表到各省去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成了他个人权力的新的工具,革命委员会从高到低,一直到基层,取代了党的体系。 在四川,毛泽东的代表是我父母的老相识,婷夫妇。我们家离开宜宾之后,婷夫妇实际上控制了这一地区。婷先生成为地委书记,婷夫人是首府,宜宾市的党委书记。 婷夫妇利用他们的位置忙着没完没了的搞迫害,忙着解决个人恩怨。有一个案例涉及到一个男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的时候,他曾经是婷夫人的警卫。有那么几次,她试图勾引他,一天,她抱怨说她肚子疼,让这个年轻人为她按摩肚子,然后她把他的手向下引向她的私处,那个警卫立马儿抽回他的手走开了。婷夫人指控他企图强奸她,这使他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三年。 一封匿名信暴露了这个事情的全过程,匿名信递到了四川党委,四川党委命令调查。作为被告,婷夫妇被认为是不能看这封信的,但是,他们的一个狐朋狗友把信给他们看了。他们让宜宾政府的每一个成员就某个问题或其它问题打报告以查对他们的笔迹。他们根本不可能查出信的作者,但是,调查也没有结果。 在宜宾,官员和普通人一样都害怕婷夫妇。频繁的政治运动和配额制度为他们干害人勾当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1959年,婷夫妇干掉了宜宾地区的区长,1953年,这位区长接任了我父亲的职位。他是长征老战士,非常受欢迎。这让婷夫妇非常嫉妒。人们叫他“草鞋李,”因为他总是穿着农民的草鞋---这是一种标志,标明他亲近他扎进土壤里的根。确实是这样,大跃进期间,他表现出他对强迫农民炼钢没有什么兴趣。1959年,他对饥馑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婷夫妇诋毁他,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被贬职到一家啤酒厂当食堂采购员。饥馑的时候,他死了,尽管他的工作本来意味着,他比大多数人有更好的机会填饱肚子。尸检报告显示,他的胃里只有草。直到死,他一直都是一个诚实的人。 另一个案例,也发生在1959年。案子涉及到一位医生,他被婷夫妇指控为阶级敌人,因为他给一个饥饿的受害者做了真实的诊断证明。---饥馑是不能被公开说出来的。 有一大堆像这样的案子。---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省机关指控婷夫妇。1962年,当温和派在中央政府占上风的时候,他们对先前的运动做了一次全国范围的调查,给很多受害者平反昭雪。四川省政府组织了一支工作队对婷夫妇进行调查,工作队发现婷夫妇有粗暴地滥用权力的罪行。他们被解职,并被拘留。1965年,总书记邓小平签署了一道命令,将婷夫妇开除出党。 文革开始的时候,婷夫妇设法逃脱,并跑到了北京。在北京,他们向文革领导小组提出申诉。他们把自己说成是坚持“阶级斗争”的英雄。因为这个,他们声称,他们被旧的党的机关迫害。在信访办公室,我母亲有一次实际上碰见过他们。他们热情地询问我母亲在北京的地址,我母亲拒绝把地址给他们。 婷夫妇被陈伯达看中了,陈伯达是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之一。在延安的时候,他是我父亲的老上司。通过他,毛夫人接见了他们,而且,立马儿,她就把他们看做是与她臭味相投的人。毛夫人对文革的动机除了解决个人过结之外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玩的都是小人的把戏。她插手了对刘少奇夫人的迫害。因为,就像她自己对红卫兵讲得那样,她对刘夫人和她的丈夫,国家主席一起海外旅行感到很愤怒。毛泽东仅仅出国过两次,两次去的都是俄国,而且两次都没有带毛夫人去。更糟糕的是,在国外旅行期间,人们看见刘夫人穿戴着考究的衣服和首饰,在毛泽东节俭的中国,没有人能穿戴这样的衣服和首饰。刘夫人被指控为是cia的代理人,并被投进监狱,只是逃过了一死。 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在她遇到毛泽东之前,毛夫人在上海曾经是一个低档的演员。她感到,在那里,她得不到文人雅士的支持。一些文人雅士是共产党的地下党领导。这些地下党领导,在1949年之后,都成了中央公共事务部的领导人物。部分的是要报复三十年前在上海她受到的真的或想象出来的羞辱,毛夫人不遗余力的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寻找“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的元素。当毛泽东在饥馑时期退却的时候,她设法与毛泽东更加亲近,在他耳畔吹送非常恶毒的枕头风,目的就是要让她的仇人倒台。她指控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整个体系,意思是指全国范围内所有的公共事务部。 她还报复从上海时期过来的所有男演员和女演员,他们曾经激惹起她的嫉妒心,一个叫王英的女演员曾经饰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毛夫人曾经觊觎要得到的角色。三十年之后,在1966年,毛夫人将王英和她的丈夫投进监狱终生监禁。1974年,王英在监狱里自杀。 还有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叫孙维世,几十年前,在延安,和毛夫人一起在同一部戏中出现在毛泽东面前。孙的演技明显要比毛夫人强一些,她在顶层领导人当中,包括毛泽东在内,非常受欢迎。作为周恩来收养的女儿,她觉得她不需要巴结毛夫人。1968年,毛夫人将她和她的丈夫逮捕并用刑折磨致死。即使是周恩来的权力也不能保护她。 口口相传,逐渐地,毛夫人徇私仇的事情就被普通民众所熟知;她的性格也在她的讲话中暴漏出来,这些讲话频繁地出现在大字报上,差不多所有人都恨她。但是,在1967年初的时候,人们还很少知道她的罪恶。 毛夫人和婷夫妇属于同一种类的人,在毛泽东的中国,他们有一个名字---整人,“害人的官员。”他们忙于整人,整人不知疲倦,整人一意孤行,他们用血腥的方法整人,他们整人真的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1967年三月,毛泽东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宣布,婷夫妇被平反昭雪,并被授权组织四川革命委员会。 一个叫四川预备革命委员会的过渡的权力机关建立起来了。这个机关包括两名将军和婷夫妇。两名将军是成都军区的政委和司令。(成都军区是八大军区中的一个军区)毛泽东曾经颁布法令,每个革命委员会都要由三部分组成:当地部队,造反派的代表,和“革命官员。”后者要从先前的官员中选出,这个由婷夫妇自行决定,他们实际上操纵着革命委员会。 1967年3月下旬,婷夫妇来看我父亲。他们想招他进革命委员会。我父亲,因为诚实和正直,在同事中享有很高的荣誉。即使是婷夫妇也欣赏他的品质,特别是当他们知道在他们蒙羞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像有些人一样,对他们落井下石。除此之外,他们也需要像我父亲这样有能力的人。 出于客套,我父亲招待了他们,但是,我姥姥却热情地欢迎他们。她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关于他们寻仇的事情,并且,她知道,是婷夫人授权给我母亲用珍贵的美国药,在我母亲还怀着我的时候,美国药治愈了她的tb。 婷夫妇走近我父亲房间的时候,我姥姥迅速的和了面,不一会儿,声音很大,很有节奏的切菜声就充溢了厨房。她切了猪肉,切了一捆嫩葱,撒上各种香料,再浇上热菜籽油,再撒上辣椒粉,就准备好了欢迎客人的水饺的馅料。 在我父亲的书房,婷夫妇对我父亲说了他们平反的事情和他们新的身份。他们说,他们到他的公寓来,是因为造反派和他们简单说了他遇到的麻烦。然而,他们说,在早些年,在宜宾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一直都很喜欢他,现在,他们依然很敬佩他,他们想再次和他一起工作。他们承诺,要是他合作的话,他以前说的所有得罪的话,做的所有得罪的事都可以被忘掉。不光如此,在新的权力机构里,他还可以东山再起,例如,负责四川所有的文化事务。他们说得很清楚,对他们提供的差事,他是不可以拒绝的。 从我母亲那里,我父亲听说了婷夫妇得到的任命,我母亲是从大字报上读到这个事情的。当时,他曾经对我母亲说:“我们绝不能相信谣言。这是不可能的。”看到这对夫妇被毛泽东安置在这样至关重要的位置上,这对他来说是难以置信的。现在,他努力抑制着他厌恶的感觉,他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美意。” 婷夫人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在帮你一个大忙,别人会跪下来求我们帮这个忙的,你还没有认识到你处的境地吗,没认识到现在我们是谁吗?” 我父亲的火儿起来了。他说,“甭管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自己负责。我不想和你们混在一起。”在接下来的话语交锋中,他继续说,他认为,他们受到的惩罚是公正的,他们永远都不应该被赋予重要工作。婷夫妇被气晕了,他们告诉他,要小心他所说的话,是毛泽东亲自为他们平反,并且称他们是“好官”的。 我父亲的怒气刺激着他继续往下说。“但是,毛主席不知道你们干的所有的事情。你们是什么‘好官’呀?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父亲勒住没有说“罪行”这个词。 “你竟敢挑战毛主席的话。”婷夫人大声嚷道。“副统帅林彪说:‘毛主席的每句话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话。’” “要是能一句话等于一句话,”我父亲说,“就已经是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了。作为一个人,一句顶一万句是不可能的。副统帅说的话是虚夸,不应该当真。” 按照他们之后的述说,证明婷夫妇不敢相信他们的耳朵,他们警告我父亲说,他的思维方式,谈话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反对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对此,我父亲说,他倒喜欢有一个机会就整个事情和毛泽东进行讨论。这些话带有如此的自杀性,以至于,婷夫妇没有话可说了。沉默一阵之后,他们站起来,走了。 我姥姥听到了愤怒的脚步声,她从厨房里冲出来。她的手上还粘着面粉,她正在包着饺子。她和婷夫人撞了个满怀,她请这对夫妇留下来吃午饭。婷夫人没有理她,风一样地走出公寓,下楼时,踩跺着楼梯。下到平地的时候,她停下来,回过头,怒气冲冲的对我父亲说,我父亲也随着他们出来了,“你疯了吗?我再最后一次问你:你还拒绝我的帮助吗?你知道,我现在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我父亲说。“你和我是不同种类的人。” 我姥姥站在最高的那节台阶上,她是那么的吃惊,那么的恐惧,我父亲根本不管她,就径直进了他的书房。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他又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砚台进了浴室。他向砚台里滴了几滴水,然后又沉思着走回书房。然后,他坐在书桌前,开始一圈一圈地在砚台里研墨,墨被研成很浓的黑色液体。他在自己面前展开一张纸。没用多大功夫,他就写完了给毛主席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毛主席,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另一个共产党员,我向您申诉,停止文化革命。”他继续描述说,文革将中国置于灾难之中。信以这样的话结尾:“我担心,要是给像刘洁婷和张希婷这样的人权力,让他们来管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话,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将处于最糟糕的境地。” 他在信封上写上邮递地址“毛主席,北京,”他带上这封信来到街头的邮局。他以航空邮寄的方式邮寄这封信。柜台后面的职员接过信封,看了一眼,保持一种完全不动声色的表情。然后,我父亲走回家里,---等。(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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